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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促进型”经济法的运行机制
【作者】 焦海涛【写作年份】 2011
【文献分类】 经济法学
【关键词】 “促进型”经济法;运作模式;自我实施;激励;监督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64190    
论“促进型”经济法的运行机制

焦海涛


【摘要】“促进型”经济法具有不同于“限禁型”经济法的特殊规范结构,这使得其运作模式总体上是引导性而非强制性的。在“促进型”经济法的实施过程中,守法的特别效应明显,大多“促进型”经济法规范在性质上都依赖于或者可以由相关主体“自我实施”,在内容上较少规定严格的法律责任,法院的作用由此削弱。同时,“促进型”经济法在“自我实施”中,也可能出现怠职行为或引发道德风险,为此,必须在立法或执法层面设立相关激励与监督机制。
【关键词】“促进型”经济法;运作模式;自我实施;激励;监督

  一、为何需要“促进型”经济法


  从调整目的、调整手段或法的功能、结构等角度,经济法中的法律规范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限制或禁止为目的,多采用强制性或惩罚性运作方式的法律规范;二是以鼓励或促进为目的,并采取相对温和的运作方式的法律规范。前者可称为“限禁型”经济法,后者可称为“促进型”经济法。从经济发展历程看,经济法产生之初,就需面临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强力手段非常重要,法律规范的内容自然多以“限禁”为主,而随着经济现实的发展变化,国家调制经济的方式也随之进行着不断的分化与整合,现代经济法的功能定位已趋于温和,一些旨在促进、引导的鼓励性或倡导性措施在经济法中已越发受到重视。


  事实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法之所以能够有力地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原因之一就在于,促进稳定与发展本身就是经济法的重要调整目标,并且,经济法存在着“促进型”的规范结构以及相应的“促进型”功[1]。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促进”与“限禁”都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必要手段,经济法功能的实现既需要对某些违法行为进行消极的限制、禁止,也需要对国家倡导的行为进行积极的促进、鼓励。


  具体来说,在传统的“限禁型”经济法之外,还提出“促进型”经济法的概念并将其类型化,主要是因为在现代经济法中,“促进型”法律规范的种类在不断增多,其作用也在日益增强。从对“限禁型”经济法的补充、协调、矫正等角度看,“促进型”经济法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着传统“限禁型”经济法难以替代的作用[2]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第一,“促进型”经济法能有效缓解经济法执法中的各种困境。偏于“限禁”功能的传统经济法,在实施过程中常常遭遇不同程度的执法困境:一是相对于应对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潜在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来说,人力、物力匮乏是“限禁型”经济法执行中的一个普遍性问题;二是执法资源的匮乏使得执法机关不得不进行“选择性执法”(selective law enforcement),但这种执法方式的合法性一直受到人们的质疑;三是传统“限禁型”经济法的运作方式往往过于强硬,这容易在市场主体与执法机关之间形成一种“非合作”的对抗关系。


  经验告诉我们,在经济法作用的特定领域,法的功能并不是越趋向于“限禁”越好,相反,过于强硬的执法方式不仅影响执法实效的取得,还可能引发“对制度的制度化拒斥”(institutionalized evasion of institution)[3]。“促进型”经济法则不同,它更多地依赖于一些事前的、温和的、引导性的“励进措施”而非事后的、严厉的、强制性的惩罚体系来规范人们行为,无疑,这些非强制性的规范设置必然会增强人们对法律规则的认同感,会激励人们自觉守法,大大减轻执法机关的压力,甚至还会产生“自我实施”(self-enforcing)效应。因此,在“促进型”经济法的实施过程中,“限禁型”经济法所面临的执法困境多会不复存在或较大程度地被减弱了。


  第二,“促进型”经济法能有效克服传统经济法执法中的“信息悖论”。在“限禁型”经济法中,执法的主要目标就是惩罚违法者,为此,执法机关必须掌握足够的认定行为人违法的信息。同时,在“限禁型”法律规范占据主导地位以及执法方式过于强硬的情况下,信息获取无疑困难重重。这是因为,“限禁型”经济法都具有事后规制的特点,即只有在违法行为发生时才会启动调查程序,但在经济法执法中,信息不充分的情况普遍存在,这使得单纯的事后规制措施不仅难以收集必要的、完全的、准确的信息,更可能会加剧信息的不对称性与不确定性。可见,执法的有效性一方面过于依赖信息,而另一方面,执法的严厉性又限制了信息收集的渠道,这就是“限禁型”经济法无法解决的信息悖论。


  从信息角度看,在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强调促进功能的发挥,强调“促进型”经济法的重要性,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解决激励问题,即激励相关主体自愿地去披露执法机关所需的必要信息。“促进型”经济法的温和性、诱导性是保证这种激励的关键。例如,在规范设置上,为了减少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并使相关主体的行为一直置于执法机关的监督之下,立法者往往会为市场主体设定了一些自愿性的、提倡性的行为模式,并提供了相应的法律程序。这类模式或程序不仅可以引导市场主体从事法律或政策所鼓励的行为,也便于执法机关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行准确、及时的观测与监督。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模式或程序就成了执法机关掌握市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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