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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研究
【作者】 喻文光【写作年份】 2013
【文献分类】 诉讼法学
【关键词】 文化法治国;文化与国家之关系;文化基本权利;文化市场监管模式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86363    
文化市场监管模式研究


——以德国为考察中心

喻文光


【摘要】如何利用法治推动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如何有效监管文化市场,是目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文化法治国中,国家保护文化的自主、开放和多元性,保障文化基本权利。国家为文化服务并有义务促进文化的发展,但也通过给付行政的方式来行使国家的文化形成权。德国在文化法治国背景下形成了文化市场监管的四种模式:自我规制、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和政府规制。这四种模式各有优劣,且可以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以实现促进文化发展,保障公民文化基本权利的目标。我国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法治建设时,可以借鉴与学习德国的经验,合理建构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文化与法治的关系、文化基本权利与政府责任之间的关系,以给付行政的方式促进文化的发展,并建立以行业的自我规制为主,以受规制的自我规制、共同规制、政府规制为辅的多元监管体系。
【关键词】文化法治国;文化与国家之关系;文化基本权利;文化市场监管模式

  

   文化是制度之母。[1]文化对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文化也是社会最重要的粘合剂,是民族认同感和国民精神的根基。我国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之后,如何进行文化建设成为改革新时期的重要任务。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次全会作出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问题的决定》。在国家积极推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核心的问题是:国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何种作用,承担哪些责任,如何做到既积极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又不损害文化的自主性、独立性和多元性;既对快速发展的文化市场进行适当的监管,又不束缚或妨碍文化市场的自由健康发展。解决这些问题的前提在于处理好文化法治国中的三对基本关系,即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文化与法治的关系以及文化基本权利与政府责任的关系。不同的历史时期、宪政背景和文化传统会形成文化与国家的不同关系模式。不同的关系模式又直接导致国家对文化以及文化基本权利的不同态度,从而使国家对文化市场采取不同的监管模式。本文以德国为考察对象,探讨在法治国家如何构建这三对关系、如何在文化法治国的背景下对文化市场进行适当的监管,以期为解决中国问题提供思路和借鉴。

   一、文化法治国的三对基本关系谨防骗子

   (一)文化与国家的关系

   “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而且在不同的学科体系中涵义也各不相同。概括欧陆和英美学者对文化的定义,对法律研究有重要意义的主要有以下两种定义方式:[2]第一种是从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角度,对文化作广义的理解。例如,被广泛引用的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Edward Tylor的定义:“文化是指包含了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所有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以及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3]德国学者也有类似的表述,例如Steiner教授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中的典型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的整体。”[4]第二个角度是从文化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对文化作狭义的定义,认为文化作为一个上位概念和集合概念,是指与国家处于特殊关系的精神创造领域,包括教育、科学、艺术和宗教等。[5]下文讨论的文化正是从文化与国家的这种特殊关系切入的。

   具体而言,文化和国家的关系问题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文化与政治和宗教脱离之后在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原因,文化艺术长期依附于教会和宫廷,具有自身特征和目的的文化体系不允许独立存在。在市民阶级兴起和封建制度逐渐弱化之后,艺术首先具有了自治的可能。宗教革命后,宗教逐渐与政权分离,宗教对于大学所具有的监督与审查权限(Aufsichts-und Zensurbefugnis)逐渐削弱,教育和科学才获得独立和自由发展的空间。十八世纪时欧洲大陆的主流思想是国家与社会二元区分的思想,即在国家的政治秩序之外,具有一个独立的社会生活领域,国家不得干预,人民享有完全的自治。文化作为社会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自主性(Autonomie),国家应与文化保持距离。[6]例如,最早提出“文化国家”概念的哲学家费希特(Fichte)认为,文化作为通向自由的途径,虽然有助于人类实现自由这个终极目标,但“没有人被教化,每个人都应当自我教化(Niemand wird kultiviert, sondern jeder hat sich selbst zu kultivieren.)”所以,国家对文化的唯一的贡献就是对每一种文化活动都保持克制态度,[7]这种文化与国家相分离的理论主张通过美国1776年的《独立宣言》和法国1789年的《人权宣言》在实践中得到了体现和确认。虽然都强调文化的自主性,主张文化与国家分离,但分离的程度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却有所不同。在早期的美国,国家不仅不资助文艺,也不设立公立学校或公共艺术机构。[8]然而在欧洲,对文化与国家的关系并没有采取截然二分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放任文化自由发展后果的反思和保护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二十世初兴起的法律和国家学思想认为,国家的任务除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以外,还包括照顾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物质生活的照顾理论发展成为社会国思想,对人民精神生活的关照则发展为文化国的思想。[9]不过,在纳粹德国时期,文化与国家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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