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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确信的认知责任
【作者】 李昌盛【写作年份】 2014
【文献分类】 刑法学【关键词】 内心确信;认知责任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100041    
内心确信的认知责任

李昌盛


【关键词】内心确信;认知责任

  
  有一个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人证、物证倶在,且被告人无法提出一个合理的无罪解释。其中一位证人是一个老头,他作证说,他是男孩家的邻居,曾听到男孩对父亲喊“我要杀了你”,案发时听到隔壁有动静,当他跑出走廊时,还看到了男孩逃跑的身影。另一个证人是一位目击女证人,她说在60码以外,亲眼看见男孩把刀插入其父亲的身体。还有店主证明,被告人曾买过一把与凶器一模一样的刀,而且不是一把普通的刀子,店主说店里只有一把这样的刀子。被告否认犯罪,称自己不在犯罪现场,案发当时在看电影,但无法提供证人,也无法讲述自己看了什么电影以及主演是谁。第一次投票表决是否构成犯罪时,除8号陪审员以外,其他11人全部赞成有罪。这是美国电影《十二怒汉》的故事背景,它讲述了排除合理怀疑在陪审团审判中的实际运行过程。
  当其他陪审员质疑8号陪审员有什么理由不赞成定罪时,起初8号陪审员并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合理”怀疑,他只是回应说:“我真的很难就这样轻松举起手,送这个孩子去坐电椅,而完全不去讨论这件事。”“这个判决攸关一条人命,假设我们错了呢。”因此,他起初的怀疑,并非源自于他的理性判断,而是来自于他对于案件所涉及的重大利益的体认:指控事实是否成立,攸关一个公民的生死,必须要以高度负责的态度作出决定。之所以产生这种道德责任感,源自于他的同情恻隐之心我一直让自己站在那孩子的角度来想,如果我是他,我会去请另一个律师来帮我辩护。这场审判攸关我的生死,我会希望我的律师反驳目击者的证词,至少他该试试看。……这个案子有两个证人,如果他们都错了呢?
  在8号陪审员的坚持下,其他陪审员接二连三地发现了案件当中存在的“合理疑点”,且均未排除。为什么其他陪审员开始没有发现疑点?影片告诉我们:由于本案的证据本身比较充分,加上部分陪审员,要么因为被告人是有色人种,对其抱有敌意;要么因为父子仇恨,对杀父的被告人抱有偏见;要么因为希望早点结束,以推销更多的产品;要么因为是个铁杆球迷,想要赶回去看球赛……所以放弃了自己身上承担的“认知责任”,在没有对基于直觉印象所获得的信念,进行反思、检查、评估之后,就确信被告人实施了犯罪。
  影片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个男孩客观上是否有罪,即使那个男孩有罪,裁判者能否不加反思就形成自己的有罪确信呢?换句话说,裁判者在抵达最终有罪确信的过程中,有没有责任,按照某种方式进行思考判断?如果有责任,这是什么性质的责任?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如何认定裁判者是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如何追究违反责任的行为?
  一、证明标准的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法小宝
  我国刑诉法规定,只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但因其表达模糊,解释余地较大,在刑事法学界,关于证明标准到底如何理解,曾经一度硝烟弥漫。核心争论是“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之争。就法律层面而言,到底标准如何理解,目前已基本解决。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认定被告人构成犯罪的标准,关键在于“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众所周知,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行之多年的证明标准。排除合理怀疑并没有统一解释,不仅英美法系内部各个国家的具体解释不同,即使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具体解释也不同。但其基本意旨并无显著差异,即不要求对案件事实的证明达到绝对确定的程度,只需裁判者在“主观”上达到确信、被说服或者满意的状态。[1]它是一种以“裁判者”为中心的证明标准。从立法人员有关立法意图的解释来看,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性,是用它解释证据确实、充分的主要理由:
  “证据确实、充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但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是否达到,还是要通过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的主观判断,以达到主客观相统一。只有对案件已经不存在合理的怀疑,形成内心确信,才能认定案件“证据确实、充分”。这里使用“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提法,并不是修改了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而是从主观方面的角度进一步明确了“证据确实、充分”的含义。[2]
  在立法人员看来,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是一体两面,前者是主观要求,后者是客观要求,两者相结合,实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立法人员的解释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可。陈光中教授认为,证据确实、充分要求的是“唯一性”标准,指的是“没有其他可能性”,“显然高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并主张死刑案件应当适用“唯一性”标准。[3]汪建成教授认为,排除合理怀疑“已经承认证明标准是一个主观范畴,甚至可以说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4]龙宗智教授认为,同排除合理怀疑相比,证据确实充分是一种“更高、更严格的证明标准”,因为前者是一种“心证标准”,而后者“不仅要求具有内部性的排除合理怀疑,而且还要求具有外部性的证据相互印证”。[5]孙长永教授担优因排除合理怀疑的“主观色彩浓厚”,“可能使司法人员误以为证明标准被降低”,建议参考《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5条[6]对排除合理怀疑进行“限制解释”。[7]左卫民教授担心“证明标准的变化可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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