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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顯時代性:中國民法典的鮮明特色
【專家】 王利明【寫作年份】 2020
【文章分類】 05,050
【關鍵詞】 民法典;時代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球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綠色原則
【全文】法寶引證碼CLI.A.4113988    

彰顯時代性:中國民法典的鮮明特色

王利明


【摘要】我國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是改革開放40多年民事立法的集大成者,其規則具有基礎性、典範性的特點,是最為重要的民事法律規則。民法典要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體現時代的精神,滿足時代的需求,解決時代的問題,彰顯時代性。我國民法典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在借鑒兩大法系經驗的基礎上,構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體例和制度。我國民法典既反映了時代精神,又體現了時代特征,還解決了現實問題。它不僅能夠真正從制度上保證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完善,為市場經濟健康有序地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將為我國在21世紀經濟的騰飛、文化的昌明、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堅強有力的保障,還為世界民法典體系構建提供了中國方案,作出了我們應有的貢獻。
【關鍵詞】民法典;時代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球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綠色原則

  
  民法典是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民事立法的集大成者,其規則具有基礎性、典範性的特點,是最為重要的民事法律規則。作為世界上最新的民法典,我國民法典固然借鑒了其他民法典的成功經驗,但更注重回應社會現實需求和體現時代發展特色,具有許多亮點,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彰顯了鮮明的時代性。
  一、彰顯時代性是民法典的優秀品格
  法律是社會的產物,更是時代的產物,不可能脫離一定時間和空間而存在。在19世紀的曆史法學派看來,法律不是被創造出來的,而是被發現的,其根植于一個民族在過往曆史中所形成的生活經驗和實踐智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法律是曆史的產物”。龐德在評價曆史學派的這一觀點時也指出,“曆史學派的學說同樣包含了諸多真理,法律不可能完全是橫空出世的”。他說,一個國家的法律不可能與其自身的曆史文化、價值觀念和實踐經驗分割開,中國的法律“也深深地根植于為中國曆史和中國國民長期以來所熟悉的制度與理念中”,需要結合其自身的曆史處境和經驗來解釋和適用。“法的一切效力都是當時曆史的總體狀況的產物和縮影”。民法典也是如此。民法典的時代性是其具有的時間品格,體現為其與所處時代的精神和特征的完全契合。
  (一)保持時代性是民法典具有生命力之原因所在
  依據馬克思主義原理,民法典作為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這也說明任何民法典都是從經濟和社會的根基中生長出來的。優秀的民法典總能集中折射時代精神的發展方向,而如果民法典逐漸與社會生活脫離,就表明它已落後。雖然民法典所處的時代決定了民法典的品格,但這並不意味著民法典只是被動消極地記載社會,恰恰相反,立法活動應當主動探尋社會發展的動向。自18世紀展開法典化運動以來,各個不同時期的成功民法典之所以產生廣泛的影響,就是因為反映了不同時期社會的時代精神和時代特征,抓住了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方向,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民法典是時代的縮影,而保持時代性是民法典具有生命力的原因所在。
中小學減的負已經加到家長身上了
  法國民法典是世界範圍內民法典的傑出典範。在1804年法國民法典制定時,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剛剛完成,法國正處在由封建領主制經濟向土地私有化的過渡階段,法國民法典的編纂推進了土地私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壯大和發展提供了保護。其“自由、平等和政教分離的思想鞏固了法國大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昭示著自由個人主義取得了勝利”。這一時期確立的絕對所有權、契約自由和過錯責任原則,為社會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物權法定原則以法律的形式消滅了土地上的封建特權,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婚姻制度的確立使得婚姻從教會的壟斷之下解放出來,具有了世俗性。這些成果使得法國民法典成為資本主義民法典的典範。
  德國民法典誕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社會當時逐步開始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從經濟方面來看,19世紀後半葉,德國的工業經濟經過急劇發展,從一個農業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轉變為一個工業國家,逐步向壟斷資本主義轉型。德國民法典正是在這一轉型時期制定的,與其他法律一起,德國民法典摒棄了日耳曼法中的落後因素,如廢止了土地分層所有的封建制度,建立了統一的完全所有權制度,為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創造了條件。一方面,德國民法典以合同和所有權為中心,以私法自治為基本理念,充分動員了社會經濟資源,促進了德國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使德國成為歐洲的工業強國。德國民法典除了注重通過保護財產權和社團自由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外,也極其強調對行為自由的保護,契約自由成為整個“動態世界的操縱杆”。德國民法典還反映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特點,例如,確認了股票、債權等財產權利,改變了羅馬法以來的“物必有體”的規則,適應了證券市場發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權利社會化的思想已經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斷產生,以基爾克為代表的學者則批評德國民法典中“幾滴社會的潤滑油”是完全不夠的。在具體的制度上,雖然在19世紀末,工業化的發展催生了越來越多的事故,但遠未達到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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