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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逻辑与规律
【作者】 刘宪权【写作年份】 2017
【文献分类】 刑法学【关键词】 金融犯罪立法;刑法修正案;刑事立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9552    
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逻辑与规律

刘宪权


【摘要】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是以七个刑法修正案的出台的方式不断向前演进的,这种演进包括对罪名的增设、对罪状的修改、对法定刑的设置。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有其逻辑与规律可循,在立法理念上,其与市场经济刑法理念协同发展;在罪名设置上,金融犯罪罪名愈加细致、罪状渐趋科学;在处罚力度上,金融犯罪刑罚兼具重刑的宽缓化与轻刑的趋重化。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尚存一些问题,如刑法典对金融犯罪的编排突破了以客体为分类依据的原则;证券与期货犯罪定罪量刑标准相同,内幕交易罪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共用同一法定刑有欠科学;对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与妨害信用卡管理罪的修正不同步;金融犯罪法定刑的设置有欠精细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应当在今后的立法进程中予以克服。
【关键词】金融犯罪立法;刑法修正案;刑事立法

  
  从内在逻辑看,金融是陌生人之间跨时间、跨空间人际价值的交换;从发展规律看,金融起源于战争融资的需要,并伴随着现代法治制度的发展。[1]正如金融有着自身独特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规律一样,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也有逻辑与规律可循。在当下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已开始由产业资本时代进入金融资本时代的大背景下,金融以及金融犯罪毋庸置疑将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中关键的部分,金融犯罪刑事立法自然亦不会长时间止步不前。迄今为止我国金融犯罪的有关刑法规定平均每隔几年即会作出补充和修正便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在金融资本时代到来之际,深入挖掘并总结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的逻辑与规律,继而探索出更为成熟、周密的金融犯罪刑事立法体系,是一个重要且紧迫的研究命题。
  一、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模式的历史沿革
  (一)1979年至1997年:单行刑法为主、刑法典为辅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并未对金融犯罪独立设章或节(1979年刑法分则仅有章,没有节),相关金融犯罪罪名并不多,并且基本散见于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社会生活中金融违法犯罪日益增多。在1979年刑法施行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以“补充规定”和“决定”的形式颁布了20余部单行刑法,如《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1982年)、《关于惩治走私罪的补充规定》(1988年)、《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聊五分钱的天吗》(1995年)、《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1995年)等。逃汇罪,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伪造货币罪,变造货币罪,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共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贷款诈骗罪,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罪名便肇始于这些单行刑法。可以说,1979年至1997年间,我国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处于以单行刑法为主、刑法典为辅的阶段。
  (二)1997年至1999年: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并存
  1997年刑法对1979年刑法作了较大程度的修订,对金融犯罪部分的修订集中表现为将金融犯罪独立设节。1997年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下第四节、第五节分别规定了“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及“金融诈骗罪”两类罪。基于刑法典具有统一性和协调性的特点,1997年刑法将当时的所有单行刑法均收入其中,同时相关行政或者经济法律法规中仍然存在附属刑事条款的规定,由此形成了金融犯罪领域刑法典与附属刑法相结合的立法模式。然而值得指出的是,有不少学者认为,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我国现行有效的唯一一部单行刑法,并认为我国的刑事立法兼采刑法典、附属刑法、单行刑法三种模式。笔者对此观点不能苟同,依笔者之见,《决定》实际上与以后颁布的修正案属于同一性质,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理由如下。首先,从《决定》的出台背景看,其出台不单是为了应对当时日益猖獗的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等犯罪行为,更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化解早于四个月前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尴尬境地。该司法解释于1998年8月28日发布,而当时却并不存在有关骗购外汇、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刑法规定。这种司法解释先于刑事立法产生的情况在整个刑事立法历程中是相当罕见的。《决定》正是在此种尴尬境地下仓促出台,以作出“救火式”应对。因此,《决定》的初衷并不是要独立于刑法典而对某类犯罪作专门规定,其不过是特殊背景下出于补充刑法典的目的而作出的“救火式”应对,本质上与修正案无异。《决定》之后所出台的九个刑法修正案,都冠以“修正案”之名,这恰是立法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成熟思考与反复权衡后的结果,而《决定》不过是在这之前受单行刑法之立法惯性思维影响的一个仓促的尝试罢了。其次,从《决定》的内容上看,主要还是具体针对刑法谁敢欺负我的人中没有规定的具体犯罪(骗购外汇罪)而从立法上加以增补,这与《决定》之后颁布的修正案中增补新罪名的内容也无本质的区别。而且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也已经习惯上将其主要内容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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