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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中的行政约谈制度:因应、反思与完善
【作者】 王虎【写作年份】 2018
【文献分类】 行政管理法
【关键词】 风险社会;行政约谈;行政宪政主义;回应型法;制度与生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103274    
风险社会中的行政约谈制度:因应、反思与完善

王虎


【摘要】风险社会对现代行政的挑战促进了行政约谈的发展。行政约谈之所以能够适应风险社会的治理需求,是因为它在宏观上秉承了“回应型法”的理论脉络,微观上对“制度与生活”进行了社会洞察。但是,囿于传统行政行为法教义学的进路,行政约谈在当前行政实践和学理探讨中仍被局限在行政行为的格局下,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行政约谈效用的发挥。从行政宪政主义的角度出发,行政约谈应超越以“行政行为”作为核心构成的传统法教义学范式,转而从行政过程论的角度予以反思,并在此基础上以过程为中心加以完善。
【关键词】风险社会;行政约谈;行政宪政主义;回应型法;制度与生活

  

  一、问题的提出

  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当前不断频发的灾难现实与日益递增的公众忧虑使得“对风险的控制”渐被刻画成现代政治议程的核心,并成为重要的行政过程价值取向之一。社会风险对现代行政的不断渗透,使当代中国无论从行政实践表象还是行政法理论深处都呈现一种新的景象。与这一时代变化和理论更迭相适应,近些年来,我国法治实践中相继出现了一系列更具柔性、更强调民主特质的新制度,其中以行政约谈最为典型。

  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行政约谈最早在2002年出现于税收领域。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开始将这一新型的行政方式运用于其所治理的领域,例如,近些年来,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门、环保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都在行政执法活动中采取过这一手段。直到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修订后,通过第114条的规定,行政约谈在我国始得进入法律层面。

  尽管行政约谈在现代社会已日显峥嵘,并在行政实践中逐渐发挥作用,但当前各地各部门囿于固有的行政传统,在设计行政约谈制度时,仍是建构在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行政高权范式下,这使行政约谈在风险社会中的制度效用大打折扣。行政实践的误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行政法学界的误读。当前学界围绕行政约谈展开的研究主要遵循两个进路,一是从行政法教义学的角度入手,对行政约谈的定义、类型以及法治实践过程展开研究;二是从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划分入手,通过对行政约谈在税务、生态、互联网等不同领域中的运用进行研究,以揭示行政约谈的一般性问题。但是,这些研究都将行政约谈置于传统行政中进行讨论,未能回应行政现实的变化,特别是风险社会的变化,对行政约谈所带来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首先,行政约谈如何因应风险社会的挑战,又具有何种制度优势?其次,当下学界对行政约谈的理论研究有何种局限,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应作何反思?最后,以食品安全领域为例,分析行政约谈在实践中的制度缺陷,并讨论如何完善。

  二、行政约谈对风险社会的因应菊花碎了一地

  自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提出“风险社会”概念以来,风险理论已成为一个视角与范式影响着当代社会科学发展。在此背景下,风险行政法也始得勃兴。行政约谈在当前法治实践中的日益常态化,正是现代行政法为因应风险社会所作的一种制度调适。

  (一)风险社会对传统行政法的挑战

  当下是个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时代。风险改变着社会,改变着思维和行为,也改变着制度和文化运行的逻辑。具体来说,风险给传统行政法带来如下挑战:

  1.“不确定性”导致行政合法性陷入危机。传统行政法所欲规范的行政决策基本定位于“面向确定性的决策”。因此,无论是普遍意义上的抽象行政行为,抑或是针对特定相对人而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均要求有确定的实体法依据、客观准确的事实认定、充分的证据支撑以及手段与目的之间的成比例界定。然而,不确定的风险使得传统行政法所信赖的这些行政合法性标准变得日益模糊。风险在不断考验人类认知能力的同时,也在考验“客观”、“明确”、“具体”这些传统行政法的基石。风险是否存在、风险造成的影响如何、风险是否可控等风险行政决策所必须面对的一系列问题,即使专家也难以释明。因此,当现代行政在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充斥的领域时,传统行政法所要求的合法性标准便显得力不从心。

  2、“主观性”导致行政正当性面临挑战。不同于贝克早期强调“风险可以被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方式”,英国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则认为,现代社会风险不过是人类主观感应的放大。风险的“主观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社会共识的形成,使得无论如何抉择,公众对行政的正当性均存疑,因此,传统行政法在追求客观性基础上所隐含的政府“理性人”假设不得不面临尴尬的信赖危机。以转基因食品安全为例,不仅科学界和社会大众存在严重的认识分歧,甚至在科学界内部、在中央和地方不同立法和行政部门之间,分歧也同样存在。具有高度主观性的现代风险使得行政机关在传统行政法设计下的“理性人”角色无法得到普遍的认可,进而使已经饱受质疑的政府治理能力面临更加严重的正当性危机。

  (二)行政约谈回应风险社会的理论路径

  借助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的“回应型法”理论,以及近年来在我国社会学界兴起的“制度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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