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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年司法的困境与出路
【作者】 狄小华【写作年份】 2015
【文献分类】 司法
【关键词】 少年司法;报应性质;处罚轻缓化;儿童利益最大化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2152    
我国少年司法的困境与出路

狄小华


【摘要】经过近30年的探索,我国的少年司法虽然已经初具雏形,但仍属于“小成人”刑事司法,在保护罪错少年方面仍面临价值、目标、实践等不同层面的冲突。突破少年司法面临的诸多困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必须通过改革实现少年司法价值取向由“处罚轻缓化”向“儿童利益最大化”,管辖范围由少年犯罪向少年罪错,司法模式由“小成人”报应模式向恢复性模式的转化。
【关键词】少年司法;报应性质;处罚轻缓化;儿童利益最大化

  
  一、引言
  年龄在14~18岁的少年,由于生理的发育和心理的成长不同步,正处于“多事之秋”的人生“狂飙期”,因此,很容易发生各种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如何处理少年罪错行为,促进罪错少年回归健康成长道路,并维护好社会的安定秩序,也就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共同面临的难题。[1]自1899年美国伊利诺斯州库克郡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少年法院至今,少年司法作为独立的司法制度,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100多年来,伴随着少年犯罪规模和危害的不断变化,少年司法虽然在观念上实现了“特殊保护”向“双保护”的变化,在模式上发生了福利模式向刑事模式的转变,甚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产生了少年法院的存废之争,但由于作为少年司法根基的少年身心的特殊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少年罪错的特殊性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少年司法以面向未来—教育挽救罪错少年作为主要的价值追求,并没有随着处理少数少年犯罪“趋严”而发生动摇。[2]
  自1984年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我国大陆第一个少年法庭算起,我国少年司法已经经历了近30年的探索。几十年来,我国少年司法虽然确立了“特殊保护”和“优先保护”的理念,制定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形成了“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并在司法保护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在体制上依然依附于成人刑事司法,在法律适用上仍然遵循着成人的法律规定,因此这种“小成人”司法模式在本质上仍然属于报应性司法。面向过去,以追求报应正义为主要目标的“小成人”司法,与面向未来,以追求教育挽救罪错少年为主要目标的少年司法,由于存在着价值取向上的根本性区别,因此,有必要深层次反思我国的少年司法,协调少年司法中的报应与功利要求,逐步建立以面向未来—教育挽救罪错少年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特色少年司法制度,以适应我国少年保护需要,顺应少年司法的历史潮流,并尽早摆脱我国少年司法“长不大”的困境。[3]
  二、我国少年司法的“小成人”刑事司法性质
  我国对少年司法的探索是在社会加剧转型,少年罪错,特别是少年犯罪持续增长的背景下逐步展开的。伴随着对少年身心特点和少年犯罪特殊性认识的加深,人们虽然意识到对少年的特殊保护有利于预防和遏制少年犯罪的增长,但由于深受传统报应思想的影响和日趋严峻的青少年犯罪的困扰,因此,由基层司法机关自发开展的少年司法实践探索,从一开始就是基于如何有效遏制和控制少年犯罪增长为主要考量的。在缺乏先进理念引导,系统理论支撑,专门法律规定和相应的组织保障的情况下,作为探索主体的基层司法机关,又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为此,只能在内部管理体制、案件处理的形式上进行改进,也正是这种探索的局限性,使得我国今天的少年司法,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报应性的“小成人”刑事司法。
  (一)我国少年司法近30年的演进
  以1984年11月上海长宁区法院建立我国第一个“少年犯合议庭”为标志,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经过近30年的演进,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少年保护立法上,由“混合立法”趋向“单独立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4]。涉及我国少年保护方面的立法主要表现为三个层次:即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有两条涉及少年保护的原则性规定,即第46条第2款和第49条第1款。第二层次的法律,如《民法通则》、《刑法》、《刑事诉讼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监狱法》等大量法律都有涉及少年保护的条款。第三层次是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如《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强制戒毒法》、《禁止使用童工的规定》、《电影管理条例》等大量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涉及对少年的保护。与英、美、日等许多国家的少年保护立法不同,我国有关少年保护的立法绝大多数都包含在成人立法之中,尤其是少年司法方面的立法更是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虽然至今尚未形成少年司法的独立的法律体系,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少年保护的专门立法呈现增多趋势:法律主要有《义务教育法》(1986年通过,2006年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法》(1991年通过,2006年修订)、《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1999年通过),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有《禁止使用童工规定》(国务院2002年)、《关于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国家教委1988年)、《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公安部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公安部1995年)、《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规定》(司法部1999年)、《关于出版少年儿童期刊的若干规定》、《关于出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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