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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轻微犯罪处理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专家】 于佳佳【写作年份】 2017
【文章分类】 刑法学
【关键词】 警察权限;检察正义;简易程序;象征性立法;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交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02031    

日本轻微犯罪处理机制的经验与启示

于佳佳


【摘要】如何公正而效率地处理轻微犯罪是重要课题。日本解决此问题时,首先,将警察权限限定于侦查权。然后,赋予检察官起诉裁量的权限,通过相关制度设计,保障检察权行使的正义性和民主化。对于决定起诉的轻微犯罪,采用简易司法程序。情节轻微的违法行为游离于罪与非罪之间,即使作为犯罪立法,也属于执法不能被期待的象征性立法,而通过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交错解决此类问题,值得关注。
【关键词】警察权限;检察正义;简易程序;象征性立法;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交错

  
  如何公正而有效率地处理轻微犯罪,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是非常重要和难以把握的课题。根据我国刑法,一个危害社会的行为如果“情节显着轻微”,是不能构成犯罪的。而情节是否“显着轻微”,其判断标准有弹性、并不确定,在处理游走于罪与非罪之间的行为时,会在“刑事司法机关和行政管理机关之间的管辖权方面引起争议”。[1]结合刑事程序法,检察官可以通过决定不起诉将部分轻微犯罪从刑事司法程序中分流出去,但同时需要探讨如何防止检察权力滥用。如果把轻微犯罪的处理完全司法化,面临的问题是司法成本的提高和司法效率下降。历史上,日本在处理轻微犯罪时也面临过同样的难题,积累了诸多教训和经验,发展起来的轻微犯罪处置模式在刑事和刑事诉讼法的交错以及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的交错两个方面颇具特色。本文拟以日本法为参鉴,探讨文章开篇所提问题。
  一、警察的权限
  初期,处理轻微违法时,日本面临的问题是,警察权力的扩张。改革的成果是,对轻微违法的处罚权从警察权限中剥离出来,全部交由法院行使。
  (一)警察权力的扩张
  19世纪中期以前,国家主要通过行政规制体制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当时,“裁判人员听取双方当事人的主张,做出司法裁断”这样的刑事司法裁判制度尚未形成。行政官员受君主或领地主委派,代其管理事务或维持地方秩序(前者被称为“代官”,后者被称为“奉行”)。这样的行政官员一身肩负今天的检察官和法官所履行的双重职责,全权负责案件的侦查、审理和判决;程序上采用的是职权主义模式,也具有强烈的行政色彩。[2]以1870年颁布的《新律纲领》为起点,日本开始构建以刑事制裁为中心的现代司法体制,以下论述由此展开。
  明治维新之后,国家迫切需要编纂一部维持社会秩序的统一刑法典,《新律纲领》应运而生。此部纲领规定了从重罪到轻罪的各类犯罪。1880年颁布、1882年实施的《刑法典》(下文简称“旧刑法典”)将各类犯罪进一步规整,第一编是总则,第二编是公共利益有关的重罪和轻罪,第三编是对身体财产的重罪和轻罪,第四编是违警罪。此前,对违反公共道德规范的行为一般依据行政警察取缔法令处理,旧刑法典将这些法令集大成,统一规定为违警罪,此类犯罪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轻犯罪。[3]违警罪是最轻的犯罪,科处拘留(最长29日)和罚金刑。违警罪的警察执法成为战前最大的问题,下文详细说明这些问题。
  《治罪法》(与旧刑法典同年颁布实施,是刑事诉讼法的前身)虽然规定,违警案件应该由专门设置的违警法院(又称为治安法院)管辖,但该规定形同虚设,实际执法过程中,违警案件的处理和处罚实际上由警察把握。警察执法的根据是,1885年9月24日出台的太政官第31号布告[4]中规定的“违警罪即决例”。根据此即决例,警察局(属于行政机关)的局长、分局长或其代理人有权对辖区内发生的违警案件,不经正式的裁判程序,听取被告人的事实陈述、调查证据之后,直接做出处理决定。违警罪即决例赋予警察便宜处理违警案件的权力,实际上是承认了警察对此类案件的处罚权,架空了治罪法中有关违警罪法院管辖的规定。[5]
  此后,立法机关对违警罪的相关规定做了调整。首先,1890年颁布实施的《刑事诉讼法》取代了《治罪法》。“违警案件由违警罪法院管辖”这条规定从新法中删除,改由同年颁布的《法院构成法》规定。根据《法院构成法》第16条,违警罪等被处以拘留或罚金刑的犯罪行为全部由区法院管辖,不再设立专门管辖违警案件的特别法院。然而,司法实践中,违警案件警察执法的现象并没有因立法上的调整而有所改变。[6]
  根据1907年修改后的旧刑法,犯罪类型由原来的重罪、轻罪和违警罪三分变为重罪和轻罪二分,违警罪从刑法典中拿出,放在1908年内务省令16号“警察犯处罚令”中加以规定。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违警罪的罪名不再出现在刑法典中,但这并不意味着,违警案件的非犯罪化,换言之,违警案件依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只是相关法律依据没被规定在刑法典中。立法上纠结的问题是,违警案件是规定在刑法典中,还是在刑法典之外作为单行法规来规定。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可以说,该问题并非纯粹的法律问题。明治维新之后,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半封建主义和国家绝对主义的势力尚有残余,政治上和阶级性上处于支配地位的日本权力阶层需要考虑设计一种便于支配民众的规制和制裁方式,变动违警案件的处理方式也是服务于此目的。[7]
  综上所述,日本战前的司法实践中,违警案件并非由司法处理,而是由警察直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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