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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
【作者】 徐国栋【写作年份】 2014
【文献分类】 外国法制史
【关键词】 罗马卫生法;水道;下水道;浴场;洗染店;瘟疫;40天隔离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84109    
罗马公共卫生法初探

徐国栋


【摘要】在共和晚期和帝政初期的罗马,在每平方公里6万人的人口密度条件下,维持了265年无瘟疫的记录。这要归结于那时的罗马有较好的公共卫生设施和相应的立法。卫生软设施有专门的卫生官资,硬设施有水道、公共浴场和下水道。卫生立法有水道立法、浴场立法、下水道立法、工厂排汚立法、疾葬卫生立法以及医疗卫生立法。但罗马人没有40天隔离制,对瘟疫的原因只有神学的解释,造成了面对外来症疫手足无措的局面。而且,罗马人的卫生设施还有不入户、污水与小固体废物混排、污水不经处理直排的缺陷。
【关键词】罗马卫生法;水道;下水道;浴场;洗染店;瘟疫;40天隔离制

  

   一、切题文献概览

   尽管意大利学者马西米利亚诺·卡尔蒂尼(Massimiliano Cardini)在1909年就出版了《古罗马的公共卫生:截止到帝政时代》一书开拓了一个新领域[1],但对罗马的卫生保障法(Diritto e salubritas)[2]的研究成为热点,还是近二十年来的事情,并且是环境法勃兴的结果。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不少文献。例如,斯特凡·文克(Stefan Winkle):《古罗马的卫生与生态条件以及由此所采取的城市卫生措施》,载《汉堡医学杂志》1984年第6期和第8期;亚历克斯·斯考比(Alex Scobie):《罗马世界的贫民区、卫生与死亡率》,载《Klio:历史研究季刊》1986年第2期,第399页及以次;保罗.菲德利(Paolo Fedeli):《被破坏的大自然:生态与罗马世界》,巴勒莫,1990年;古德伦·弗德勒(Gudrun V?gler):《生态希腊人与绿色罗马人?》,杜塞尔多夫/苏黎世,1997年;希尔维欧·潘切拉(SilvioPanciera):《罗马的城市净化:组织与责任人》,载哈维尔·杜普雷-拉文托斯(Xavier Dupré-Raventós)、约瑟普·安东.雷莫拉(Josep Anton Remolá)主编:《城市垃圾:罗马城的废物处理》,罗马,2000年,第95页及以次;埃德瓦多·鲁伊兹·费尔南德斯(Eduardo Ruiz Femández):《论古罗马的健康与卫生》,载《孔普卢顿罗马法研讨会文集》,2002年,第133页及以次;罗伯特·贝顿(Robert Bedon)、埃拉·赫尔蒙(Elk Hermon)主编:《罗马帝国的观念、实践与环境问题》,利摩日,2005年;埃拉·赫尔蒙主编:《罗马帝国对水的综合管理·2006年10月拉瓦尔大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罗马,2008年;恩佐·纳尔蒂:《污染与罗马》,载《蒂托·卡尔纳奇尼(Tito Carnacini)纪念文集》(第3卷),米兰,1984年,第755页及以次;劳拉·索利多罗·玛罗蒂(Laura Solidoro Maruotti):《环境保护的历史演进·古代世界的经验》,都灵,2009年[3];何塞·路易斯·萨莫拉·曼萨诺(Jose Luis Zamora Manzano):《环境法的罗马先例:水污染、类水排放系统和不法砍伐树木》,Boadilla  de Monte,2003年;马里奥·菲奥伦蒂尼(Mario Fiorentini):《罗马的环境法先例》,载《指南》第34卷(2006年),拿波里;玛尔塔·娜塔莉亚·洛佩斯·加尔贝斯(Marta Natalia Lopez Galvez):《罗马法反映的损害公共空间空气质量的活动》,载《指南》第34卷(2006年),拿波里;弗朗切斯科·法索里诺(Francesco Fasolino):《公元前3至公元前1世纪的环境保护问题初探》,载《私法理论与历史》第3卷(2010年);路恰·莫纳哥(Lucia Monaco):《罗马法对环境问题的反映:在个人的特权与集体的需要之间》,载《私法理论与历史》,第5卷(2012年);保罗·马达雷纳(Paolo Maddalena):《环境法学与求诸罗马法学范畴的必要》,载《环境法四月刊》2011年第2期;简·安德雷阿·帕略尼、弗拉维奥.布鲁诺:《环境法:历史以及法律定义》,载http://www.valutazioneambientale.net/index,php网站;约勒·法略莉:《古罗马的环境保护》,李飞译,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安德雷阿·迪波尔多:《在告示与学说之间的对健康因素的保护:拉贝奥的角色》,米兰,1988年;蕾娜塔·卡敏斯卡(Renata Kaminska):《元首制初期“罗马城管理”的组织》,载《法学笔记本》第13卷(2013年),华沙;特林:《共和时期罗马的营造官:<优流斯市政法>中反映的罗马城管理》,载V.德门蒂耶娃主编:《古代和中世纪城市报告:一个泛欧洲的背景》,第一部分,雅罗斯拉夫,20U)年,第29~31页。

   显然可见,罗马的卫生法研究具有国际性,参与者有意大利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等。研究的主题涉及罗马城的卫生保障(其中又包括垃圾处理、上水供应和下水排放等方面)、罗马的生态破坏与环境保护问题两个方面,意在揭开共和晚期、帝政早期的罗马作为特大型城市如何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秘密,以图与今人的这方面经验相比较,并揭示那个时代的罗马面临的生态破坏窘境以及当时人们对环保必要的初步感知,从而证明凡有城市生活的地方就有环保的道理。论者间不乏争鸣,例如,对不法砍伐他人树木的罗马法规定,何塞·路易斯·萨莫拉·曼萨诺认为具有生态保护的意旨,马里奥·菲奥伦蒂尼却认为这不过是保护私人树木所有权的规定,没有人们想象的生态意义。[4]无论如何,这些文献侧重说明古罗马有类似今天的环保法的法律,都不涉及对罗马的反疾病法的研究。本文则着意开拓这一方面,把对罗马环保法的研究与罗马的反疾病法的研究结合起来,建立罗马公共卫生法的概念并提供相应的支撑性论证。

   二、共和晚期—帝政初期罗马人的生活环境及其污染问题

   罗马的历史悠长,从建城(公元前753年)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1453年),总共有2206年。如果不限定期间,谈论整个这个时期的罗马公共卫生法,我将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所以,我遵循意大利罗马环境法研究前辈安德雷阿·迪波尔多的先例,把对罗马公共卫生法的研究限定在共和晚期和帝政初期,因为这一时期罗马扩张到了巅峰,人口剧增,公共

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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