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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最优:法官行动异化的逻辑与反思
【作者】 张建【写作年份】 2015
【文献分类】 法院
【关键词】 法官绩效考评制度;指标最优;策略行动;中轴原理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92793    
指标最优:法官行动异化的逻辑与反思

张建


【摘要】法官绩效考评制度建构的目的在于提高审判的质量、效率和效果,是保障司法公正实现的重要机制之一。由于该制度采用了自上而下设定指标(最优)的机制来加以推进实施,导致法官(院)自主性逐渐丧失。在指标最优的中轴原理下,法院与法官成为利益互惠共同体,法院渐渐地远离自身本质,使得法官的策略行动能得以展开,最终结果则是司法公正的丧失。为此,既有必要研究法官策略行动为何需要和如何得以可能的逻辑,也有必要对指标最优的中轴原理加以反思,并从法治理论构造角度出发重视中轴原理所具有的分析能力和学术价值。
【关键词】法官绩效考评制度;指标最优;策略行动;中轴原理

  

   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指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为了促进司法公正实现,当下中国法院建立了复杂的制度、组织和机制来加以保障,如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审判委员会、法官绩效考评制度等。对于上述制度、组织和机制的运行及效果评价不一,有学者认为是在不断地促进案件审理质量、效率和效果的提升;[1]有学者则认为在上述保障要素下,法官的策略行动正变得日益正当化,使得上述保障要素设置在运行过程中出现异化。[2]上述观点究竟谁是谁非及应该如何加以判断,构成了本文的核心问题。需要指出的是,选择简单的直面问题的方法,既无助于深化对问题的认识,也无助于丰富法治理论,更不要说有些制度在现实司法实践中还发生了变革。[3]为此,本文的主要意图在于:首先,研究绩效考评制度运行及其与法官策略行动关系;其次,也是更为关键的,对指标最优的中轴原理这一观点进行思考,并在其基础上阐释一种解释与展望司法实践与变革的分析工具,以图略微有助于法治理论的丰富。

   显然,要实现上述意图,单纯从思辨角度出发的研究肯定是不够的,一如布迪厄所言,“理论谬误在于把对实践的理论的看法当作与实践的实践关系,更确切地说,是把人们为解释实践而建构的模型当作实践的根由。”[4]为了避免将理论的逻辑误解为实践的逻辑,本文主要从法官绩效考评制度运行及其效果切入,以法官策略行动是如何可能的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和讨论的问题有:当代司法实践中有没有出现制度异化——法官策略行动的现象?如果有上述现象,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从上述问题的讨论之中能得出何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呢?

   一、不断优化的数字与法官策略行动共存

   通过建构全国性的案件质量评估体系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依样画葫芦”而型构的法官绩效考评制度,使得当下法院案件审理的质量、效率和效果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以J市法院2005年至2012年的案件审判情况为例,2005年全院受理的案件总数量为2827件、2006年为3190件、2007年为3632件、2008年为4229件、2009年为4296件、2010年为4503件、2011年为5097件、2012年为6045件,当然这其中还不包括该院执行局执行的案件。这是在J市法院总人数没有增加并且一线法官数量还略有减少的情况下达成的结果,这意味着,与2005年相比,J市法院的案件审判效率提升了一倍有余,当然法官的工作量也增加了一倍有余。

   通过对J市法院法官的司法实践进行观察发现,为了提升案件的审判效果,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都是以案件的调解率作为主要的判断指标,因为“评价人民法院司法工作的成就,不仅要考虑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化解社会矛盾的状况,而且要考虑司法活动赢得的公信和具有的权威状况”。[5]调解由于不仅能突破法律程序的刚性设置,又能使得当事人融进司法过程之中,进而既有助于纠纷解决又能弥合因矛盾而产生的社会缝隙。这也意味着,法官需要更加灵活地把握法律、更加尊重当事人和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等。但在实际的司法过程之中,通过降低结果的预期来诱导当事人接受调解、将一个案件拆分成若干个案件、与社会“谋和”协调起诉案件、调解结束之后在立案以及将调解结案案件在内部进行流动等行动策略,[6]在法院中都成为了公开的秘密,有法官在对调解进行评价时甚至认为,为了调解结案,坑蒙拐骗等手段都用上了。同样,为了满足绩效考核中民事普通程序100%的人民陪审率的要求,选可靠的人、用放心的人、急匆匆的开庭通知以及判后补签名等行动策略,[7]都在法院之中大行其道,成为法官们满足考核要求的重要选择。通过这些观察,能够发现法官们会千方百计使用各种手段、策略来满足考核要求,基于韦伯关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区分,则可以将法官的行动策略概括为工具理性行动。[8]

请你喝茶

   上述无论是关于调解还是关于人民陪审的行动策略的描述,并不能使我们否定当下法官尤其是基层人民法院法官的努力和承受的审判压力。这样的勾勒是为了指出:第一,当下法院的司法过程中,确实存在大量的策略性行动,法官并非像理论所设想的那样;第二,法院的统计数据是建立在法官行动基础之上,这使得我们对法院统计数据的真实程度产生了疑问。基于上述观察,可以这样加以概括:当下法院实践中,不断优化的数据是与法官的大量策略行动共存的,在此过程中,法官绩效考评制度所欲达到的目的也逐渐地被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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