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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三条道路
【作者】 强世功【写作年份】 2016
【文献分类】 宪法学【关键词】 违宪审查制度;中国宪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4980    
违宪审查制度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宪制的建构与完善

强世功


【关键词】违宪审查制度;中国宪制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一些年来,法学界始终有一股呼声,要求建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这种主张既有来自理论上的要求,也有来自现实中的要求。从理论要求看,如果说19世纪的“法治”含义由于受到欧洲的影响,主要指科学化、体系化和法典化的立法以及独立的司法;那么20世纪中后期以来,特别是后冷战时代,由于受到美国的影响,“法治”已经从立法问题上升到宪政问题,违宪审查制度已被看作是法治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受到这种理论思潮的影响,当我们谈论法治的时候,就不可避免要讨论讨论宪法的权威,因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宪治国”。“依宪治国”就要确立宪法的权威地位,一切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无论国家法律还是行政规章,都必然无效。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违宪审查制度,由专门机构来审查违宪问题。

   从现实要求看,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必然触及到国家宪政体制,因此违宪审查制度的设计必然包含了对国家宪政体制的构想。在通常的教科书中,我国的宪政体制普遍被概括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施宪法、落实宪法权威也就自然变成了如何落实宪法爬数据可耻中确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的最高国家权力。在一些学者看来,这就触及到了所谓“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因此,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学理主张就具有了潜在的现实政治诉求。这一诉求试图改变全国人大的“橡皮图章”形象,确立全国人大高于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宪制地位。具体而言,这一观点认为,执政党通过的政策如果与宪法相抵触,可以通过违宪审查机制来宣布无效,从而解决所谓的“良性违宪”问题,将党的权力关进国家宪法的“笼子”里。

   由此可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建立违宪审查制度都是推进法治建设、确立宪法权威的题中之义,而这必然要触及如何理解中国宪政体制的问题。因此,在中国谈论违宪审查制度与西方完全不同,它针对的并不是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之中如何处理立法、行政规章和宪法冲突,而是在“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内部如何处理党规和国法的关系,进而如何处理党章和宪法、党和国家的关系。

   二、违宪审查必须立足中国宪政体制

   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出发,讨论违宪审查问题不可能回避国家宪政体制问题。在《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一文中,我已经指出,19世纪以来的全球宪政都属于党国体制,要么是西方国家占主流的党国分离模式,要么是与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党国整合模式。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实际是在这两种模式中摸索出来的第三条道路,即党国互动的动态平衡模式。在这一互动体制中,党一方面独立于国家,但另一方面又整合在国家之中;党一方面要在社会中树立自身的权威,但又必须利用自身的权威来肯定和强化国家和法律的权威;党要扎根于社会,但不能借助社会的力量来摧毁国家法律机器;党要整合在国家之中,但又要始终防止蜕变为官僚特权集团而压迫社会。而要保持党和国家之间的平衡,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并且制约彼此的权力,将彼此的权力约束在自己应当活动的空间中,从而同时调动党和国家“两个积极性”。 对于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立所形成的两条道路而言,中国试图走出的这条党国互动体制无疑属于“新路”,而对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处境而言,这无疑是一条符合历史和未来、体现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康庄大道。

   正是着眼于完善和建构党国互动体制这个目标,建立中国特色违宪审查制度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就理论而言,我们对于中国宪政体制、对“党的领导”在宪法中的位格缺乏应有的规范表述和学术论证,从而无法在理论上应对类似“党大”还是“法大”的政治挑战,无法解决政策与宪法不一致形成的“良性违宪”问题。“名不正,则言不顺”,理论表述的匮乏及其与制度实践的背离导致中国宪政体制缺乏理论正当性支撑,客观上为西方宪政法治模式的传播及其在民众观念中获得正当性打开了方便之门。改革开放三十年在商品市场上形成的有益经验,无疑可以运用到争夺人心的思想理论市场中:面对全球化形成的思想市场竞争的不平衡性,无论采取“不争论”的策略,还是采取禁止某些西方意识形态的传播,都像自由市场中的关税壁垒一样,只能保护一时,最终还要看是否充分利用关税保护的有利时期,形成经得起市场考验的产品,这才能真正形成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因此,面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冲击,面对国内法学界兴起的宪法司法化主张,就需要从完善和建构党国互动的宪政体制出发,建构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和理论。

   就现实问题而言,过去在处理党和国家、党章和宪法、政策和法律关系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道路目标和明晰的规则引导,只能采取一种就事论事、见招拆招的经验主义态度和实用主义策略,一时间强调要与国际接轨,实行“依法治国”,一时间又强调“维稳”,强化党的一元化领导。这种缺乏目标和方向的摇摆徘徊,一方面给广大人民群众造成了各种错觉,加剧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分裂,另一方面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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