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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自由的人权属性及其适用
【作者】 孙南翔【写作年份】 2017
【文献分类】 行政管理法
【关键词】 互联网自由;限制自由;国际人权协定;中国互联网规制政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101148    
论互联网自由的人权属性及其适用

孙南翔


【摘要】新世纪以来, 网络空间逐步从“以技术为中心”的无主地体系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权利体系。本质上, 以人为中心的互联网自由体现为以权利为本位。互联网自由包括互联网表达自由、互联网信息获得自由、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可获得性以及互联网通讯自由。然而, 互联网自由是相对的。对互联网自由的限制应至少满足三个条件:一是限制措施为法律所明确规定;二是措施满足合法性目标;三是措施具有必要性。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互联网规制政策并不违反国际人权协定。人权问题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我国应在法律上明确信息利益主体的救济机制和争议解决方法, 有理有据地保障网络空间的国家安全、公共利益和个人权益, 并增强国内外互联网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可获得性, 解决地区性的“数字鸿沟”难题, 以此打造全人类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关键词】互联网自由;限制自由;国际人权协定;中国互联网规制政策

  

  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网络与通讯技术的发展,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存的第五空间。可以说,人类通过互联网技术创造出一个与实体空间相平行的网络世界。互联网作为技术产物,网络空间并非是法外空间,人的基本权利贯穿其中。作为国际人权协定其他权利的检验标准,表达自由权系互联网时代最为核心的人权权利,[1]457其涉及信息的获取、传输、表达和保护。

  理论上,剖析互联网自由人权权利的首要难题在于厘定技术与法律的关系。卢埃林曾指出,有技术而无道德是一种威胁,有道德而无技术则是一团糟。[2]8该论断也适用于互联网技术与法律的关系。缺乏法律规范的互联网技术恐对社会造成威胁,而若是一味地以牺牲技术进步为前提来提高法律规范标准,则将对社会发展形成阻碍。由此,对人权协定的解释与适用应建立在对技术与法律、权利与义务、主权与人权进行衡平的基础上。然而,现有西方学界的研究更多倾向于从技术发展层面论证互联网的绝对自由,而忽视了互联网自由的应有界限。[3]1-8在互联网领域的基本权利中,传统研究侧重于言论自由层面,而尚未对互联网作为传输媒介的新特征、新问题进行分析;同时,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国内法律规范的建构上,对国际人权语境下的互联网权利关注不够。[4]15-23[5]1247由此,确有必要对互联网时代的权利体系进行系统研究。本文将从两个层面刻画互联网自由,其一是考察人权在互联网领域的可适用性及其具体类型;其二为回应国家规制需求并明确限制互联网自由措施的使用条件,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互联网规制政策提出相应建议。

  一、人权语境下的互联网自由及其限制

  在科学技术层面上,信息技术的影响早已超过电力、燃油机、蒸汽机等发明创造。虽然网络空间的运行高度依赖信息技术的保障,然而,网络空间的本质仍是解决国家与公民、个人与他人间的关系。正如特拉赫特曼教授所言,网络空间正从“以技术为中心”的无主地体系转变为“以权利为中心”的体系。[6]106在人权语境下,互联网自由已从“以技术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进而遁入“以权利为本位”的规制路径。

  (一) 互联网治理:从“以技术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在改变个人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同时,网络科技对传统的法律观念形成强烈的冲击。其一,在技术层面上,网络法律关系的超国界性和虚拟性对以地域性为基础的传统法律规则造成严峻挑战。[7]161-163传统上,国家主权高度依赖权力的地域性,然而,互联网导致跨国信息传输的匿名性与便捷化,进而弱化立法者与网民之间的地域纽带,并使一国公民更容易采取措施规避地域性管辖规则。[8]46

  其二,在管辖权能上,网络技术弱化传统的政府规制能力。新一代的网络服务或服务中间商出现后,个人不再是消极的信息接收者,而是积极的信息发布者。同时,互联网技术突破传统电报、电话等点对点的信息传输方式,而转化为以点对多、多对多的通讯方式为主的通讯模式。[9]41网络空间成为前所未有的信息聚集地。随着网络信息规模急剧增长以及网络通讯渠道的开放化,国家控制信息的能力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其三,在法律应用层面上,互联网的出现导致法律规则解释与适用的难题。特定的法律规则与其制定时的事实与法律情势密切相关。[10]72然而,新技术的发展割裂了制定时的客观情形与解释时的客观情形,进而产生规则如何适用的难题。相比于成熟的国内法律修订程序和机制,国际条约的修订更具难度,互联网技术产生法律规则解释的时空性难题在所难免。

  为应对网络技术对法律规范的冲击,理论界先后提出三种不同类型的互联网治理理念。第一种观点认为应以“技术为中心”理解互联网,即互联网为技术构造物,其免于国家的管辖;[11]400第二种观点主张以“软件为中心”确定互联网建构,其认为代码可描绘互联网自由的范围和程度,例如劳伦斯?莱斯格即认为编码是网络空间的“法律”;[12]6第三种观点提倡“以人为中心”的路径理解互联网自由与规制,其主张不应纯粹以技术为角度考察权利,而应从权利的角度审查技术。

  不管是技术中心,还是代码主义,上述观点都来源于技术中性 (technology neutrality) 概念,即认为互联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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