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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
【作者】 沈鑫【写作年份】 2011
【文献分类】 知识产权法
【关键词】 权力导向;规则导向;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084085    
从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的演进

沈鑫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美围绕知识产权保护及市场准入问题曾多次发生激烈双边冲突,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和双边关系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此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和中国加入 WTO,使美国以特别301条款为主导的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变得难以为继。通过深入剖析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演变的原因及动力,认为正是由于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和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逐步完善,最终使得两国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经历了由特别301条款主导的“权力导向型”逐渐向 WTO/TRIPS 所确立的“规则导向型”的演进过程。
【关键词】权力导向;规则导向;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

  

  20世纪90年代,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市场准入问题上曾多次发生激烈双边冲突,这不仅对两国政治经济关系,而且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知识产权也由此成为了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但90年代后期,美国“咄咄逼人的单边主义”对华知识产权政策却由于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而变得难以为继,而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建立也为两国知识产权关系转型提供了新的机遇。WTO 框架下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所确立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不仅开创了一个成熟、有约束力的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也为各国解决贸易领域的知识产权争端提供了一个既定规则和有效平台。随着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和中国加入 WTO,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经历了由进攻性单边主义主导到依赖的演进过程。本文在梳理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历史基础上,以美国对华知识产权政策演变为切入点,通过深入探究影响中美知识产权争端模式的若干因素,认为中美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实际上经历了从权力导向到规则导向的演进{1}。

  一、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缘起:一种基于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解释

  中美知识产权关系伴随着中美正式建交而产生,最初源自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1979年中美两国分别于华盛顿和北京签订了《中美高能物理协定》和《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在这两个协定的第6款,美方都执意要求订入知识产权保护条款[1]161。美方在谈判中宣称,根据总统指示,他们无权签署不含知识产权条款的科技、文化和贸易协定[2]7。尽管当时中国尚未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为服从国家对外开放的总体战略,仍然对美方做出了承诺。这不仅开启中国融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进程,也为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埋下伏笔。为履行与美国的协议,中国在1980和1984年分别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在国内层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通过了新的《商标法》(1982年)和《专利法》(1984年)。虽然中国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在当时看来并不完善,但出于全球战略和经济利益上的考量,美国愿意在知识产权问题上与中国暂时达成妥协{2}。而彼时的美国已经在国内建立起成熟的知识产权制度,并决心借助强大的贸易实力和先进的科技水平,推进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维护美国产业集团的海外利益。中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巨大差异,也预示着两国之间的知识产权之争似乎难以避免。

  美国在计算机、电影、医药等科技文化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这些行业的发展无一不依赖于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为了美国重要的商业利益,但国外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给美国经济造成了重大损失。据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在1988年发表的报告统计,由于外国侵犯知识产权给美国造成的损失高达每年430-610亿美元[3]29-38。美国国内普遍认为,美国对外贸易之所以连年出现巨额贸易赤字,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外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巨额的贸易赤字,推动了美国贸易政策由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转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将对外贸易政策与知识产权保护挂钩,希望利用贸易杠杆来有效地推动贸易伙伴加强知识产权保护[4]132-133。在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中,美国首次把不公平贸易的范围扩大到外国知识产权的政策和做法[5]223。而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中,美国国会则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加强了有关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规定,即通过特别301条款创造了新的运作机制,以强化美国贸易代表(USTR)在对外知识产权谈判中迫使其他国家作出让步的能力。该条款的核心是通过贸易评估确定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市场准入方面有问题的国家,采取有效的贸易制裁措施,以达到改变有关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对美国不利的政策和做法,维护美国的产业利益[6]111。

  从美国国内贸易政治的角度来看,1988年国会所确立的新的贸易决策体制也成为美国对外知识产权政策的国内根源。虽然301条款授予总统对外国不公正或不合理并且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的措施采取报复行动,但在实际执行中,行政部门在处理贸易问题时往往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忽略了国内的贸易呼声,这引起了国会议员的不满{3}。1988年国会立法通过《综合贸易与竞争法》,进一步削弱和分解了总统的对外经济政策决定权,使 USTR 的权限达到其历史上的巅峰[7]100。法案瓦解了长期以来在贸易政策领域所形成的“1934年体制”,使得制定贸易政策的行政机构彻底暴露在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之下,为美国公平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国内的制度基础。而在新贸易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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