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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法院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CR.45931415

江苏法院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十大典型案例


发布日期:2017-12-08


  一、于某某诉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侵权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于某某,户籍内蒙古赤峰市,暂居北京,肢体4级残疾。2014年7月,于某某在南京乘坐被告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南公司)35路公交车时,出示其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以下简称《残疾人证》),要求免费乘车,遭该车驾驶员拒绝后双方发生纠纷。经公安派出所调解未果后,于某某诉至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礼道歉、承认错误;赔偿其交通费用、住宿费、餐饮费、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45254.6元。
  被告江南公司认为,根据2012年8月6日印发的南京市人民政府宁政规字[2012]20号文件《市政府关于印发南京市残疾人免费乘坐本市车船实施意见的通知》的相关规定,自2012年起,具有南京市户籍的残疾人,应持残疾证至相关地点开通市民卡或公交卡的免费乘车功能,通过刷卡免费乘坐公交车;江南公司以残疾人乘车刷卡的次数统计残疾人免费乘车数量,以便从政府获取政策补贴。国家和江苏省并未规定全国所有残疾人在任何地方都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待遇。于某某非南京市户籍,其仅持残疾证不享有在南京市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待遇;于某某所列各项费用与本案并无关联,故请求驳回其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残疾人享有各项社会保障的权利”。第五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残疾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应当根据实际情况给予便利和优惠”。残疾人享有乘车优惠的权利由国家法律予以保障。《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是残疾人享受政府优待扶助政策的重要凭证。第五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残疾人凭残疾人证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地铁、轻轨、渡船等公共交通工具。于某某持有《残疾人证》,依据《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的规定,依法在江苏省内享有免费乘坐公交车的权利。江南公司作为公交汽车运营部门,是保障残疾人享有此项权利的义务主体。江南公司以南京市政府文件作为拒绝于某某免费乘车的抗辩理由,但南京市政府文件只针对南京市户籍的残疾人,对外地残疾人乘坐公交车如何免费未予规定,江南公司作为公共交通运营企业,在遇到上述规定未尽事宜的情况时,应当适用《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的规定,妥善处理,本着保障残疾人享有各项社会福利的原则,给予外地残疾人更为简便、灵活的免费乘车手续,从而确保于某某免费乘坐公交车权利的实现。故江南公司在于某某出示《残疾人证》时拒绝于某某免费乘坐,违反了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侵害了残疾人的免费乘车权,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关于于某某主张的各项费用,应与案涉纠纷相关联,且属于主张权利所产生必要合理之费用。基于该判断标准,法院酌情认定于某某的各项损失合计2528元。因江南公司未侵害于某某的人格权益,亦未对其造成重大影响,故对于某某要求江南公司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及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请求,不予支持。据此,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2015)玄民初字第13号民事判决:一、南京江南公交客运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于某某2528元;二、驳回于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为保障残疾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家庭生活方面享有的合法权益,国家和地方分别在立法层面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相关地方性法规,但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地方性文件未能有效落实关于残疾人保障的法律法规赋予残疾人的合法权益的情况。本案中,在地方性文件未对非本市户籍残疾人享受乘车优惠的相关事宜予以规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和《江苏省残疾人保障条例》的规定依法作出裁判,充分保障了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共享社会物质文化成果的权益,将法律法规赋予残疾人的合法权益落到实处。同时,在本案审结后,玄武区法院还向南京公交总公司发出司法建议,建议相关职能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在兼顾公交企业经济利益的同时,牵头制定更加便利残疾人免费乘车的相关制度及政策,通过司法建议进一步延伸对残疾人权益的相关保障。
  (报送单位: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
  二、靖江市民政局代理流浪未成年人诉王金根、袁志平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系身份不明的流浪未成年人。2013年10月,原告在靖江市某路段行走时与被告王金根驾驶的正三轮载货摩托车发生碰撞,王金根肇事后驾车逃逸;倒地的原告随后又遭被告袁志平驾驶的普通二轮摩托车二度碾压,袁志平肇事后同样驾车逃逸。事故经公安机关认定,王金根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告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袁志平承担原告受伤的次要责任。前述事故造成原告后遗颅脑外伤、四肢瘫痪、右侧第4-8肋骨骨折,经法医鉴定,分别构成二级伤残、十级伤残,护理依赖程度为全部护理依赖。经公安机关多方努力,均未能联系到原告的亲属、查清其身份。2015年12月,原告被靖江市民政局接管。
  2016年4月,靖江市民政局作为原告的法定代理人,代理原告向靖江市人民法院提起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之诉。案件审理中,包括王金根、袁志平在内的所有被告均对靖江市民政局的身份提出了质疑,认为原告是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应是其父母或法律规定的近亲属等,民政局仅是临时救助机构,对争议的权利和法律关系不享有管理处分权,无权代理提起诉讼。
  靖江市人民法院在多方走访后了解到,由于护理依赖,原告目前暂时生活在靖江救助站,由站内相关工作人员予以照料,事故赔偿款将是原告未来生活的重要保障。
  (二)裁判结果
  关于靖江市民政局是否可以作为原告的监护人代为诉讼,靖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民政部门应当根据需要设立救助场所,对流浪乞讨等生活无着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承担临时监护责任……对孤儿、无法查明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以及其他生活无着的未成年人,由民政部门设立的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民法通则》第十六条也规定,在没有合适的自然人或单位担任未成年人监护人的情况下,民政部门可以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据此,各级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作为专司社会救助的职责部门,对未成年人依法负有救助监督以及补充监护人缺位的职责。本案中,原告是城市流浪未成年人,真实身份至今未能查清,亦无法确认其近亲属及相关基层组织,故事发前流浪及受伤所在地的民政部门依法应当履行对其的救助监护职责。本案原告自交通事故受伤后被靖江市民政局接管、照料至今,该局实际已履行监护人的职责。因此,靖江市民政局在原告身份不明、无合适监护人的情况下,以其监护人身份代理其诉讼维权,是民政部门的职责和职权所在,并无不当。延伸来看,如果民政部门不能作为本案原告的监护人,不先行代其诉讼维权,及时行使损害赔偿权利,原告的近亲属日后得知原告权利受侵害,但由于时过境迁,赔偿项目可能难以实现,其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保护,导致对肇事者处罚失衡。此外原告作为一名公民,其生命健康权益应受到同等保护,不能因其亲属暂时没有找到,就放任肇事者的违法行为,而漠视这类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综上,靖江市民政局作为原告监护人,主体资格适格。在此基础上,靖江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8日作出(2016)苏1282民初2529号民事判决,判决原告的事故损失747152.1元,由被告王金根赔偿429758.87元(已扣除其已垫付的38100元);由被告袁志平赔偿110110.42元;由被告保险公司赔偿86600元。
  一审宣判后,保险公司不服提出上诉,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决。
  (三)典型意义
  流浪未成年人发生交通事故致残,使其本就窘困的生活雪上加霜。此时,民政部门应切实承担起监护职责,对流浪未成年人实施救助。本案中,民政部门作为流浪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遭受质疑,人民法院以民政部门的法定补充监护职能为突破口,结合其已实际对流浪未成年人进行接管、照料,从而对民政部门代为诉讼的行为予以支持。该处理方式一方面避免了流浪未成年人因身份信息不明、无合适监护人而维权无望的困境,为其今后生活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另一方面更是鼓励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履行职责,对相关流浪人员实施救助,从而全面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报送单位:靖江市人民法院)
  三、易某某诉徐州军分区招待所、徐州军分区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1993年3月10日21时许,被告徐州军分区招待所聘用人员李传健驾驶该单位面包车在徐州市淮海路段与原告易某某驾驶的二轮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致原告易某某受伤,李传健负事故全部责任。经徐州市公安交警支队道路交通事故伤残评定委员会评定,原告易某某构成一级伤残。
  1994年4月24日,经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调解,易某某与徐州军分区招待所就涉案交通事故赔偿达成协议,根据国务院1991年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关于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应当计算20年的规定,徐州军分区招待所按照20年的赔偿期限一次性付给易某某误工费、伙食补助费、护理费、残废者生活补助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82000元。后法院据此出具了(1994)鼓民初字第417号民事调解书,上述内容已履行完毕。
  2014年7月15日,在20年赔偿期限已届满的情况下,易某某依据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颁布的《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关于超过20年赔偿期限后相关受害人仍有赔偿请求权的规定,向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被告徐州军分区招待所、徐州军分区继续赔偿其残疾赔偿金325380元。
  (二)裁判结果
  关于20年赔偿期限届满后受害人能否继续要求侵权人支付残疾赔偿金,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国务院1991年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仅规定残疾者生活补助费应计算20年,未考虑到20年后受害人仍然存活需要救济的情形,对20年赔偿期限届满后受害人权利如何保障没有规定。2004年5月1日开始施行的《人损司法解释》第三十二条规定:“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五至十年。”由此可知,该司法解释对于残疾赔偿金在规定了20年赔偿年限的同时,赋予了超过20年给付期限后,仍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受害人以再次起诉主张残疾赔偿金的权利。该规定符合侵权赔偿应当遵循的“损害填平”原则,能够更好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利。现20年赔偿期限已届满,易某某以其没有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属于确需继续给付的情形为由主张残疾赔偿金,应予支持。
  此外,尽管法律法规一般不溯及既往,即对于新法施行以后受理的案件,如果民事行为发生在新法施行以前,适用行为发生时的法律法规。但是,如果当时的法律法规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比照新法处理。因涉案交通事故发生时,当时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未对残疾赔偿金20年赔偿期限届满后如何赔偿受害人损害的问题进行规定,而现行司法解释对该问题予以了明确,因此,原告易某某依据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再次主张残疾赔偿金,应予支持。
  综上,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28日作出(2014)鼓民初字第1369号民事判决,判决徐州军分区招待所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按照10年计算一次性赔偿易某某残疾赔偿金325380元。
  一审宣判后,徐州军分区招待所不服提出上诉,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决。
  (三)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在处理一般民事纠纷案件时,应遵循“当时法律有相关规定的,按照当时的规定,当时没有法律规定的,按照现行规定”的原则进行处理。本案交通事故发生在1993年,按照当时《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20年赔偿期限届满后受害人的权利将无法保障。此时,人民法院从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依照2004年颁布的《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支持了20年赔偿期限届满后受害人继续要求侵权人支付残疾赔偿金的诉讼请求,既体现了侵权赔偿应当遵循的“填平损害”原则,也体现了对受害人权利的有效保护,为人民法院今后处理类似案件提供了正确指引,较好地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报送单位:徐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四、陈某某诉陈某、陈宜权、魏恩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9月14日18时20分许,被告陈某(事发时系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搭载其同学顾某某行驶至本案事发路段时,车辆车头前部与行人即本案原告陈某某身体发生碰撞,造成陈某某、陈某、顾某某均倒地受伤及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经交警大队调查,陈某驾驶的电动车未经公安机关交管部门登记,且事发时搭载了一名十二周岁以上的人员,其在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对路面情况疏于观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及,故认定陈某负该起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陈某某、顾某某无责。事故发生后,陈某某因头部受伤严重被随即送往医院治疗,前后住院时间共计64天,花费医疗费20万余元。
  2016年1月12日,陈某某与陈某在交警大队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主持下,达成人民调解协议书一份,约定:陈某一次性赔偿陈某某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合计人民币84000元。此事故一次性解决,双方今后无涉。陈某某由法定代理人沈秀英代签协议,陈某由其父陈宜权代签。协议签订后,陈某及其父母共向陈某某支付82000元。
  2016年6月12日,经鉴定,陈某某因此次交通事故致重型颅脑损伤遗留中度精神障碍,日常生活能力明显受限,构成五级伤残;开颅面积超过6cm2构成十级伤残;护理期为伤后二个月二人护理,之后仍需一人护理至今,目前存在部分护理依赖,需长期设置护理;营养期为五个月。后陈某某将陈某及其父母起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赔偿其因此次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20万余元。庭审中,三被告辩称双方已签订一次性解决本事故赔偿的协议,本案纠纷已经解决,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依法受到保护,侵害公民的身体健康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经查,此次事故造成原告陈某某各项损失共计834402.46元。涉案调解协议虽系原、被告各方自愿签订,但协议约定的84000元一次性解决方式系原告在委托伤残鉴定前达成,与原告实际损害结果相距甚远,显失公平,现陈某某要求依据自己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应予支持。本次事故经交警大队认定,被告陈某承担全部责任,原告陈某某不负责,故陈某某因此次事故造成的损失,应由被告陈某赔付。因事发时陈某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即本次事故造成原告的损失应由被告陈宜权、魏恩会承担赔偿责任。综上,江苏省昆山市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24日作出(2016)苏0583民初16987号民事判决,由被告陈宜权、被告魏恩会赔付原告陈某某各项损失834402.46元,扣除已支付82000元,余款752402.46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一般而言,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当事人经过平等协商自愿达成的赔偿协议,在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基础上,该赔偿协议应当受法律保护,即便该赔偿协议中的赔偿数额与实际损失有所出入,也是当事人对自己民事实体权利的处分,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各方当事人均应受到协议内容的约束。但在交通事故发生后、专业伤残鉴定前,当事人因不具备专业知识,往往无法对伤者的伤残程度、医药费数额、保险公司报销理赔范围等情况作出准确判断,如果仅凭自身对当时伤情、事故责任的主观判断就草率达成赔偿协议,很可能会损害协议一方的利益。针对本案这种调解协议中约定的赔偿数额与受害致残一方的实际损失相差十倍之多、显失公平的情况,受害人根据伤残鉴定结果要求变更双方的协议,对赔偿范围和数额进行调整的,人民法院从公平、公正以及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当予以变更。
  (报送单位:昆山市人民法院)
  五、姚某某诉秦皆兵、常熟市琴南水电设备安装队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9月29日11时26分,被告秦皆兵驾驶的轿车驶入对向车道与原告姚某某驾驶的摩托车相撞,致姚某某受伤,车辆损坏,被告秦皆兵负事故全部责任。事后经鉴定,原告姚某某构成一级伤残。肇事车辆登记车主为被告常熟市琴南水电设备安装队,实际车主为被告秦皆兵,该车由秦皆兵挂靠在常熟市琴南水电设备安装队。事故发生时肇事车辆在被告信达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公司(以下简称信达保险公司常熟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限额为50万元的商业三者险。
  2016年7月25日,原告姚某某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秦皆兵、被告常熟市琴南水电设备安装队和信达保险公司常熟支公司等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二)裁判结果
  常熟市人民法院于2016年10月24日作出(2016)苏0581民初8075号民事判决,判决被告信达保险公司常熟支公司赔偿原告姚某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572000元;被告秦皆兵赔偿原告姚某某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合计人民币723830.14元,扣除其垫付款5115.50元,余额718714.64元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履行;被告常熟市琴南水电设备安装队对被告秦皆兵的以上赔偿承担连带责任。
  2017年1月13日,因秦皆兵、常熟市琴南水电设备安装队未自觉履行法院判决,姚某某向常熟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随即,常熟市人民法院向秦皆兵、常熟市琴南水电设备安装队发出执行通知书和财产申报令。但两被执行人既未按照执行通知书的要求自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亦未按照财产申报令的要求向法院如实申报财产。据此,同年2月3日,常熟市人民法院将两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此后,法院多次传唤被执行人到庭,但被执行人均借故推脱。2017年7月13日,执行法官亲自前往被执行人秦皆兵所经营的黄砂厂,等候一小时后将其拘传至法院,并促使其保证月底前将款项支付到位。最终,被执行人于2017年7月27日全额履行了债务。
  (三)典型意义
  人民法院不仅应当在案件审理阶段注重依法确认和维护残疾人享有的各项合法权益,在执行阶段也应当加大对涉残疾人保护案件的执行力度,采取各种有效执行方法和措施,确保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本案中,法院在当事人申请执行后的第一时间对被执行人名下所有财产进行了查控,在未能获取财产线索的情况下将被执行人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运用与常熟市公安局、文明办、经信委等28个部门、14个板块联合形成的惩戒机制,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同时,采取蹲点守候、拘传等方法最终敦促被执行人全额履行债务,及时、有效地确保生效裁判所确定的残疾人权益落到实处,切实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报送单位:常熟市人民法院)
  六、陈某某诉陈永和、江苏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被告江苏广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宇公司)承接了某厂房建设工程,后广宇公司又将该工程中的瓦工、木工工程分包给被告陈永和。2010年8月20日,陈永和雇佣原告陈某某至该工地工作并为陈某某安排了宿舍。同年9月6日晚,陈某某在工地加班浇注地梁,一直工作至21时许结束。施工结束后,陈某某骑自行车离开建筑工地前往宿舍休息途中,案外人王利彬驾驶的小型普通客车前部撞击陈某某自行车的尾部,致陈某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损坏。2010年10月9日,靖江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作出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利彬承担本起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经鉴定,陈某某的伤残等级构成一级伤残。现陈某某以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为由,向靖江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其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受伤,广宇公司作为受益人,陈永和作为雇主,应共同赔偿其各项损失1113202.15元。
  (二)裁判结果
  靖江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的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发包人、分包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接受发包或者分包业务的雇主没有相应资质或者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陈永和雇佣陈某某从事瓦工工作,事故发生时,陈某某从事的雇佣活动已经结束,陈某某回家休息,既不是从事雇主授权或者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也与履行职务没有内在联系。故不能认定陈某某系在从事雇佣活动过程中受伤,陈某某要求两被告承担侵权责任,没有法律依据,靖江市人民法院据此驳回了原告陈某某的诉讼请求。陈某某不服,上诉至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考虑到,陈某某与被告陈永和系同村人,陈某某是陈永和雇佣的建筑工人,其长年一直跟随陈永和在其承接的各个工程的工地上工作干活,其与陈永和间存在紧密的、稳定的雇佣关系。事发时,陈某某也是在陈永和承接的广宇公司违法分包的工程中施工,为方便施工,陈永和为包含陈某某在内的工地工人在工地的马路对面租赁了民房,供工地工人休息。经查,陈某某加班工作至当晚9时许系受雇主陈永和指示所为,其下班穿过马路返回的民房亦是雇主为方便其往返工地而事先租赁并安排的临时住处,陈某某并非是在前往其他非雇主指令的场所过程中因交通事故受伤,因此,虽然事发时其直接从事的施工工作已经结束,但陈某某返回民房的行为仍应视为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行为,作为雇主的陈永和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此基础上,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加大调解力度,多次组织双方当事人调解,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于2012年8月3日作出(2012)泰中民终字第0649号民事调解书,由陈永和补偿陈某某各项损失共计300000元,于调解协议签收之日先行给付人民币150000元,余款人民币150000元于2012年11月30日前付清。
  (三)典型意义
  本案系下班途中因交通事故致残的雇员向其雇主以及分包人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之诉。关于雇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二审法院经分析认为,该交通事故发生在雇员完成加班任务后从工作场所到雇主安排的固定居所之间的正常路线,该雇员实施的系与其履行职务有内在联系的行为,应认定该雇员系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的人身损害,雇主据此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至于分包人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只有在雇员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情况下,分包人才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本案中,该雇员并非因安全生产事故遭受人身损害,据此,分包人无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审法院在明晰各方当事人法律责任的基础上,从保护残疾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强化诉讼调解,多次反复与被上诉人沟通协调,向其释法析理,同时充分发挥律师参与调解的作用,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雇主对该残疾雇员进行赔偿,缓解了残疾人治疗和生活的燃眉之急,做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充分有效地保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
  (报送单位: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七、徐某某诉端某某扶养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徐某某与被告端某某于2007年5月9日登记结婚,并于同年11月22日生育一子。徐某某生育孩子后精神不稳定并多次离家出走,2010年徐某某从娘家回来后,端某某的母亲带徐某某在南京市溧水区精神康复医院诊疗,病历记载:“患者能听到不存在声音在耳边讲话,有人想害她、杀她,讲她的坏话,脑子里也控制不住的乱想,紧张恐惧,夜不眠,卫生不料理,不正常饮食……”。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并予以用药治疗。2012年7月13日徐某某被确定为精神残疾人,残疾等级为2级。
  2014年9月,端某某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因徐某某下落不明,法院依法公告缺席审理,并于2015年4月10日作出了(2014)溧民初字第257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解除端某某与徐某某之间的婚姻关系,双方婚生子归端某某直接抚养。
  2016年4月,徐某某向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认为在离婚诉讼中端某某以欺骗的方式剥夺了徐某某的应诉权利,现徐某某患有疾病,为维护其合法权益,要求端某某自2010年起每年支付原告经济帮助款10000元至原告死亡之日止。
  端某某辩称:履行夫妻义务的前提是双方系夫妻关系,2015年4月双方已经离婚,相互之间的扶养义务已经解除。根据法律规定,徐某某主张经济帮助应在离婚时一并提出,现双方已经离婚一年多,故徐某某无权再主张经济帮助。
  (二)裁判结果
  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给扶养费的权利。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有给予适当帮助的义务,该义务实质上是夫妻之间扶养义务的延续。本案中,徐某某、端某某于2015年经法院公告判决离婚时,徐某某未到庭,客观上无法向端某某主张经济帮助,但并非意味着徐某某该项权利的丧失。徐某某在本次诉讼中,仍有资格行使要求端某某予以经济帮助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的规定,主张经济帮助的要件之一是:离婚时一方陷入生活困难。因此,“离婚时”是对一方是否陷入生活困难进行判断在时间上的限定,而非对生活困难一方主张权利在时间上的限定。因此,对端某某主张经济帮助应在离婚时一并提出的辩解意见不予采信。
  关于徐某某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离婚时生活困难”的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的规定,“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本案中,双方离婚时无共同财产的分割,徐某某自2010年起即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2012年又被确认为2级精神残疾,现仍未治愈,又无固定的收入来源,应属于生活困难的情形。故徐某某要求端某某支付经济帮助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支持。考虑端某某主要靠在外打工维持生活,还尚有年幼的儿子需要抚养,经济能力较为有限;同时法律明确规定离婚后的帮助以“适当”为限,为此,法院酌情确定端某某一次性支付徐某某经济帮助款20000元。综上,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苏0117民初2079号民事判决:一、被告端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徐某某经济帮助款20000元;二、驳回原告徐某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司法实践中,对于该条规定的生活困难一方请求经济帮助的权利的性质和行使容易产生争议。本案中,被告就主张生活困难一方请求经济帮助的权利应当限定在离婚时。但离婚案件缺席审理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是类似本案中身患残疾的弱势一方未到庭的情形下而判决离婚的,生活困难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客观上是无法主张经济帮助的。此时若将该权利的行使限定为“离婚时”,则意味着生活困难一方该项权利的丧失,客观上有失公允,不利于对生活困难一方的权利保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为依法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法院从立法本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进行解释,认为“离婚时”是指一方陷入生活困难的认定时间而非主张权利的时间,从而更好地保护了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做到了法、理、情的融合。
  (报送单位: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
  八、张某某、梁某某盗窃案
  (一)基本案情
  二被告人张某某、梁某某均系聋哑人。2015年1月19日17时许,二被告人在泰州市高港区金港路大润发超市二楼,伺机围在被害人唐某某身边,张某某利用梁某某作掩护,从被害人唐某某上衣口袋中窃得金色三星S5手机一部,经鉴定价值人民币1872元。
  二被告人分别于2015年2月6日、9日在家乡山东省泰安市被抓获,二被告人归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梁某某的亲属主动代其赔偿被害人全部损失。
  (二)裁判结果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因张某某、梁某某均系聋哑人,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通知法律援助中心对二被告人指派辩护人,在庭前送达传票等材料、开庭审理、庭后送达文书等阶段均通知了手语翻译到场。同时,因了解到二被告人具有初中文化水平,受过一定的专业教育,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在开庭时也为二被告人提供了书写白板,通过手语翻译和白板书写辅助进行,使二被告人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
  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梁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扒窃他人财物,其行为均已构成盗窃罪。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某某、梁某某犯盗窃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采纳。被告人张某某、梁某某均又聋又哑,依法从轻处罚;二被告人归案后均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从轻处罚;被告人张某某有前科,酌情从重处罚;二被告人均当庭自愿认罪,酌情从轻处罚;被告人梁某某退出全部赃款且预缴财产刑保证金,酌情从轻处罚。据此,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4月14日作出(2015)泰高刑初字第16号刑事判决:一、被告人张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二、被告人梁某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千元。
  一审宣判后,二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均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残疾人虽然存在生理缺陷,但法院在处理残疾人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更应注重保证其有效地行使诉权。在本案庭审过程中,法官考虑到二被告人的文化水平,为其提供书写白板,结合手语翻译的方式,使其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全面保障了二被告人有效地行使诉权,并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掌握案情,最终对二被告人作出公正的判决。同时,考虑到刑罚执行完毕后,被告人返乡途中可能会因交流障碍及生存问题重新走上犯罪道路,法院在其刑期执行完毕时,安排人员及车辆送被告人回家,积极联系被告人家庭成员及所在地基层组织,落实好帮教工作,通过亲情呼唤及社区帮教,使其能从中汲取教育,防止重新犯罪,也让其从此次审判中感受到司法的人文关怀。
  (报送单位:泰州市高港区人民法院)
  九、杨某某强奸重度精神发育迟滞者魏某某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2月18日14时许,被告人杨
  某某趁酒后将正在灌南县汤沟镇某路上行走的被害人魏某某骗走,并强行带至家中,欲与其发生性关系,因被害人父亲及时赶到制止而未得逞。后经鉴定,被害人魏某某为重度精神发育迟滞,无性自我防卫能力。
  (二)裁判结果
  灌南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某明知被害人魏某某是痴呆女,仍欲与其发生性关系,虽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但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公诉机关指控其犯强奸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被告人杨某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是犯罪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被告人杨某某有劣迹,可酌情从重处罚。据此,为维护社会治安管理秩序,保护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打击刑事犯罪,根据本案被告人杨某某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灌南县人民法院于2017年5月25日作出(2017)苏0724刑初137号刑事判决:被告人杨某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上诉,公诉机关亦未抗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义
  智力残障女性的人身权益,尤其是性权益容易受到犯罪侵害,需要特别保护。本案被告人杨某某明知被害人魏某某有智力障碍,仍将被害人魏某某骗走使其脱离监护,并将魏某某带回自己家中实施奸淫,虽因意志以外原因未能得逞,但影响恶劣。
  本案被告人虽系犯罪未遂,但法院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从切实维护残疾受害人人身权益的角度出发,依法对被告人从重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四年,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报送单位:灌南县人民法院)
  十、邱某诉南京市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行政登记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邱某于2009年8月15日被认定为3级肢体残疾。邱某之女婿、美籍华人李某某于2015年9月23日出具《委托书》,委托邱某办理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岔路口明月港花园翠堤湾11幢×室房屋出售事宜,双方约定委托期间为“自签字之日起至上述事项办完为止”,该委托书经美国纽约州政府公证与中国驻纽约总领馆认证。2015年10月,李某某因病去世。2016年1月6日,邱某代表其女婿李某某与其丈夫黄某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准备将房屋登记至黄某某名下。原告在不动产登记中心交纳房屋交易费用时,窗口工作人员了解到委托人李某某已经去世,认为房屋已作为遗产发生继承,其物权已转为继承人所有,邱某无权继续代理,遂停止了该房屋转移登记申请的受理与办理。邱某与被告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多次沟通无果后诉至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认为继续进行房屋交易,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八十二条之规定,亦符合委托人李某某的意愿,邱某有权继续实施代理行为,请求法院确认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房屋转移登记法定职责违法并责令其履行法定职责。
  (二)裁判结果
  本案审理过程中,经了解,原告邱某夫妇唯一的女儿即李某某之妻于十余年前生重病,邱某夫妇将自身名下唯一住房出售筹款给其女儿治病,钱款用完但治疗未能成功。邱某夫妇的女儿去世后,李某某于2005年购买涉案房屋供邱某夫妇居住,并希望登记在邱某夫妇名下,但邱某夫妇考虑自己年事已高、仅有一个女婿作为继承人等因素,未同意登记在自己名下,仍登记在其女婿名下,但由邱某夫妇实际居住。2015年,委托人李某某得知自己患癌症后,为保障邱某夫妇晚年生活,避免出现其他情况,故向邱某出具特别授权委托书,其本意是将房屋赠与邱某,或者由邱某自主选择将房屋出租、出售或其他使用、收益方式。
  在了解到相关背景后,南京铁路运输法院考虑到邱某系三级肢体残疾、失独老人、收入水平低等特点,认为涉案房屋行政登记行为关系到邱某的重大切身利益,应当从保障民生、保护残疾人合法合理权益的角度实质性解决问题,既要尊重委托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同时也要保障涉案房屋继承人的合法权利。为此,南京铁路运输法院一方面与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沟通,了解在继承人放弃相关权利的情况下,邱某以代理人名义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指导邱某与委托人的继承人沟通,出具书面承诺,强化其代理行为的合法性。经多次沟通,江宁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收到委托人李某某的母亲及子女等继承人声明放弃涉案房产继承权的书面材料后,依法为邱某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邱某于2016年6月7日向南京铁路运输法院申请撤回起诉。
  (三)典型意义
  法官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应强调争议的实质性化解,不能就案办案,尤其要注重解决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弱势群体的实际困难。本案中,对于三级肢体残疾的失独老人,法院在深入分析法律关系的基础上,指导当事人采取补强证明文件等措施化解法律争议,协调行政机关按照简政便民的原则为当事人简化相关手续、办理房屋登记,既维护了残疾人的合法权益,也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同时兼顾案外人权益,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报送单位:南京铁路运输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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