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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罪过形式的确定
【专家】 陈洪兵【写作年份】 2018
【文章分类】 刑法学
【关键词】 法定犯;罪过形式;模糊罪过;污染环境罪;渎职罪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03932    

法定犯时代背景下罪过形式的确定

陈洪兵


【摘要】解决罪过形式争议,应立足于法定犯的时代背景。《刑法》第14条“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旨在强调行为人必须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即具有实质的故意。对于杀人、放火、强奸、盗窃等自然犯而言,唯有根据行为人对于“结果”所持的态度判断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而且故意与过失在伦理谴责上明显不同,致使在罪轻罪重甚至罪与非罪上存在显著差异。法定犯与此不同,只要行为人故意违反前置性规范就不难判断其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故对于丢失枪支不报罪、违法发放贷款罪等法定犯而言,应直接根据违规行为本身确定罪过形式。如果对故意与过失违规行为均值得科处刑罚,而且故意与过失难以区分,应肯定罪过形式为包括故意与过失的模糊罪过,即至少是过失,例如污染环境罪、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关键词】法定犯;罪过形式;模糊罪过;污染环境罪;渎职罪

  
  在自然犯为主体的79刑法中,罪过形式存在争议的罪名并不多。之后,随着法定犯罪名的逐渐增多,尤其是1997年作为“大一统”的现行刑法的颁布,[1]罪过形式存在争议的罪名数量迅速增长,遍布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渎职罪各章中,而这些罪名基本上属于法定犯(行政违反加重犯)。在自然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刑法规定及刑法理论之所以坚持严格区分故意与过失,是因为故意与过失在非难可能性(伦理谴责性)上存在明显差异,以致在刑罚轻重甚至罪与非罪上迥然不同,例如重罚的故意杀人罪与轻处的过失致人死亡罪,有罪的(故意)强奸与无罪的过失强奸(误以为是自己的妻子而与之发生性交,发现“对象错误”后即终止性交)。与之不同,法定犯在行政违法的判断上,为了实现行政管理的目的必须保证行政处罚的高效,而基本上不会考虑行为人系有意违规还是无意犯规,例如违章停车、闯红灯。虽然根据责任主义原则,处罚法定犯也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者过失,但相对于自然犯而言,法定犯罪过形式的伦理色彩明显淡化,[2]致使故意与过失在伦理谴责程度上并无明显差异,即使个别罪名区分了所谓故意与过失,法定刑的差异也不如自然犯那么大。
  如果认为长期困扰我国刑法理论与实务的罪过形式争议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如今法定犯时代及我国“立法定性又定量”特有立法模式的必然产物,是否意味着所谓罪过形式确定的难题可以迎刃而解了呢?本文试图回答这一问题。
  一、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
  (一)对刑法1415条中“危害社会的结果”的理解
  根据我国《刑法》第1415条的规定,所谓犯罪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所谓犯罪过失,是指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关于罪过形式的判断基准,理论上存在所谓行为标准说、结果标准说与行为兼结果标准说三种标准。[3]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以《刑法》第1415条的规定为根据一直坚持结果标准说,即根据行为人对于结果的心理态度确定罪过形式,[4]只不过不少学者可能一方面坚持结果标准说,另一方面在具体罪名罪过形式的确定上却偏离结果标准而实际采用行为标准说。
  正是因为《刑法》第1415条的规定,刑法理论界长期困扰于行为人对丢失枪支不报罪中的“严重后果”,以及滥用职权罪中“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以下简称“重大损失”)的心理态度。从丢失枪支不报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本身来看应该是故意,但行为人对“严重后果”以及“重大损失”的态度似乎又只是过失。于是,所有确定罪过形式的理论都围绕着行为人对这种具体结果的心理态度而展开。对此,有学者提出,“故意犯体现的是行为人对法益的积极侵犯,意志态度所针对的对象自然是抽象的法益侵害,而非具体的危害结果”。[5]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意味着,所谓故意不过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而为之的心理态度,即只要认识到行为本身的有害性即具有犯罪故意。
  其实,就自然犯而言,如杀人罪,虽然条文并未指明必须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但如果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致人死亡的结果缺乏认识,[6]就不可能肯定杀人的故意,例如误以为前方是野兽而开枪射击。所以,是否成立故意的关键,并不在于条文中有无“结果”的明文规定,也不在于行为人对“结果”有无认识,而在于实施行为时是否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对于自然犯,如果对致人死亡或者发生火灾的结果缺乏认识,那么其行为的性质就可能只是狩猎活动而非杀人,或者系农夫秋收后焚红薯藤的日常生活行为而非放火行为[7]。而且,即便是自然犯,对于强奸罪等行为犯而言,由于并无所谓的自然结果,事实上也只能根据行为人对于行为本身的性质的认识(是否属于违背妇女意志的性交行为),确定是否具有故意。对于法定犯,不管有无“结果”的明文规定,同样需要认识到行为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只是行为本身有无社会危害性,往往取决于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等前置性规范。例如,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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