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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道国的环境措施对征收的抗辩
【作者】 刘俊霞【写作年份】 2015
【文献分类】 国际投资法【关键词】 环境措施;征收;抗辩;正当性证明;平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4367    
东道国的环境措施对征收的抗辩

刘俊霞


【摘要】随着国际投资的迅猛发展,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出现了一些利益冲突。东道国为保护本国环境免受投资活动的损害而采取的环境措施可以作为排除征收的例外理由,因为环境作为社会会共利益的一部分,构成了公民私权自由的边界,当然地阻却了某些干步与阻碍私权行为的违法性。当然,为避免环境措施的滥用,需要对其正当性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之所以考虑环境因素对定性东道国征收行为的影响,目的在于保证更重要利益的优先地位,同时寻求东道国环境公共利益与外国投资者私人利益的平衡。
【关键词】环境措施;征收;抗辩;正当性证明;平衡

  

   近年来,国际投资条约仲裁(investment treatyarbitration或treaty-based investment arbitration)的正当性屡遭质疑,原因是其过于偏袒私人投资者,导致东道国的公共利益与投资者的私人利益失衡。[1]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表现是有仲裁庭将东道国采取的环境措施认定为征收,并裁以高额补偿。这样无疑束缚了东道国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严重限制了包括征收权在内的国家经济主权的行使,对东道国的公共利益极为不利。本文主要探讨东道国的环境措施对国际投资条约中征收条款的抗辩,试图在正义的天平上认识、衡量投资活动中涉及的不同利益,并根据某种社会标准去保证其间最为重要的利益的优先地位,最终达到可欲的平衡{1}。

   一、环境措施可以不构成征收的抗辩理由

   征收的认定标准包括单一效果说、单一目的说、二者兼顾说。如果仅从效果来判断,环境措施似乎符合征收的构成要件,因为投资者的财产价值确实被剥夺,实践中也有案例是这样认定的。然而将环境措施不加区别地等同于其他措施并不妥当,环境措施有其正当目的,可以排除其违法性,从而排除征收的成立。随着环境自身及其与投资的相互影响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环境措施完全可以成为东道国实施环境管理权的正当理由以及应对环境征收案件的重要策略。

   (一)环境措施是国家主权的正当行使

   作为主权行使的重要内容,国家有权确立自己的环境保护标准和环境发展政策,也有权颁布和修改环境法律法规,即使这些行为给投资者的利益带来了消极影响,也不需要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补偿责任。换句话说,投资条约中的征收条款不能对抗东道国环境管理权力的正常行使。在MTD v.Chile案中,由于环境立法的变化,智利政府拒绝向申请方颁发工程实施的许可证,对此仲裁庭指出,东道国修改立法时,投资者并不享有抵挡法律效力的特权。[2]同样,在Chemtura v. Canada案中,仲裁庭指出加拿大环境部门中止申请方生产和销售林丹杀虫剂的行为只是国家行政管理权的正常行使。[3]这两个案件涉及的措施可能构成两种类型的间接征收:管理性征收(regulatory expropriation)和针对性征收(targeted expropriation){2}。前者是指采取了某个一般性措施剥夺了财产的实际价值,类似于一般行政行为;后者指所采取的措施不是一般性的,而是个别的、具体的,如撤销或延迟颁发许可证、终止合同、针对性的限制某个行为等,更接近于具体行政行为。无论是管理性征收还是针对性征收,都是国家管理权的重要内容,因此在《多边投资协定》(Multilateral Agreement on Investment)的讨论过程中,代表团主席就曾建议加入“肯定管理权”条款,允许成员国采取、维持或执行任何措施,以保证投资符合环境、健康、安全等方面的要求。高层会议也曾指出,需要明确MAI不会限制国家正常的管理权,为公共利益而采取的管理行为给投资者带来损失不会构成征收,在解释征收条款时,应理解为征收条款并未要求成员国进行补偿。[4]装完逼就跑

   国家实施管理行为还有更深刻的理由,作为一般规律,古往今来的任何国家,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都必须为国家的管理行为确立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最深刻的根源不是其自身的法律,而在于法律之外。在古代神权国家,国家行为合法性的最终根源来自神的恩赐和力量,而在现代,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其最终的合法性建立在所谓的“人民利益”之上,即一个拥有正当性的国家具有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履行立法和行政功能并要求其臣民服从和支持的权力。国家要按照最有利于整体发展的方式来推动和处理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利益,这是社会契约赋予国家支配其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3}。为了使国家的管理行为更合理有效,学者们和国际组织又提出了“善治”的要求。善治就是政府对公共生活进行社会管理并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公民私权自由的边界之一,当然地阻却了某些行为对私权的干涉与阻碍的违法性。这一善良的目的可以用来证明国家手段的正当性,16世纪意大利的盖奇阿丁尼和德拉卡萨将其称为“国家的理由”{4}。

   环境是人类赖以居住的基本条件,直接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质量,尤其是在当前,人类活动给环境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影响,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张力愈发紧迫,国家有义务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其国民提供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以保护环境为理由让个别主体的经济利益服务于环境公益,跟其他情形如紧急避险的理据是一致的,环境管理权是国家警察权的一部分,只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才能让决策的作出真正为了公益而无后顾之忧。还需要指出的是,国家的管理权不仅及于本国国民,还包括本国领土内的外国投资者。国际投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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