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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权准征收的判定基准
【作者】 金俭;张先贵【写作年份】 2014
【文献分类】 财税法【关键词】 财产权限制;准征收基准;从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1946    
财产权准征收的判定基准

金俭;张先贵


【摘要】财产权准征收是指对财产权的形式限制构成对财产权的实质剥夺。其判定基准为财产权的“一般限制”与“特别限制”所划出的一道清晰界限。基准的建构层面涉及世界观与方法论两大体系。世界观维度是一个多元多维变量所组成的复合系统;方法论维度是在综合考量各变量功能和性质的基础上,实施对象基准→结果基准→综合基准的方法路径。对象基准是判定的前提和起点,是区别财产权“一般限制”与“特别限制”的形式化识别机制;结果基准是判定的实质内核,是区别财产权“一般限制”与“特别限制”的实质化识别机制;综合基准是配套性判定,弥补结果基准功能的不足和局限。此外,基准的设定还须考量平等、比例和信赖利益三项原则。现阶段,在模糊地带应坚持“从严”认定模式,并以“法益衡量论”作为其兜底性判定方法。
【关键词】财产权限制;准征收基准;从严

  

   在现代社会,国家时常通过对私有财产权的剥夺和限制两种方式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对于前者,即财产权征收,是实现公共利益的一种最为常见的传统方式,是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话题。而后者,虽在现实社会中广泛存在,并产生了诸多的法律争议,[1]但一直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高度重视。这种为学界“有选择性遗忘”而带来的直接后果是:政府的行政行为以及现行的立法文本都存在各种对财产权“不予补偿的单纯限制”的现象,对其存在的理由,学者们主要诉诸于财产权应当承担社会义务的理念。

   诚然,财产权社会义务理念为财产权的限制提供了正当化根据,但也仅此而已,绝不能以其为一切限制的无补偿性提供正当性依据。换句话说,财产权的社会义务与受限财产权补偿与否没有内在的关联。实践表明,在财产权社会义务下的财产权限制无非处于两种状态:一是属于财产权人可以承受的范围,无须补偿的限制即“一般限制”;二是逾越财产权人承受的范围,须对其损失给予补偿的限制即“特别限制”。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如何区分“一般限制”与“特别限制”的关系?二者的区分基准为何?这关系到财产权受限是否应当补偿的重大问题,似乎被我国学界忽略了,几乎没有人从本土化层面,深入追问过财产权的“一般限制”与“特别限制”之间的区别。

   从国外的立法来看,以美、德两国为主的财产权准征收制度可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参考和借鉴。所谓财产权准征收,[2]主要是指对财产权的限制超过必要的限度,构成了特别限制,财产权人因此承受特别的牺牲,因而须对受损的财产权人给予相应的补偿。因此,对财产权准征收判定基准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区分财产权“一般限制”与“特别限制”之间的界限,重新审视现行法律体系中财产权限制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从而为防止公权滥用、保护私权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

   一、从问题到理论:财产权准征收的生成逻辑与现实境遇

   伴随近代国家的职能从“消极国家”、“夜警国家”向当代“积极国家”和“职能国家”的观念转变,基于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及住房、通信、税收与历史遗存的保护,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广泛的干预。[3]其结果使得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越来越多,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也日趋增多。

   (一)案例与问题:对私有财产权的限制所引发的讨论和争议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实例一:甘肃省定边县农民石光银“三北防护林”事件。甘肃农民石光银先后承包治理荒沙荒滩地约1万多hm2。通过贷款植树造林,使得寸草不生的荒地变成了绿色茂密的森林,不仅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而且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然而,就在这片树木成材后,政府出台了相关的林业政策,将该片林木划为“三北防护林”而禁止砍伐。对此,石光银要求国家征收这片林木并给予适当的补偿,却被当地政府以没有这方面政策为由予以拒绝。[4]

   实例二:湖南岳阳明清古建筑改建事件。湖南省岳阳县张谷英镇的民居大都兴建于明清两代,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历史最长的明清古建筑,于2001年被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是这些古建筑民居被国家禁止随意改建。居民张再发和儿子在房屋受损后申请政府补助遭拒绝的情况下,因自行拆除,改变了民居原有的外形、结构、材料以及工艺等,竟被公安机关以涉嫌故意损毁文物罪予以拘留。[5]此事件引发的问题是:国家为了文保的需要,对私人财产权进行的这种限制是否过度,以及是否应给予相应的补偿等。

   实例三: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为了贯彻国家节能减排政策、缓解交通拥堵、保持交通基本顺畅以及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对空气质量的不利影响,一些地方政府相继采取了机动车尾号限行措施。譬如,北京市政府就明确规定在工作日时段,机动车按车牌尾号,每周限行一天。[6]因实施这种限行措施而给私有财产权人带来的限制,曾在社会上引发了诸多的争议。在法学界,一些学者从公私法的不同角度对这一现象亦进行了探讨。[7]

   实例四:禁摩令。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北京首开“禁摩”先例以来,全国已有一百多个城市基于道路通行日趋拥挤和饱和,阻碍城市交通提速,噪声、废气污染严重以及不利提升城市形象等理由,纷纷以政府令形式出台“禁摩”政策,禁止摩托车上牌照。[8]针对行政部门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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