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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元旦刑法学界有点儿“炸” 只因为那个说出“皇帝的新装”的刑法学者刘仁文
【作者】 蒋安杰【写作年份】 2018
【文献分类】 刑法学【关键词】 刑法学;刑法学者;刘仁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102666    
这个元旦刑法学界有点儿“炸” 只因为那个说出“皇帝的新装”的刑法学者刘仁文

蒋安杰


【关键词】刑法学;刑法学者;刘仁文

  
  这个元旦刑法学界有点儿“炸”,缘于刘仁文教授发在2017年12月27日《法学院》专刊的一篇文章《再返弗莱堡》。
  25日微信里,刘老师告诉我他给我邮箱投了一篇稿件让我关注时,看了题目,以为是游学散记,并没有特别放在心上。晚上细读,才发现不仅仅是游记,还带有一定的学术争鸣,而且观点非常大胆。他在文章中说,他在与德国学者交流后决定有勇气做一回《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小孩,忍不住把自己的一些感受说出来。
  他的感受是什么呢?
  首先,通过这次去弗莱堡,在专业上有很大的收获,那就是验证了他本人提交给这次会议的论文的一个观点:目前,有的中国刑法学者主体意识不够,存在着对域外知识的盲目推崇,甚至误读。
  第二个感受是在与帕夫利克教授交流时,帕夫利克告诉他,“法益”在德国并未起到限制犯罪化的作用,法益理论的实际效力被高估了,因为“法益”在内容上是空洞的。“法益”最初是为了区别于道德上的利益,所以叫“法律上的利益”,进而到刑法上叫“刑法所保护的利益”。但这个“刑法所保护的利益”到底是什么,却说不清道不明,纳粹政权也会认为它规定的所有犯罪都是侵害法益的。所以,帕夫利克教授认为,由于“法益”边界不明且高度抽象,用所谓的法益理论来作为限制犯罪化的依据,也就无异于自欺欺人。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主张用“法益”这个概念来取代“社会危害性”,认为它更能起到限制犯罪化的作用。
  刘仁文教授认为这是他最大的收获。
  曾几何时,中国的一些刑法学者把从德国引入的“法益”这个概念神话了,认为它相比我们过去使用的“社会危害性”这个概念而言,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其实,“社会危害性”这个概念所面临的空洞性和缺乏规范性等问题,在“法益”这个概念中也几乎同样存在。
  第三个感受是在与金德霍伊泽尔教授邻座交谈中,谈到客观归责这一从德国引入中国的理论。让他吃惊的是,对于客观归责这个在时下中国广受追捧的理论,这位德国刑法学界的大腕却从总体上并不感冒。他认为,客观归责理论谈不上是对刑法学理论体系的创造性发展,它只不过是对犯罪总论中一些具体问题解决方案的总结,而这些解决方案有些是有益的,有些则完全是多余的。即便在德国,客观归责理论也广受争议,其中一种强烈的批评声音就是认为它混淆了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不仅如此,与理论界对客观归责讨论得如火如荼相比,司法判决却对该理论反应冷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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