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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模式评析及展开
【专家】 陈洪兵【写作年份】 2018
【文章分类】 刑法学
【关键词】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模式;选择性罪名;销售金额;假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04299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模式评析及展开

陈洪兵


【摘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以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属于实害犯,均非选择性罪名,生产行为不是实行行为,仅生产而未销售的,不构成犯罪;生产、销售假药罪与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属于抽象危险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与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属于准抽象危险犯,四个罪名均属于选择性罪名,生产行为系实行行为,可单独成立生产上述伪劣商品犯罪的既遂;为有效保护法益和节省司法资源,无论经过多少中间销售环节,应统一以正品的市场零售价计算销售金额;陆勇代购未经批准进口的具有同样疗效的药品的行为,不具有实质违法性,不构成销售假药罪。
【关键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立法模式;选择性罪名;销售金额;假药

  
  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位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第一节,包括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以及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等九个罪名。近年来,关涉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案件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三聚氰胺案”、“瘦肉精案”、“地沟油案”、“毒豆芽案”、“陆勇代购抗癌药物案”等热点案件频频聚焦人们的眼球,相应地,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等相关罪名的罪状设计与适用,也一再受到公众质疑。尽管立法者为回应民生的迫切要求,已通过《刑法修正案(四)》及《刑法修正案(八)》对相关条文作出修正,但从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该类案件依然突出,在诸如“陆勇代购抗癌药物案”等案件经媒体披露后,司法者还是难免陷入“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的尴尬境地。因此,拷问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立法模式,探讨解决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立法模式评析
  (一)立法模式概说
  理论与实务常常将分则具体罪名归类为行为犯、结果犯、危险犯或者实害犯,而且在讨论具体犯罪的成立条件、既遂标准与处罚根据时,也习惯于给个罪贴上此类标签。但问题是,如何界定上述概念,归类目的何在,或者说贴上这类标签旨在解决什么问题?
  应该说,国内外理论与实务对于上述概念的界定以及归类目的的认识存有一定分歧。一般认为,行为犯与结果犯是相对应的一组概念。行为犯并非没有结果,只是这种结果通常是一种无形的、非物质性的结果,因而只能根据行为的进程认定既未遂,而且,由于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致使因果关系无需特别认定,如强奸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伪证罪、脱逃罪。而结果犯中的结果,通常是一种有形的、物质性的结果,因而以结果的发生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志,而且,由于行为的完成与犯罪结果的发生之间通常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致使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需要特别认定,如故意杀人罪。可见,行为犯与结果犯分类的意义在于既遂标准的确定与因果关系的认定。
  而危险犯与实害犯是另一组对应概念,旨在解决犯罪的成立条件与处罚根据问题。危险犯,是指以一定危险的形成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或者处罚根据的犯罪类型,如放火罪、盗窃枪支罪。而实害犯,是以实际的法益侵害结果的发生为犯罪成立条件与处罚根据的犯罪类型,如过失犯罪以及滥用职权罪等部分的故意犯罪。理论上通常将危险犯进一步分为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中的危险,通常是一种需要司法工作人员在个案中进行具体认定的、紧迫的、现实的危险,如我国刑法中的放火罪。而抽象危险犯中的危险,是人们根据一般的生活经验即可判断,无需在个案中进行具体认定的,行为本身所具有的类型性危险,如我国刑法中的非法持有枪支罪。近年来,学者发现在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之间还存在一种中间形态——准抽象危险犯。其中的危险,虽然需要在个案中根据行为或者对象的属性进行一定的具体判断,但这种危险依附于行为本身,不需要在个案中达到具体、现实、紧迫的程度。例如,破坏交通工具罪以“足以”使火车等交通工具发生倾覆、毁坏危险为犯罪成立条件,但成立该罪的“足以”,并非要求危险必须达到现实、具体、紧迫的程度,而是要求所破坏的必须是运行中的交通工具上可能导致倾覆、毁坏后果的刹车等关键部位。再如,污染环境罪虽以“严重污染环境”为犯罪成立条件,但并非要求污染环境的行为已经形成污染环境的具体、现实、紧迫的危险,更不需要已经造成实际的严重污染环境的后果,而是根据所排放的污染物的超标程度、排污量以及排污的地点等因素,判断具有超出环境自净能力的严重污染环境的可能性时,即成立该罪。上述观点亦可从相关司法解释中得到佐证。
  综上,行为犯与结果犯旨在解决犯罪既未遂标准及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危险犯与实害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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