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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法院2018年度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CR.45932745

福州法院2018年度商事审判十大案例


发布日期:2019-05-24



  危困企业重整价值的识别及经营模式的创新
  ——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破产重整案
  裁判要点
  1.破产重整案件的立案审查主要围绕企业重整价值和挽救功能的识别审查,法院在审查过程中可结合债务人现有资产情况、债务人股东意愿、行业发展前景、品牌价值等因素作综合分析。
  2.重整期间经营控制权主体为管理人,在债务人自营方案未经债权人会议通过的情况下,采取以债务人原经营团队受托代加工持续经营、管理人财务监管、法院总协调的经营模式,做到“破产不停产”,以确保破产财产经营价值最大化。
  3.为保障债务人经营管理的延续性、市场经销网络的稳定性,提高债权清偿比例,法院可许可无过错的股东作为联合重整方参与重整。
  基本案情
  福建亚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亚通公司”)设立于1994年6月19日,注册资本27000万元,现有员工330人,是一家专业从事塑料管道产品研究和制造的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其持有的“亚通”品牌是中国管道行业十大品牌、中国驰名商标,在国内外享有声誉,产品位居同行业领先地位。因投资不善、业绩下滑,亚通公司从2016年起出现债务危机,陷入资不抵债的困境。亚通公司以其资不抵债为由申请破产重整,基于未来“海绵城市”的规划建设对高科技、高品质的管道有大量需求的企业发展前景,亚通公司具有较大重整价值,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遂于2018年2月28日裁定受理该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
  本案中,申报债权共有268笔,债权总额24.37亿元,经审查确认债权247笔,债权总额12.599亿元。因亚通公司欠税,税务机关拒绝开具增值税发票,债权人对亚通公司原管理层极度不信任,否决了亚通公司自营的方案,福州中院一方面协调福清市税务局准许按亚通公司实际营业额领购增值税发票的结果,另一方面指导管理人实行原经营团队继续以代加工模式经营、管理人财务监管、法院总协调的经营模式,使得重整期间亚通公司的产能、市场占有率及品牌价值得以维持,各项收入不减反增,增强了职工及债权人的信心,同时为招募重整投资人成功重整奠定基础。
  因亚通公司盘子较大,涉及13家子公司、数百门店及大量债务人,使得投资人招募工作异常艰难。福州中院指导管理人通过全国影响力的报纸、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元媒体平台向国内外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经不懈努力,福建汇易智投资有限公司与亚通公司大股东福建亚通建材有限公司达成联合重整协议,联名向法院及管理人申报作为重整方。因福建亚通建材有限公司是在亚通公司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形下受让境外股东的股权,意图盘活公司经营状况,故其对亚通公司发生破产事由不具有过错,福州中院对其参与重整的主体资格予以确认。经管理人谈判,联合重整方拟定以“现金清偿+债转股”方式清偿债权,由福建汇易智投资有限公司负责出资清偿债务,由福建亚通建材有限公司让渡股权并负责市场营销网络的重整计划草案,在确保劳动债权及税收债权全额清偿,有财产担保债权担保价值全额清偿、余债按普通债权受偿的情况下,将普通债权模拟破产清偿率1.554%提升至20万元以下普通债权部分100%清偿、超过20万元债权部分按5%清偿,明显提高了普通债权清偿率,有效保障了247家债权人共计12.599亿元债权的利益。
  裁判结果
  2019年1月15日,债权人会议经分组表决,各组均高票或全票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经管理人申请,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1日作出(2018)闽01破1号之三民事裁定:批准亚通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
  裁判意义
  本案中,法院积极发掘企业重整价值,创新探索企业重整方案,充分发挥破产重整的挽救功能,优化营商环境,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一是注重受理前的重整价值识别审查。本案综合债务人“亚通”管道的中国驰名商标品牌价值、全国100多家经销门店的庞大市场经销网络以及未来“海绵城市”规划建设对管道行业的有利前景等各项因素,进行重整价值及挽救可能性的市场化识别审查,裁定受理破产重整申请。二是创新重整期间的受托代加工经营模式。采取原经营团队受托代加工方式继续经营、管理人财务监管、法院总协调的经营模式,协调推动税务机关搁置欠税债权而准许按实际营业额领购增值税发票等府院联动机制,稳定了职工就业及市场营销网络、品牌价值,也为危困企业重整期间如何正常经营提供切实可行的成功经验借鉴。三是许可债务人股东作为联合重整方。因福建亚通建材有限公司是在债务人严重资不抵债的情形下受让境外股东的股权,意图盘活公司经营状况,其对债务人发生破产事由不具有过错。通过债务人大股东与重整投资人作为联合重整方对企业进行重整的方式,既保障重整企业经营管理的延续性、市场经销网络的稳定性,又保证债权清偿比例的提高、盈利能力的提升。
  本案遵循《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关于破产重整的市场识别审查、法院参与重整计划制定的沟通协调等精神,通过市场化、法治化重整方式保全了330名在岗职工的生计和全国上百家经销商门店的继续经营,并为其即将进入重整程序的子公司提供可复制范本。亚通公司重整的成功将产生示范效应,让具有重整价值的危困企业看到司法重整的良好效果,引导企业积极申请重整,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案入选《全省法院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保障民企发展典型案例》。
  [审判人员:吴华、雷晓琴、陈光卓、官永琪(承办人)、魏昀;编写人:林秀榕、官永琪]


  “职业打假人”网购“三无”食品时的权利保护界限
  ——黄海禹诉临沂商城众鑫干果商行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点
  1.消费者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主张十倍价款赔偿的,不应以损害结果为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
  2.“职业打假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并通过诉讼手段以获取相对原商品价值的大额赔偿,与《食品安全法》保护消费者的立法本意不符,不属于法律保护的对象。
  3.基于购买“三无”食品所形成的买卖合同因标的违法而无效,商家应向购买者退还相应货款,所涉商品及商家由法院向监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的方式依法进行处理。
  基本案情
  2017年7月12日,黄海禹以其在淘宝网站上向淘宝商家众鑫干果行购买了10份进口芒果干,每份1000g,单价为65元,合计650元。黄海禹收到上述产品第二天仅少量品尝后,大部分产品未进行食用。现黄海禹以众鑫干果行上述产品及外包装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为由,诉至法院。另查明,众鑫干果行系经核准登记成立的预包装食品批零兼营的个人独资企业。
  裁判结果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于2018年2月13日作出(2017)闽0181民初5100号民事判决:驳回原告黄海禹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黄海禹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8日作出(2018)闽01民终4450号民事判决:一、临沂商城众鑫干果商行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黄海禹返还货款650元;二、驳回黄海禹的其他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一审法院认为,案涉芒果干为进口预包装食品,其预包装的标签上没有以中文载明食品的原产地以及境内代理商或进口商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确不符合《食品安全法》关于预包装食品标签标明事项的有关规定,但标签标识瑕疵与食品本身的安全性系不同概念,案涉芒果干属于无毒、无害、对人体健康无害的食品,且该类食品在市场上均有销售,消费者对其通常均会有正常的认知,故其标签内容的瑕疵,并不影响食品安全,亦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故对其主张价款十倍赔偿的诉请,依法不予支持。
  福州中院审理认为,一、案涉芒果干包装上除食品名称外再无生产成分、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原产地等其他事项予以标明,已违反上述明确规定,应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在未经专业检测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对其安全性予以确认有失公允。二、关于消费者主张十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是否应以损害结果为要件问题。《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款与第二款系分别对“消费者因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受到损害”和“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两种不同情形下,消费者权利主张及选择的规定,二者并非递进关系。第一款规定的是补偿性民事责任,即生产者或销售者违反《食品安全法》给消费者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的责任,而第二款既有补偿性民事责任,也有惩罚性民事责任。《食品安全法》相较于《侵权责任法》属于特别法,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原则以及《侵权责任法》第五条关于“其他法律对侵权责任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的规定,当消费者购买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时,其权利依据应是《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故该条款规定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不属于特殊的产品责任,不应以损害结果为责任承担的构成要件。三、关于黄海禹是否属于上述第二款规定主张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权利主体问题。上述第二款已明确规定权利主体是消费者,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关于消费者的定义,可见《食品安全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本意是保护购买商品目的是为生活消费而非牟利的普通消费者。案涉芒果干属于三无食品之情形,且众鑫干果行在网络购物网页上已对案涉芒果干详情进行描述并有食品包装外观图片客观展示,可见黄海禹系明知案涉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仍予以大量购买(一次性购买十包),并再次以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提起本案诉讼主张十倍价款赔偿,其购买行为显然不具有生活消费之目的,而存在以诉讼方式获取高额赔偿的牟利目的,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故与《食品安全法》保护消费者的立法本意不符,不属于该法律所保护的对象,其无权主张十倍价款赔偿。另外,众鑫干果行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而予以违法违规销售,其行为应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处理、处罚。四、因案涉芒果干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为法律所禁止销售,故案涉网络购物合同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系无效合同,众鑫干果行因该合同取得650元货款应当返还黄海禹。但如前所述,众鑫干果行与黄海禹均在明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情况下仍就此订立买卖合同,双方均有过错,应各自承担相应责任。
  裁判意义
  随着互联网电商平台的迅猛发展,网购食品也成为多数人的常见购物方式,但网购食品的安全标准因行政部门监管、电商平台审核等方面的漏洞而伴生食品安全问题,亦引发“职业打假人”利用食品安全监管不严产生的漏洞,故意购买标签标识不清、不全等存在安全隐患的食品,并通过诉讼手段谋取高额赔偿的问题。本案综合分析《食品安全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消费者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主张赔偿责任的性质及其是否应以损害结果为构成要件,回归《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普通消费者的立法本意及此类食品买卖的合同效力等方面问题,既有力促进食品消费市场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规范生产经营行为、妥善保护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又有效遏制“职业打假人”恶意诉讼牟利现象,有利于兼顾食品安全保障及市场秩序规范。福州中院还就本案审理过程中发现的网购食品安全问题,向淘宝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均得到积极回应。本案入选《2018年度福建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林秀榕、官永琪(承办人)、魏昀;编写人:官永琪]


  投保人如实告知与承保人诚信询问及审慎核保的认定
  ——王碧霞诉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
  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点
  1.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界限。首先,以保险人“询问”为限。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保险人询问为前提,以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为限。其次,以投保人“明知”为限。投保人“明知”应同时具备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要件,客观上应明确是否存在应当告知的重要事项(被保险人是否患有保险人询问的疾病),主观上应明确投保人是否实际知晓该重要事项。
  2.保险人作为设计相应险种的专业机构,应当预见相应险种所针对的受众对所涉险种的相关知识存在认知上的不足,在承保之时应进行诚信询问并通过前置健康体检筛查等方式尽到审慎核保义务。
  基本案情
  2014年5月,王碧霞在福建省立医院体检,其甲状腺超声检查结果为:甲状腺右侧叶低回声结节,性质待定,考虑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能,建议定期复查。2016年3月31日,王碧霞的丈夫王仁华通过招商银行福州东街口支行的代理,以王碧霞为被保险人,向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以下简称“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投保“阳光人寿阳光康瑞年金保险”与“阳光人寿附加阳光康瑞重大疾病保险”,保费每年3万元,保险于2016年4月1日生效;其中康瑞重大疾病保险的保险金额为75万元。投保后,王仁华陆续交纳两年保险费6万元。2017年8月,王碧霞在福建省人民医院体检,其甲状腺检查结果为:甲状腺低回声结节,考虑占位性病变,MT待排除;甲状腺右侧小结节,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能。2017年9月,王碧霞在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就诊,并被确诊为甲状腺右侧乳头状癌。2017年10月23日,王碧霞以其患有甲状腺癌为由向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申请理赔。同年11月7日,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向王碧霞发出《合同变更通知书》,以王碧霞投保前患有甲状腺结节病史为由决定不予理赔,同时声明如王碧霞不同意,则将解除保险合同。同年11月21日,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又向王碧霞发出一份《理赔决定通知书》,通知解除保险合同并退还保险费6万元。次日,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向王仁华转账退还了保险费6万元。
  裁判结果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12日作出(2018)闽0111民初60号民事判决:一、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王碧霞支付保险金69万元;二、驳回王碧霞的其他诉讼请求。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6日作出(2018)闽01民终5957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存在一定界限。首先,以保险人“询问”为限。保险人相较于投保人更有能力判断何为影响到承保的重要因素(重要事项),所以由保险人承担询问义务是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六条规定:“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保险人询问的范围和内容。”因此,投保人的告知义务以保险人询问为前提,以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为限。其次,以投保人“明知”为限。《最高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五条规定:“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明知的与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有关的情况,属于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的内容。”投保人“明知”应同时具备客观和主观两方面要件,在人身保险中,客观上,应明确是否存在应当告知的重要事项,即明确被保险人是否患有保险人询问的疾病;主观上,应明确投保人是否实际知晓该重要事项。
  本案中,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在投保书中设置“询问事项”,要求投保人在填写时通过勾选“是”或“否”进行作答,列明问题包括“被保险人是否曾患有癌症、肿瘤、腺瘤、息肉、囊肿、血管瘤以及其他包块或肿物,是否曾患有糖尿病、高血脂症、痛风、甲状腺疾病、甲状旁腺疾病、肾上腺疾病、肢端肥大症、脑垂体异常以及其他内分泌、代谢疾病”,投保人均勾选了“否”,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据此认为投保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本院注意到,首先,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并未明确将患有“甲状腺结节”的情形明确列入询问范围。尽管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将“甲状腺疾病”列入投保书的询问范围,但因案涉保险条款并未对“甲状腺疾病”进行说明或列举,亦无证据证明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在询问时曾告知投保人“甲状腺结节”属于“甲状腺疾病”。虽然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二审提交的《疾病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将“甲状腺结节”归为一种“甲状腺疾病”,但据该“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编码”简介可知其系专业医学数据系统,对于不具备医学专业知识的投保人而言,无法判断“甲状腺结节”是否属于“甲状腺疾病”亦属正常。其次,被保险人2014年5月在福建省立医院体检的甲状腺超声检查结果为:“甲状腺右侧叶低回声结节,性质待定,考虑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能,建议定期复查;甲状腺左侧叶未见明显占位性病变。”该检查结果仅仅指出被保险人存在甲状腺结节的可能,并未确诊被保险人患有甲状腺结节。在案证据中并无被保险人当时的病历、住院记录等据以判断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疾病或症状是否知晓的材料,仅凭被保险人2014年5月在福建省立医院体检的报告,无法认定不具有医学常识的投保人明知被保险人存在“甲状腺结节”。第三,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作为设计该险种的专业机构,应当预见到该险种所针对的受众对所涉险种的相关知识存在认知上的不足,进而应在承保之时尽到审慎审查的义务。而本案中,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在承保时未要求被保险人王碧霞提交任何体检报告、病历资料或进行体检,怠于履行审慎审查义务。现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以投保人隐瞒被保险人王碧霞患有“甲状腺结节”这一足以影响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关键事实,违反如实告知义务为由,请求解除案涉保险合同,缺乏依据。综上,投保人在投保时对被保险人王碧霞是否患有“甲状腺疾病”作否定回答不构成不实陈述,阳光人寿福建分公司关于投保人投保时未尽到如实告知义务的主张不能成立。
  裁判意义
  人身保险作为社会民生保障重要一环,合理的理赔申请受保护与否直接关乎民众切身利益,亦影响保险行业良性发展。本案焦点在于,被保险人投保前的体检报告显示“甲状腺右侧叶低回声结节,性质待定,考虑结节性甲状腺肿可能”,投保人在投保时对被保险人是否患有“甲状腺疾病”作否定回答是否构成不实陈述。本案从规范保险人承保前后的义务角度,分析认定保险人未尽询问义务而予以判赔。首先,投保人因投保单、保险条款罗列内容繁杂、专业术语晦涩、字体格式难以清晰识别等原因,多需依赖保险业务员询问及解释说明,故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应以保险人询问为前提,以保险人询问的事项为限,以投保人“明知”为限。其次,保险人作为设计险种的专业机构,应当预见到相关险种所针对的受众对所涉险种的相关知识存在认知上的不足,进而应在承保之时尽到询问和审慎审查的义务。再次,健康险种承保与被保险人身体状况关系密切,保险人理应尽到前置健康体检筛查的审慎核保义务,排除承保风险及涉诉困境。本案全面综合双方间履约行为,对保险人的询问义务以及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进行评述,认定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并未确诊患有甲状腺结节,保险人亦未将是否患有“甲状腺结节”明确列入投保单的询问事项,故投保人在投保时对被保险人是否患有“甲状腺疾病”作否定回答并不构成不实陈述,最大程度还原了保险最大诚信原则的本意。
  本案旨在规范保险公司及其业务员的诚信询问及审慎核保行为,积极引导保险公司诚信拓展保险业务,切实尽到人身保险合同的民生保障之宗旨,推动保险公司诚信、规范经营人身保险产品,树立行业规则。本案入选《2018年度福建法院十大典型案件》。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雷晓琴、王燕燕(承办人)、田始凤;编写人:王燕燕]


  预查封商品房之变价款的执行清偿顺位
  ——旺达恒润实业(福建)有限责任公司诉福州市台江区旺野服装店、陈坚强、丁妹妹、第三人中国建设银行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分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
  裁判要点
  尚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商品房被法院预查封并作为执行标的进行拍卖、变卖,银行作为商品房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其基于预告登记的保全效力而对将来设立抵押权的物权期待权,以及对所涉房屋优先受偿的期待利益依法应予保护,亦即银行贷款债权应于房屋变价款中优先受偿;所余变价款清偿顺位依次为开发商担保垫款、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再有余款的退还购房人。
  基本案情
  原告旺达恒润实业(福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旺达公司”)诉称:陈坚强于2013年向原告购买坐落于平潭县城南村锦湖城关幼儿园西侧旺达富春城6幢21层01号房产,购房款中1070000元系买受人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自贸试验区平潭片区分行(以下简称建行平潭分行)贷款,并由原告提供阶段性担保。该房产于2014年12月交付买受人。陈坚强于2016年5月后未依约偿还贷款月供,致原告账户资金被建行平潭支行划扣。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解除合同,收回房产。但案涉房产已被福州市台江区旺野服装店(以下简称“旺野服装店”)申请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法院查封,原告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但被裁定驳回。故原告起诉请求:判令解除其与陈坚强间《商品房买卖合同》并由陈坚强返还房屋、向旺达公司支付垫款本息、违约金、律师代理费等;确认案涉房产归旺达公司所有;中止对该房产的执行并解除查封。
  旺野服装店辩称,案涉房产作为执行标的,法院应继续执行。若法院支持解除商品房合同,则陈坚强缴纳的款项在扣除相应部分后应优先偿还答辩人。
  陈坚强、丁妹妹未作答辩。
  建行平潭分行述称,案涉房产已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手续,应保障建设平潭分行对案涉房产具有优先受偿权。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3年3月13日,旺达公司为出卖人、陈坚强为买受人,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陈坚强向旺达公司购买坐落于平潭县城南村锦湖城关幼儿园西侧旺达富春城6幢21层01号房产,购房总价款为1533058元,其中首付款463058元,另1070000元由借款人向银行贷款;出卖人旺达公司为买受人的贷款提供担保,并约定因买受人逾期归还按揭贷款而导致出卖人承担相应的保证责任,买受人逾期累计或超过3个月即视为买受人根本性违约,出卖人有权解除合同。嗣后,出借人建行平潭分行、借款人陈坚强,抵押人陈坚强、丁妹妹(系陈坚强配偶)、担保人旺达恒润公司共同签订《个人住房屋借款合同》,约定借款人向银行贷款1070000元,陈坚强、丁妹妹自愿将所购房产为上述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旺达公司为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至银行取得房产抵押他项权证时止。
  上述合同签订后,案涉房产办理了合同备案及预告登记手续(包括抵押权预告登记)。建行平潭支行依约发放贷款并汇至旺达公司账户。案涉房产于2014年12月27日交付买受人陈坚强并由买受人进行了装修。案涉房产所属富春城项目于2016年1月14日办理了房地产项目权属初始登记,登记于开发商旺达公司名下,但买受人陈坚强至今未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及抵押登记手续。陈坚强自2016年5月之后未支付按揭贷款月供,致旺达恒润公司账户款项被建行平潭支行划扣。
  2016年5月27日,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旺野服装店诉陈坚强、丁妹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根据旺野服装店的诉讼保全申请,于2016年5月27日对预登记在陈坚强名下案涉房产予以预查封。2016年11月11日,旺野服装店依据(2016)闽0128民初960号生效民事判决,向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申请对案涉房产作为执行标的予以强制执行。旺达公司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请求中止对案涉房产的执行。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15日作出(2016)闽0128执异60号执行裁定,驳回旺达公司的异议。旺达公司不服该异议,在法定期限内提起本案执行异议之诉。
  裁判结果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4月8日作出(2016)闽0128民初4107号民事判决:一、对预登记在陈坚强名下的坐落于平潭县城南村锦湖城关幼儿园西侧旺达富春城6幢21层01号房产停止执行;二、解除旺达公司与陈坚强于2013年3月13日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三、陈坚强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坐落于平潭县城南村锦湖城关幼儿园西侧旺达富春城6幢21层01号房归还旺达公司;四、旺达公司应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陈坚强购房款1533058元、房屋装修款74240元合计1607298元,交付平潭县人民法院作为执行标的物;五、陈坚强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旺达公司违约金76652.9元、代垫款17022.21元合计93675.11元;六、陈坚强、丁妹妹应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旺达公司评估费4500元;七、驳回旺达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被告旺达公司提起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0月25日作出(2018)闽01民终8075号民事判决:一、撤销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2016)闽0128民初4107号民事判决;二、准许执行预登记在陈坚强名下的坐落于平潭县城南村锦湖城关幼儿园西侧旺达富春城6幢21层01号房产[房产拍卖、变卖所得价款清偿顺位为:优先清偿建行平潭分行对陈坚强的贷款债权;再清偿旺达公司为陈坚强向建行平潭分行承担担保责任而垫付之款项及相应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利率,从款项垫付之日起计算);所余款项再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福州市台江区旺野服装店对被执行人陈坚强、丁妹妹的债权;再有余款的退还陈坚强],驳回旺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一、关于旺达公司主张所有权及合同解除权等能否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问题。
  首先,案涉房产虽初始登记在开发商旺达公司名下,但因其已出售该房产并预登记在购房人陈坚强名下且已交付于购房人,故旺达公司对案涉房产已不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九条关于“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规定的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等权利;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之规定,购房人作为购买商品房消费者,其对案涉房产的物权期待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物权及开发商的其他债权,据此亦可知房屋权属初始登记在开发商名下并不能对抗购房人对房屋享有的财产权利;再者,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第十五条第(三)项关于“下列房屋虽未进行房屋所有权登记,人民法院也可以进行预查封:(三)被执行人购买的办理了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备案手续或者商品房预告登记的房屋”之规定,案涉房产亦可作为被执行人陈坚强的责任财产进行预查封。故旺达公司请求确认案涉房产归其所有,实质上系要求确认其对案涉房产仍享有具对世及排他效力的完整的不动产所有权,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其据此请求排除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不能成立。
  其次,被执行人陈坚强购买案涉房产系通过担保贷款方式购买,因陈坚强逾期偿还银行贷款致旺达公司为履行担保责任而代垫款项,旺达公司依约享有解除案涉《商品房买卖合同》权利。但,旺达公司系在案涉房产已被预查封情况下才主张行使合同解除权,实质上已影响到《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外的第三人权益的实现;而旺达公司的合同解除权及要求购房人陈坚强返还房产请求权并不属于物权,并不优先于已进入强制执行阶段的申请执行人旺野服装店对被执行人陈坚强所享有的债权;且在案涉房产被购房人的其他债权人申请法院预查封之前,旺达公司并未行使合同解除权并由生效判决所确认,其亦不能据此对抗在先的法院之预查封。故,旺达公司以此为由请求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亦不能成立。
  综上,旺达公司所主张的所有权及合同解除权并不能排除对案涉房产的强制执行。但,开发商为购房人承担代为偿还银行按揭贷款的担保责任,实质上导致其收取银行支付的按揭贷款后又需向银行承担相应金钱给付责任,与开发商未全额收取购房款在结果方面并无实质性差别,结合案涉房产权属仍初始登记在开发商名下,案涉房产处置后的权属转移亦需开发商的协助配合,故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九条关于“被执行人购买需要办理过户登记的第三人的财产,已经支付部分或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该财产,虽未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申请执行人已向第三人支付剩余价款或者第三人同意剩余价款从该财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的,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之规定,开发商垫款本息可参照“剩余价款从案涉房产变价款中优先支付”的规则处理。并且,开发商担保垫款亦导致贷款主债权金额相应减少,银行对于案涉房产可期待的优先受偿(银行优先受偿权问题将在下文中论述)金额亦相应减少,故开发商就其所垫款本息对房产处置价款的优先受偿顺位仅次于贷款银行,并未损害其他债权人对案涉房产处置价款主张权益的合理预期,亦避免了开发商通过行使合同解除权(本案虽因预查封在先而不支持开发商行使合同解除权,但若开发商解约在先则可对抗预查封)而影响交易稳定。
  二、关于商品房被预查封情况下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能否主张对案涉房产优先受偿问题。
  案涉房产虽被法院预查封,但该房产在预查封之前已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建行平潭支行原审中曾表示在保障其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其才同意将案涉房产作为执行标的。二审法院认为,案涉房产仅办理了抵押权预告登记,尚未办理抵押本登记,抵押权预告登记并不产生设立抵押权的法律后果。因案涉房产抵押权尚未设立,故建行平潭分行尚不能以行使抵押权为由主张对案涉房产优先受偿。但案涉房产被作为案涉执行标的的情况下,建行平潭分行提出对该房产的处置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应予支持,理由如下:
  首先,案涉房产抵押权虽未设立,但抵押权预告登记具有保全债权的法律效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之规定,在未取得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建行平潭分行同意情况下,对案涉房产的处置将不发生物权效力。故建行平潭支行有权基于抵押权预告登记阻却案涉房产的执行。建行平潭分行提出在保障其对案涉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情况下,同意将案涉房产作为执行标的,亦即对案涉房产作为执行标的进行处置若未满足该条件,将导致处置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而不产生物权效力之后果。
  其次,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确立了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应优先保护的规则,与之类似,房屋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基于抵押权预告登记的保全效力而对将来设立抵押权的物权期待权,以及对所涉房屋优先受偿的期待利益依法亦应予以保护;且该房屋已具备物权登记条件,只是因购房人怠于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而致抵押本登记尚未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权利人对所涉房屋优先受偿的期待利益亦非处不确定状态,相关当事人可通过促成物权登记或通过诉讼方式促使权利人对案涉房屋行使优先权的条件得到实现。而将已办理抵押权预告登记的案涉房产被作为案涉执行标的进行处置,必将影响到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的物权期待权实现。故建行平潭分行基于该物权期待权提出在案涉房产处置价款中应优先受偿其贷款债权,亦具有合理依据。
  最后,若案涉房产处置价款优先清偿银行贷款,开发商的担保垫款本息获得次顺位优先清偿,所余变价款作为执行款项以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再有余款退回购房人(即被执行人),有利于保障银行金融债权优先实现以稳定商品房按揭贷款交易秩序,避免开发商因其担保垫款而行使合同解除权影响到商品房交易稳定性,并可排除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的反对从而保障案涉房产能够及时处置以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亦符合相关司法解释对于房屋消费者物权期待权保护相关规定从而确保房产价值涨跌等市场因素所带来的收益及风险亦由购房人自行承担。故将案涉房产处置价款优先清偿银行贷款,有利于维护交易稳定,最大限度的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保护。
  裁判意义
  针对银行业反映强烈的预购商品房抵押预告登记的权利保护问题,当前不同法院裁判中存在截然相反的结论。尤其是在购房人为被执行人时,其预购之商品房因购房人未履行判决确定的债务而被法院预查封情况下,银行能否基于抵押权预告登记而取得对案涉商品房处置价款的优先受偿权,在实践中存在争议。而开发商为购房人贷款向银行提供担保而垫付款项的,其该如何行使权利以维护其权益,实践中亦存在不同做法。此类案件的处理往往涉及银行、开发商、购房人的其他债权人、购房人等各方利益,且对预售商品房交易秩序及按揭贷款金融债权保障产生重大影响,故备受社会关注。而本案明确了预查封之商品房作为执行标的时其变价款的清偿顺位,最大限度的实现了银行、开发商、申请执行人、购房人等各方利益的平衡保护,有利于维护了商品房交易市场的稳定性,且本案处理结果对于法院在执行案件中依法处置房产具有重大参考价值。本案入选《人民司法》2018年第32期,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陈光卓(承办人)、王燕燕、田始凤;编写人:陈光卓]


  VIE(协议控制)模式的基本法律架构及投资人的法律风险
  ——杨连荣诉网格(福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
  裁判要点
  VIE(协议控制)模式是一种境外间接上市的法律架构,由境外上市公司依靠合同安排控制境内营运实体,从而实现境内业务在境外融资并上市的目的。在VIE模式下,境内运营实体与境外上市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股权关系或投资关系,但一系列合同的签订使境外上市公司对境内营运实体的有效控制得以实现,同时VIE合并报表规则在多层次法律主体之间实现了利润的无缝对接。在VIE模式下,境外上市公司成功上市后,投资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持有境外上市主体的股权的方式,实际投资并有效控制境内营运实体。
  基本案情
  2009年11月13日,杨连荣(乙方)与网格(福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格公司”)(甲方)订立《网格(福建)智能科技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合同》,约定:甲方同意乙方作为个人投资者身份成为甲方的持股股东(持股方式:通过设立的职工股与股权互换战略合作股管理咨询公司间接持有股份),股权由甲方现有股东等比例稀释取得;乙方对甲方的战略投资金额为人民币100万元,占甲方公司总股本的1.67%(折合拟改制后的网格公司6000万股中的100万股);乙方应于本合同签订时按本合同条款规定的币种和金额将个人战略合作投资款的20%以现金方式交至甲方对公账户,剩余80%投资款在2009年11月20日前交纳至甲方对公账户;甲方账户信息:户名:网格(福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户行:中行仓山支行金山分理处,账号:#;甲方在协议签订后三个月内通过新设立的职工持股管理咨询公司使乙方持有甲方1.67%股权;若甲方选择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乙方应同意由香港网格科技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合并的方式收购网格公司股份,同时,甲方给予乙方在境外设立的甲方母公司(上市地注册的拟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在网格公司等比例股份,该股份通过境外设立的BVI(网格职工及战略投资者持股公司)公司方或间接持有甲方母公司等比例股份;如果3年内甲方没有在境内外独立或通过控股母公司达到向境内外证券交易所递交申请材料并受理的程度,乙方可以要求甲方将人民币100万元加上每年按银行同期利率在一年内退还给乙方,同时乙方将间接持有的甲方公司的股权无偿转让退还给甲方。
  当天,杨连荣向网格公司上述指定账户转入20万元。2009年11月20日,杨连荣再次向网格公司上述指定账户转入80万元。2009年11月20日,网格公司向杨连荣出具《战略投资者间接持股证明书》(编号:格资013),其中载明:杨连荣于2009年11月20日向网格公司缴纳战略投资人民币100万元,该战略投资者股份由网格公司股东等比例出让给公司设立的职工股管理公司后,由该战略投资者通过持有职工股管理公司相应的股份间接持有网格公司签订的战略投资者协议所规定的股份。
  2012年6月21日,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向网格公司出具一份《上市工作完成证明》,内容为:网格公司已于2012年6月21日通过在境外设立的VSGAG母公司作为上市主体在德国法兰克福交易所初级市场完成首次发行股票并成功持牌上市,公司的股票代码CHO149557099。
  2012年11月28日,ChinaGridLimited向杨连荣出具《股票(代持)证书》,其中载明:根据杨连荣与网格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经过海外重组,网格公司已通过设立于瑞士的控股母公司VSGAG于2012年6月21日成功在德国证券交易所上市;截止本证书签发之日止,杨连荣取得由上市公司VSGAG的持股股东ChinaGridLimited代持代码为CHO149557099的股票41601股。11月29日,ChinaGridLimited向杨连荣补发遗漏的1820股《股票(代持)证书》。该两份《股票(代持)证书》中均注明:原由网格公司发出的“战略投资者间接持股证明书”从股票实际持有人签收本股票证书之日起自动作废;限售与交割条件:以原合同约定条件为准,由股票代持人ChinaGridLimited承担原合同约定的网格公司的责任与义务,交易费用按瑞士或德国投行相应规定收取。杨连荣在该两份《股票(代持)证书》下方“股票实际持有人”处签字并持有该两份《股票(代持)证书》,ChinaGridLimited在“股票代持证书签发人(代持机构)”处盖章,郑云坚以ChinaGridLimited代表身份在上面签字。
  2013年8月15日,杨连荣与ChinaGridLimited签订《股票交易管理规定协议》,该协议载明如下主要内容:根据杨连荣与网格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网格公司已通过在瑞士注册的VSGAG作为上市主体成功实现了境外上市目标,根据VGSAG上市公司重组后架构确定由ChinaGridLimited作为杨连荣间接持有VSGAG股票的代持机构承担杨连荣与网格公司签订的投资合同所有后续事务和责任。
  2013年9月6日,ChinaGridLimited向网格公司发出《合同主体法律责任义务转移告知书》,主要内容为:根据我司于2013年8月与杨连荣先生签订的《股票交易管理规定协议》之条款规定,贵司2009年与杨连荣先生签订的《投资合同》的贵司法律主体责任与义务转移由我司承担,我司已根据贵司与杨连荣先生合同约定的股票数与杨连荣先生签署了并发放我司为杨连荣先生代持的贵司在德国上市母公司VSGAG(股票代码:CH0149557099)的股票的《股票(代持)证书》,原由贵公司向杨连荣发出的《战略投资者间接持股证书》已经杨连荣先生确认自动作废。
  2015年5月4日,杨连荣向股票代持人ChinaGridLimited下达以2.2欧元的价格出售VSGAG股票1000股的交易指令。5月11日,杨连荣再次向股票代持人ChinaGridLimited下达以2.6欧元的价格出售VSGAG股票5000股的交易指令。
  杨连荣于2018年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1.解除杨连荣与网格公司之间签订的《网格(福建)智能科技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合同》;2.判令网格公司立即返还杨连荣投资款100万元并向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486862.48元(以100万元为基数,按银行同期贷款利息,自2009年11月21日起暂计至2017年12月31日止,此后计至投资款还清之日止);3.本案诉讼费由网格公司负担。
  审理中,网格公司称其通过VIE模式于2012年6月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具体方式为:在瑞士设立的VSGAG作为上市主体,由VSGAG全资控股网格科技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由网格科技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控股福州网格ZG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由福州网格ZG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网格公司签订合作协议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获得网格公司的控制权,最终由VSGAG获得网格公司的控制权。
  裁判结果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5日作出(2018)闽0111民初3837号民事判决:驳回杨连荣的诉讼请求。杨连荣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4日作出(2019)闽01民终948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关于VIE模式。VIE模式是一种境外间接上市的法律架构,由境外上市主体依靠合同安排控制境内营运实体,从而实现境内业务在境外融资并上市的目的。在VIE模式下,境内运营实体与境外上市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股权关系或投资关系,但是一系列合同的签订使境外上市公司对境内营运实体的有效控制得以实现,同时VIE合并报表规则在多层次法律主体之间实现了利润的无缝对接。VIE以“协议”控制的形式,实现“股权”控制下的两大核心功能:合并财务报表与实施有效控制。当前,我国相关部门对VIE模式持默许态度,我国现行法律也未禁止VIE模式。杨连荣关于“VIE模式下的投资并非现实意义上的投资”的上诉意见,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关于《股票(代持)证书》、《股票交易管理规定协议》。杨连荣主张其基于重大误解签订《股票(代持)证书》、《股票交易管理规定协议》,直至2016年6月方知晓相关事实,却未提交有效证据证明其主张,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股票(代持)证书》签订于2012年11月28日,《股票交易管理规定协议》则签订于2013年8月15日,至今均已逾六年,杨连荣却从未请求撤销前述《股票(代持)证书》、《股票交易管理规定协议》,故《股票(代持)证书》、《股票交易管理规定协议》的约定对杨连荣具有约束力。
  关于杨连荣的投资。杨连荣认可其通过间接持股方式持有VSGAG的股票,但认为这与其在本案中诉请的100万元投资款无关。本院注意到,根据杨连荣与网格公司签订的《网格(福建)智能科技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合同》第五条的约定,“网格公司有权选择在境外证券市场上市,同时,网格公司给予杨连荣在境外设立的母公司(上市地注册的拟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在网格公司的等比例股份,该股份通过境外设立的BVI(网格职工及战略投资者持股公司)公司方或间接持有甲方母公司等比例股份”。前述合同签订后,网格公司向杨连荣出具《战略投资者间接持股证书》。在网格公司以VSGAG为上市主体通过VIE模式成功在德国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杨连荣与ChinaGridLimited签订《股票(代持)证书》、《股票交易管理规定协议》,对同一笔投资款100万元的投资对象、持股方式和持股数作出了新的安排和调整:杨连荣同意前述《战略投资者间接持股证书》作废,由ChinaGridLimited代持其享有权益的VSGAG股票,由ChinaGridLimited承担其与网格公司所签订合同所有后续事务和责任。结合ChinaGridLimited向网格公司发出的《合同主体法律责任义务转移告知书》,以及杨连荣向股票代持人ChinaGridLimited下达股票交易指令的事实,在杨连荣未提交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认定杨连荣的100万元投资已转化为43421股VSGAG股票,杨连荣作为VSGAG公司43421股股票的实际持有人已开始行使持股权益。杨连荣关于其投资尚未完成的上诉意见,与事实相悖,不予采信。
  裁判意义
  协议控制是与股权控制相对应的一个概念。VIE(协议控制)模式是境外上市公司在不涉及境内营运实体股权结构的情况下,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与境内营运实体实现关联的一种创新模式。VIE模式为中国企业开辟了一条通过在境外上市从外国引进投资的新道路,成为大量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首选。实践中,搭建VIE模式主要需要以下几步:第一步,境内营运实体的创始人根据需要设立境外上市公司,并在离岸地区(开曼群岛、维京群岛)设立境外上市公司全资控股的壳公司;第二步,由壳公司在中国设立外商独资企业;第三步,外商独资企业和境内营运实体签订控制协议。通过上述合同安排,境内营运实体虽然表面上仍为独立的内资企业,但其经营活动已被境外上市公司实际控制,其相应的资产、收入和利润均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向境外上市公司传递。在此情况下,中小投资人如何行使救济权,在何种情形下可追究境内营运实体和创始人的法律责任,如何顺利实现投资退出,均是需要重点关注的风险管理难题。本案从VIE模式的基本法律架构、法律风险分析入手,剖析VIE结构上市公司的真实内部结构,明确VIE模式下投资人、创始人、境外上市公司、境外上市公司全资控股的壳公司、壳公司在中国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境内营运实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规范VIE模式下中小投资人的法律救济措施,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司法保护合法投资行为、助力营商环境的优化,对同类型案件审判具有参考意义。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雷晓琴、王燕燕(承办人)、田始凤;编写人:王燕燕]


  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时的责任认定
  ——张明高诉魏由禹、丁祥惠等清算责任纠纷案
  裁判要点
  公司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损害到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公司债权人有权向公司股东提起侵权损害赔偿之诉。在公司未经清算情况下,法院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公司股东之责任。
  基本案情
  福建省中港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港公司”)于2006年9月19日成立,注册资本为5000000元,魏由禹、丁祥惠为中港公司股东。2007年9月2日,中港公司与张明高签订工程施工合同。后因合同履行发生纠纷,张明高将中港公司诉至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2012年5月13日,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作出(2011)鼓民初字第450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中港公司应向张明高支付工程款392007.5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从2007年11月8日计至判令还款之日止)。上述判决生效后,张明高于2012年12月24日向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鼓楼区人民法院因未发现中港公司存在可供执行的财产信息,于2015年3月1日作出(2013)鼓执行字第46-2号执行裁定书,裁定终结(2011)鼓民初字第4509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程序。另查,因中港公司未按照规定接受企业年度检验,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3年12月20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吊销中港公司的营业执照。2016年10月14日,张明高诉至法院,要求魏由禹、丁祥惠、丁元振共同向其赔偿损失660370.6元及利息。
  裁判结果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12日作出(2016)闽0128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一、魏由禹、丁祥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张明高连带偿还工程款392007.5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从2007年11月8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二、驳回张明高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魏由禹、丁祥惠共同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9日作出(2018)闽01民终703号民事判决:一、维持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2016)闽0128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二、变更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2016)闽0128民初3134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魏由禹、丁祥惠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向张明高赔偿债权损失392007.50元及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逾期贷款利息标准计算,从2007年11月8日起计至还清款项之日止)”。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一、关于本案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以及若适用则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对债权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本案中,张明高是基于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的直接后果造成公司本身财产的减少,从而直接侵害了公司债权人利益而主张赔偿责任,其性质属于侵权责任,本案所涉的请求权为债权请求权中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张明高就上诉人作为清算义务人不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流失而请求获得救济的权利,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六条关于“下列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一)请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二)不动产物权和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三)请求支付抚养费、赡养费或者扶养费;(四)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规定的除外情形,故应当适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
  本案中,根据工商档案材料显示,中港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而出现公司解散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关于公司法定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应当成立清算组的规定,中港公司的清算义务人最迟应于2014年1月14日成立清算组履行清算义务。但张明高系于2012年12月24日依据生效判决对中港公司的债权申请强制执行,该案于2015年3月1日裁定终结执行程序,中港公司的解散事由发生于债权执行期间,现无其他证据证明本案存在张明高即时知道上述解散事由之事实,故该执行程序终结之日推定为其应当知道清算义务人未尽清算义务而致使权利受损之时,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5年3月1日起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关于“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的规定,张明高于2018年3月1日前主张清算赔偿责任即可,故其于2016年10月14日提起本案诉讼并未超过诉讼时效。上诉人关于本案超过诉讼时效的上诉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
  二、关于魏由禹、丁祥惠赔偿责任承担问题。
  张明高于一审诉讼中系主张上诉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组织清算导致公司财产流失而应对其承担赔偿责任,而一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下称《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认定中港公司因上诉人怠于履行清算义务致使财务账册等无法收集而导致公司无法清算之连带清偿责任后果,但中港公司尚未出现经清算程序认定无法清算之情形,故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在中港公司未经法定清算程序的情况下,其债权人主张清算义务人的清算责任,应当适用《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未在法定期限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债权人主张其在造成损失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之规定进行分析认定。结合上文关于案涉清算赔偿责任属于侵权责任的法律性质认定,公司债权人的该项赔偿责任主张成立,应当满足以下三个构成要件:(1)清算义务人违反法律规定,怠于履行清算义务;(2)清算义务人的行为造成了公司财产或债权人的直接损失;(3)清算义务人的怠于清算行为与公司财产、债权人的直接损失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具体到本案,分析如下:首先,中港公司于2013年12月20日被吊销营业执照,公司本应于该解散事由出现后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但公司的股东魏由禹、丁祥惠作为清算义务人确有未在法定期限内积极履行清算义务之事实,故此赔偿责任的前提要件已具备。其次,根据中港公司在工商部门申报备案的财务报表数据及二上诉人的自认内容,中港公司于2009年12月31日止的所有者权益为5146300.13元,此为彼时公司尚余资产净值,但其此后未再制作财务报表、账册等文件,并在公司经营出现问题后未及时处置公司资产、回收应收账款,导致中港公司现已无剩余财产可供执行。可见,由于公司清算义务人魏由禹、丁祥惠怠于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资产由2009年末的5146300.13元减损至无任何财产,其行为已然造成了公司财产的灭失后果。再者,张明高因魏由禹、丁祥惠怠于清算导致公司财产灭失的行为而使其对中港公司的债权无法得以执行受偿,其利益受到实际损害,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综上,魏由禹、丁祥惠应向张明高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裁判意义
  本案系当公司出现清算情形时,公司股东作为公司清算义务人未及时履行清算义务导致公司财产贬值、流失、毁损或者灭失的,其应向公司债权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典型案例。本案明确了清算义务人的清算责任实质为侵权责任性质,公司债权人对公司股东的请求权系损害赔偿请求权,该请求权应适用诉讼时效相关规定。对于清算义务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在公司未经清算情况下,本案明确应适用《公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第一款之规定,并应满足相应之构成要件,据此认定清算义务人的赔偿责任。本案裁判有利于引导公司清算义务人及时履行清算义务,促进市场上大量的僵尸企业及时出清,以推动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林秀榕、官永琪(承办人)、魏昀;编写人:官永琪、陈艳红(实习法官助理)]


  股东知情权与公司商业秘密的平衡保护
  ——倪瑞英诉福建省福清市东门百货有限公司
  股东知情权纠纷案
  裁判要点
  股东知情权是股东享有了解和掌握公司经营管理等重要信息的权利,是股东依法行使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的重要基础。《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范围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方式,但未对董事会会议记录、会计凭证等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档案材料作出规定。股东申请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会计凭证时,法院应当以严格审查股东查阅目的为前提,结合股东查阅理由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判断股东是否有权申请查阅上述材料。
  基本案情
  2000年10月16日,福建省福清市东门百货有限公司(下称“东门公司”)由福清市百货批发公司改制设立,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倪瑞英成为东门公司股东,出资额3万元,持股比例0.276%。2018年2月28日,倪瑞英与其他4名股东联名向东门公司提交查阅会计账簿等文件的申请书,要求查阅复制公司自2011年起至2018年1月31日的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以及查阅会计账簿等,3月12日东门公司作出复函,定于3月24、25日上午九点在公司会议厅安排倪瑞英等5位股东查阅会计账簿等有关文件。倪瑞英认为,在查阅期间,东门公司仅提供临时制作的财务报表、租赁合同复印件,年份、资料不完整,且均未盖章确认,亦未制作提供查阅文件的目录清单,遂以东门公司侵犯其知情权为由提起诉讼。倪瑞英诉请判令东门百货公司提供2000年10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的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财务状况变动表、财务情况说明书、审计报告等)、股东会会议记录及决议、董事会会议记录及决议、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含记账凭证、相关原始凭证及作为原始凭证附件入账备查的有关资料)供倪瑞英查阅与复制;请求判决确认倪瑞英查阅与复制前述材料时,在倪瑞英在场情况下,可由倪瑞英委托的会计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
  裁判结果
  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81民初2957号民事判决:一、东门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将公司自2000年10月16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含会计报表、会计报表附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提供给倪瑞英查阅、复制;二、东门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将公司自2011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提供给倪瑞英查阅;三、倪瑞英查阅或复制本判决第一项、第二项确定的文件材料的地点为东门公司主要营业地,查阅或复制的期限为十日;在倪瑞英在场的情况下,可以由会计师等依法或者依据执业行为规范负有保密义务的中介机构执业人员辅助进行;四、驳回倪瑞英的其他诉讼请求。宣判后,倪瑞英、东门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6日作出的(2018)闽01民终7296号判决:一、维持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民初2957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三项、第四项;二、变更福建省福清市人民法院(2018)闽0181民初2957号民事判决第二项为:“东门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七日内将公司自2011年1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其他辅助性账簿)和会计凭证提供给倪瑞英查阅。”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一、关于东门百货公司是否已提供了全部材料供股东查阅的问题。
  倪瑞英等五位股东于2018年2月28日向公司提交了《关于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等文件的申请书》,该《申请书》中详细罗列了其要求查阅的文件内容,东门百货公司虽此后安排了各股东进行查阅,但从查阅人郭克添于2018年3月25日出具的已查阅材料清单可见,东门百货公司仅提供了部分材料供股东查阅,故上诉人东门百货公司关于其已提供了全部材料供股东查阅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二、关于股东会决议和董事会会议记录股东是否有权查阅和复制,以及会计凭证股东是否有权查阅的问题。
  关于股东会决议,《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的范围包括股东会会议记录,因股东会会议记录需记载会议召开的过程以及表决结果,故该条款中的“股东会会议记录”已有包含“股东会决议”之意,股东会决议理应属于股东有权查阅和复制的范围,东门百货公司应当将其提供给股东查阅、复制。但如上所述,因“股东会会议记录”已有包含“股东会决议”之意,故在一审已判决东门百货公司提供股东会会议记录供股东查阅的情况下,亦无需再重复判决其提供股东会决议。
  关于董事会会议记录,《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查阅范围采取了列举式的规定方式,仅规定了董事会决议,而未规定董事会会议记录,因此,董事会会议记录并非股东可任意查阅的文件。从2018年2月28日《关于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等文件的申请书》的记载以及倪瑞英在起诉状中的陈述可见,倪瑞英要求查阅公司相关文件的主要目的旨在于查账,而董事会会议记录与公司账目并不存在密切关联,而且其目前并未对某份董事会决议产生质疑,未对其要求查阅董事会会议记录给出合理的理由,故本院对其要求查阅、复制董事会会议记录的诉请不予支持。
  关于原始会计凭证,《公司法》第三十三条虽只列举了会计账簿,而未列举会计原始凭证,但其一,倪瑞英等股东要求查阅相关文件的目的正是在于查账,而根据《会计法》第九条、第十四条的规定,会计账簿是依据会计凭证而制作,只有允许其查阅作为记账依据的原始会计凭证,才能使其对会计账簿的真实性作出准确判断,进而才能保障其股东知情权的实现。其二,东门百货公司目前并无任何证据证明倪瑞英查阅原始会计凭证存在主观恶意,或将有损公司利益。故本院对倪瑞英要求查阅原始会计凭证的诉请予以支持。
  三、关于倪瑞英要求查阅2011年之前财务账簿的诉请应否得到支持的问题。
  《公司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上述规定对股东提起公司会计账簿查阅权诉讼设定了前置条件,即股东曾向公司提出了书面请求且遭到拒绝。本案中,各股东在2018年2月28日《关于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等文件的申请书》中仅申请查阅2011年之后的会计账簿,并未申请查阅2011年之前的会计账簿,即对于2011年之前的会计账簿,并不存在股东曾要求查阅而遭到公司拒绝的情形,故一审未支持其该部分诉请是正确的。
  裁判意义
  股东知情权作为平衡大股东与小股东、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基础性权利,既是股东法定的固有权利,也是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所享有的基础性权利,股东作为公司的出资人,有权知悉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本案中,股东申请查阅的财务会计报告、股东会会议记录包括决议、董事会会议决议属于法律规定股东可以查阅的一般文件档案材料;财务账簿属于法律规定股东有正当理由才可查阅的文件;董事会会议记录、会计凭证,则因涉及公司经营的商业秘密,不能排除个别股东查阅档案材料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故法律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本案适用《公司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七条以及《会计法》的相关规定,以严格审查股东查阅目的为前提,在股东有合理理由和初步证据怀疑会计报表真实性,且公司无法举证证明股东查阅原始会计凭证存在主观恶意或将有损公司利益的情形下,认定股东有权申请查阅会计凭证;而董事会会议记录与其查阅目的无关,则直接认定其无权查阅。这一做法较好地协调了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实现了保障股东知情权与保护公司商业秘密之间的平衡,有利于促进公司健康有序的发展。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雷晓琴(承办人)、王燕燕、田始凤;编写人:丁寻韬(法官助理)]


  公司章程规定系公司内部治理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南安市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南安市成功水利电力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诉永泰大樟溪界竹口水电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
  裁判要点
  公司股东通过共同合意制定的公司章程,只要不与法律强制性规定相冲突,不论该章程规定是否影响到商事活动的效率,均应作为认定公司内部决议效力的依据。
  基本案情
  永泰大樟溪界竹口水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界竹口公司”)于1999年登记成立,股东为3人:南安市电力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南安电力公司”)、南安市成功水利电力工程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安勘察设计公司”)、国电电力福建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公司”),分别出资占公司注册资本的25%、15%和60%。公司工商登记的董事为5人:董事长李民、副董事长李少鹏、董事兼总经理胡军、董事汤渝辉、董事刘朝晖。
  2016年9月9日,界竹口公司制作《关于召开界竹口公司董事会会议的通知》及《关于任命界竹口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并通知了公司董事。2016年9月23日,5名公司董事均到会参加董事会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民主持,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对“关于解聘、聘任界竹口公司管理层的议案”进行表决。全体董事参与了投票,投票结果为:赞成3票,反对2票。董事会以多数通过的原则,形成了“聘任张勇同志担任财务负责人,公司副总经理刘朝晖应于董事会作出之日起7日内将负责保管的相关财务印鉴及支付工具移交给新任财务负责人张勇”的相关决议,与会董事刘奭、李民、胡军在董事会决议上签字确认。同日,界竹口公司向刘朝晖下发通知,通知内容为:“……依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请公司副总经理刘朝晖自通知之日起7日内,将其负责保管的相关财务印鉴及支付工具移交给新任财务负责人张勇,逾期产生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另,《界竹口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公司董事会实行集体决策,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和多数通过的原则。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通过,并形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南安电力公司、南安勘察设计公司认为该决议未达到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故于2016年11月16日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确认界竹口公司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不成立。
  裁判结果
  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31日作出(2016)闽0125民初1979号民事判决:驳回南安电力公司、南安勘察设计公司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南安电力公司、南安勘察设计公司不服,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2日作出(2018)闽01民终5284号民事判决:一、撤销福建省永泰县人民法院(2016)闽0125民初1979号民事判决;二、永泰大樟溪界竹口水电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6年9月23日作出的《关于任命永泰大樟溪界竹口水电有限公司财务负责人》的决议不成立。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
  本案为公司决议(董事会决议)效力确认纠纷,其审查内容是争议的董事会决议在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上是否符合法律或公司章程的规定,因双方对董事会决议的召开程序不持异议,故法院仅需审查决议通过的表决方式是否存在不当之情形。由于界竹口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而《公司法》除第四十八条关于“董事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本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董事会应当对所议事项的决定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董事会决议的表决,实行一人一票。”的规定外,并未就有限责任公司的具体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强制性限制规定。一审法院适用《公司法》第一百一十一条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表决程序的规定,存在错误,应予以纠正。
  本案应按界竹口公司章程关于董事会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的具体规定为判断决议成立与否之依据,各方对董事会决议的表决通过比例存在争议,亦即对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关于“公司董事会实行集体决策,表决实行一人一票和多数通过的原则。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通过,并应形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的规定理解问题。该条款前句系约定董事会采用集体决策原则及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后句则为具体的决议表决通过比例规定,即前者为原则性规定,后则为表决具体化,且决议由董事会全体董事通过,并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之情形,其相较多数通过只是在具体通过比例上要求更加严苛,亦符合董事会集体决策和多数通过之原则规定。由于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共同合意制定,上述条款亦不能得出界竹口公司主张的“全体董事通过”实为“董事会决议应通知全体董事参加”的笔误之结论,故该抗辩缺乏依据,不予采信。诚然,界竹口公司章程的此种规定,可能导致只要有董事不同意公司的经营决策时,公司的决议决策机制即陷于僵局,但是此为界竹口公司各方股东的自愿约定,基于尊重公司内部治理意思自治原则,法院无权干预。一审法院以商事活动应注重效率为由否定该章程规定,于法无据,应予纠正。
  综上,本案争议的董事会决议未经南安电力公司、南安勘察设计公司指派的董事同意通过,未达到公司章程第二十九条规定的决议由全体董事通过之表决比例,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五条规定的董事会决议不能成立的情形,故二上诉人主张案涉董事会决议不能成立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
  裁判意义
  随着公司决议瑕疵诉讼与日俱增,司法权对公司决议瑕疵的介入应以谦抑性为原则,以避免对公司内部事务的不当干涉。审理此类案件,法院可对公司章程的合法性作必要审查,在公司章程并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公司的内部决策行为应当遵循公司章程规定。本案中,公司章程对于董事会决议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作了具体性规定,且其中的“董事会决议须经全体董事通过”规定在实务操作中实现有较大难度,但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此表决方式并未作限制性规定,据此可审查确认该项章程规定的合法性。因公司章程系全体股东通过共同合意制定,在公司内部具有最高效力,故以商事活动应注重效率为由否定公司章程规定之效力,实际上是司法越权的表现,有违公司法基本原则。本案肯定了合法的公司章程规定在公司内部治理环节上的效力位阶,明确了司法权应对合法范围内的公司意思自治予以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有助于厘清司法裁判干预公司决议行为的边界,亦有利于保障公司这一市场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自由度,对于优化营商环境起到积极示范意义。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林秀榕、官永琪(承办人)、魏昀;编写人:官永琪、姚虹旭(实习法官助理)]


  股东配偶提起确认股权转让效力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认定
  ——杨巧莉诉刘建忠、福建省万锦投资有限公司、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确认合同效力纠纷案
  裁判要点
  自然人股东持有的股权应由股东本人行使,不受他人干涉。股东之配偶并非公司登记股东,其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而对所涉股权仅享有财产性收益的权利,并无直接支配的权利。股权转让无论是否存在无效事由,均与原股东配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确认股权转让效力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
  基本案情
  杨巧莉与刘建忠于2003年1月16日登记结婚。2010年,刘建忠以其名义出资2.4亿元与上海红星美凯龙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设立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星美凯龙公司”),并占红星美凯龙公司40%的股份,该股份登记于刘建忠名下。
  杨巧莉诉称,刘建忠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与福建省万锦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锦公司”)将原登记于刘建忠名下的红星美凯龙公司40%的股份非法转移至万锦公司名下且万锦公司未支付任何转让款。杨巧莉认为,根据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故刘建忠以其名义出资24000万元,占红星美凯龙公司40%的股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刘建忠私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案涉股权转让行为应属无效处分行为。杨巧莉遂向法院起诉请求:1.确认刘建忠将其持有的红星美凯龙公司40%的股份转移至万锦公司名下的行为无效;2.判令万锦公司将红星美凯龙公司40%的股份返还到刘建忠名下,并办理股份变更登记手续;3.判决万锦公司向刘建忠返还自2012年度起红星美凯龙公司40%股份所产生的分红(具体分红金额以公司实际的分红为准);4.判令红星美凯龙公司配合办理刘建忠股份变更登记手续。
  裁判结果
  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9月20日作出(2018)闽01民初899号之一民事裁定:驳回杨巧莉的起诉。杨巧莉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1月23日作出(2018)闽民终1383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定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起诉的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根据原审审查查明,涉案的讼争股权原先系登记在刘建忠个人名下,刘建忠通过与万锦公司签订《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的方式,将其名下持有的红星美凯龙公司的股权转让给了万锦公司,该转让行为已经红星美凯龙公司股东会议确认并在行政主管部门办理了股权变更登记。现杨巧莉起诉提出要求确认刘建忠与万锦公司签订《福建红星美凯龙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无效等请求,主要理由是刘建忠在转让涉案股权的过程中,通过万锦公司进行恶意串通,签订虚假协议,损害了杨巧莉的利益。法院对此认为,涉案股权原先系登记在刘建忠个人名下,依照《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刘建忠作为股权持有人对股权有独立的处分权,无需征得其他任何公司外部人员的同意。另外,考虑到有限责任公司的财产、人格独立性,要求公司的财产与股东家庭财产及收益和负债相区分,故股东转让名下股权也无需征得其配偶的同意。本案中,杨巧莉虽系刘建忠配偶,但并非红星美凯龙公司登记在册的股东,故其对登记在刘建忠名下的股权仅享有获得财产性收益的权利,并无直接支配的权利。故涉案股权转让无论是否存在无效事由,均与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一审法院认为由于杨巧莉与本案诉讼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并非本案适格原告,故依照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裁定驳回其起诉并无不当。
  裁判意义
  对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配偶一方名下的公司股权,另一方是否有权共享该股东权利的问题,实践中存在争议。分歧主要源于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定和公司法关于股东资格认定之间的矛盾。若将股权直接视为夫妻二人的共有物,认为股东配偶虽非股东亦有权行使股东权利或介入股权交易,将置工商登记外部效力及公司内部的治理规则于不顾,亦违背股东对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负有法律责任的现代公司制度,不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及维护交易安全,亦与公司法规定精神相悖。故本案优先考虑股权在公司法上的独特价值,将股东对所持股份享有的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权利与该股东及其配偶对该股份的财产性收益权进行区分,明确了公司登记股东作为独立的商主体有权单独处分股权,司法亦应尊重其作为商主体的独立性。股东配偶对所涉股权仅享有获取财产性收益的权利,并无直接支配的权利。故案涉股权转让无论是否存在无效事由,均与原股东配偶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其不具有提起确认股权转让效力之诉的诉讼主体资格。本案处理结果,有利于遏制非股东滥用诉权,保障了商事交易安全。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林秀榕(承办人)、魏昀、徐苏琳;编写人:蔡思婷(该案法官助理)]


  公司以股权激励名义引进的特定投资人的权利界限
  ——彭万铁诉S公司、X公司、J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
  裁判要点
  公司为引进技术人才,以股权激励名义向个人收取投资款并出具投资凭证,应认定该特定投资人已向公司实际出资。特定投资人未实际履职,亦未与公司股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其仅有权就其出资金额部分向公司主张权利,无权要求显名登记为公司股东并享有股东权利。
  基本案情
  S公司于2002年9月19日在福州市登记注册,企业类型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为1000万元。其中X公司投资600万元,占股60%,英属维尔京群岛F公司投资400万元,占股40%。S公司设立之初,彭万铁为X公司技术人员,S公司总经理郑宏有意吸引其来工作,此后彭万铁向S公司财务总监詹延青个人账户汇款15万元。詹延青以S公司名义向彭万铁出具《收款收据》,确认收到15万股股票款,并加盖S公司财务专用章。2003年4月2日,S公司登记股东X公司和F公司的出资全部实缴到位。
  S公司分别于2007年、2010年和2013年先后进行三次增资。2013年增资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增至8000万元,公司章程载明实际投资总额增值为11200万元。三次增资均由原股东X公司与F公司按照初始出资比例认缴新增资本,并经中介机构注册会计师验资。在公司注册及历次增资过程中,S公司章程虽经多次修订,“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条款中记载的企业投资总额均高于企业注册资本。彭万铁对S公司的历次增资行为不知情亦未参与。2014年5月26日,F公司将其所持有S公司40%的股权全部转让给J公司。根据X公司公开披露的文件显示,J公司为其关联方。2017年7月27日,X公司受让J公司持有的全部S公司股权,S公司成为X公司100%控股的全资子公司。
  2006年初,X公司高管郑维宏与彭万铁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往来,商议彭万铁在S公司的退股事宜未果。2008年至2015年间,S公司财务詹延青多次向彭万铁转账支付历年分红款项。彭万铁于2017年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在S公司的股东资格及其按照出资额与公司设立时注册资本计算而得的持股比例(15万/1000万=1.5%),并判令S公司等协助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裁判结果
  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13日作出(2017)闽0104民初3026号民事判决:驳回彭万铁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彭万铁提起上诉。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4日作出(2018)闽01民终5284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一、关于彭万铁是否对S公司享有1.5%股权的问题。
  经查,彭万铁已向詹延青转账支付15万元,詹延青收款后出具加盖公司财务专用章的《收款收据》,以S公司名义确认收到该投资款,且此后詹延青于2008年至2015年多次与彭万铁邮件联系投资分红款领取方式并已实际转账支付。基于詹延青系S公司的董事兼财务总监之特殊身份及后续支付分红收益款之客观事实,可认定其实施的上述行为系履行职务的行为。故S公司客观上收到了彭万铁的出资并认可其得依此享有分红收益之权利。结合S公司的初始章程及多次增资后的章程修正案“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一节中规定的关于实际投资总额均高于注册资本的内容,亦可印证在登记股东全部实缴注册资本以外彭万铁仍有对S公司实际投资的可能性和合理性。詹延青关于未将资金投入S公司使用而长期保管的陈述意见,与其收款后账户内的资金并未始终保持15万元以上的余额且存在对外代发工资性质的资金支取情况等事实相悖,亦与其主动出具《收款收据》的行为不符,故对该项意见不予采信。据此,法院确认彭万铁于2003年3月向S公司实际出资之事实。
  二、关于彭万铁是否具备成为S公司股东资格的问题。
  首先,关于彭万铁出资入股的原因及事实基础。其二审上诉状中主张系因S公司总经理郑宏在公司成立之初需要技术人才和资金而请求其加入S公司并投资成为股东,结合詹延青关于“2003年彭万铁是X公司的PDS产品的研发骨干,S公司总经理郑宏有意吸引其来工作,因此郑宏个人提出由彭万铁支付名义投资款150000元,通过给彭万铁分红收益权的方式给彭万铁奖励”的一审陈述意见,可见S公司吸收彭万铁的出资入股,实为S公司拟引进彭万铁作为技术人才而实施的股权激励措施。彭万铁于2004年即从X公司离职且并无实际到S公司任职助力公司发展的积极行为,故其出资已无法达到股权激励之本意要求。
  本案中,彭万铁未能提交其与S公司原股东F公司或其他股东之间存在书面代持协议等明确股权代持或其他依法得享有公司相应比例股权的有效证据,其与X公司高管郑维宏、S公司财务总监詹延青等人的往来邮件中亦未体现其曾主张对S公司持股份额之请求。故彭万铁主张成为S公司的股东不具有股权代持之事实基础。
  其次,关于有限责任公司吸收新股东时的人合性要求。彭万铁主张其股权隐名代持于S公司原股东F公司名下,但隐名投资人显名为股东需经公司其他股东认可,以保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基础不被破坏。彭万铁原系X公司的员工,现有证据显示,S公司的董事兼总裁郑宏,亦系X公司的副总经理、F公司的法定代表人、J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结合彭万铁与X公司董事郑维宏之间涉及投资退股事宜等邮件往来内容,可见X公司应当知晓彭万铁向S公司实际投资之事实。但是,基于现有证据无法确定彭万铁的出资系隐于哪一位股东名下,亦无证据显示S公司股东会曾就彭万铁投资所对应的持股比例等事宜进行讨论研究并达成决议。故S公司的股东并未达成彭万铁隐名持股及显名登记的明确合意,彭万铁请求确认其为S公司的显名股东,缺乏法律依据。
  另外,关于S公司在增资时是否需向彭万铁履行告知等义务。S公司进行的多次增资,均已按照有关法定程序完成增资行为。彭万铁作为实际投资人应当积极关注公司生产经营及其他公示情况,但其在投入15万元资金后既未在S公司任职亦无其他有助公司经营发展之积极行为。因此在没有其他可确定彭万铁授权他人代持股权的情形下,S公司并无向彭万铁征询是否增资之义务。
  因此,根据本案现有证据可认定确有彭万铁向S公司实际出资15万元的事实;但因其与公司其他股东并未形成股权代持的明确合意,故其仅就实际出资部分仍享有S公司盈利时相应的分红收益款,但不具备成为S公司持股股东的资格。
  裁判意义
  公司为吸引技术人才或业务骨干加盟公司,往往会通过收取个人投资款并定期给予分红的方式实施股权激励。但对于该特定的个人投资者是否具备公司隐名股东身份,以及能否通过诉讼方式主张显名而成为公司股东,实践中存在争议。本案明确了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而引进具有技术专长的投资人,该特定投资人虽具有向公司实际投资事实,但其并未到公司履职,基于公司股权激励本意以及公司的人合性,结合该特定投资人未与相关股东签订股权代持协议以及无证据证明其投资份额系投资于某显名股东名下等相关事实,该特定投资人要求显名成为公司股东的请求依法不能得到支持,其仅有权就其出资金额部分享有相应收益的权利。本案的审理,有利于明确特定投资人的权利边界,引导公司进一步规范为引入专门人才而实施的股权激励及退出机制,以避免引发投资者权益纠纷,促进企业长期稳定发展。
  [生效裁判审判人员:林秀榕、官永琪(承办人)、魏昀;编写人:官永琪、姚虹旭(实习法官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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