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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複性司法視野中的中國刑事和解之審視
【專家】 蔣志如;楊炳南【寫作年份】 2020
【文章分類】 刑事訴訟法
【關鍵詞】 恢複性司法;刑事和解制度;懺悔與愛;權力主導
【全文】法寶引證碼CLI.A.4113896    

恢複性司法視野中的中國刑事和解之審視

蔣志如;楊炳南


【摘要】刑事和解制度(程序)自2012年以來已正式成為司法實踐中的基本組成部分,但其運行效果並不好。我們應當對其展開深入審視,一個重要的視角即正確認識、界定中國刑事和解制度(程序)的內涵與外延。在本文,我們的考察視角不是直接界定,而是通過將其放置在西方恢複性司法視野下審視,以獲得兩者之內在區別,進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兩者間的區別與聯系間接規定了中國刑事和解制度(程序)的運行邊界。
【關鍵詞】恢複性司法;刑事和解制度;懺悔與愛;權力主導

  
  一、提出問題
  恢複性司法作為一種與傳統司法相對立的司法模式在中國法學界引起注意大約在2000年左右,經過10余年的發展,恢複性司法在中國學術界已有相當研究[1]。北京市檢察院也在2002年首倡刑事和解的司法實踐,在短短10余年間,刑事和解的司法實踐和學術研究均獲得巨大發展,該制度並在2012年入新《刑事訴訟法》[2],而且當2018年新《刑事訴訟法》通過時,關于中國刑事和解(程序)制度的規範並無任何修改。當揆諸刑事訴訟法學界,當學者們在研究、思考中國刑事和解制度時,恢複性司法常常被作為思考和審視的一個重要參照物[3]。進而言之,恢複性司法的理論與研究與刑事和解制度(及對其的研究和思考)在中國幾乎一起萌芽和成長,兩者相互影響,互促進步;但是,如果與辯訴交易比較,兩者之關系在中國語境下的司法界和學術界呈現出了更為複雜形態[4]。
  因此,如果要嚴格界定中國刑事和解制度(程序)則應當仔細審視兩者的關系,首先應該在恢複性司法之曆史中審視其內在的獨特內涵,並以之對照刑事和解制度(程序)以窺視兩者的本質區別或者說對其作更清晰的界定[5]:
  二、西方恢複性司法之發展階段
  嚴格意義上的恢複性司法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的加拿大,但是當我們擴展我們的視野,該制度的基本理念、行為方式、解決糾紛的模式早已存在于西方曆史,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根據學者澤爾、約翰斯通的研究,恢複性司法的理念和實踐,在社區司法時代即已有充分體現,而且其運行背景是在國家/報應性司法(即作為現代恢複性司法的參照物)還沒有興起或者說占據主導地位的曆史時期[6],申言之:
  社區司法的基本背景:前現代社會是一個技術、經濟均不發達的社會,除了教士、軍人、商人等少數群體可以觀察、接觸到社區之外的人、事、物外,其他人均生于社區、長于社區、死于社區[7],而且這個社會的活動範圍也非常狹窄,大約只有30公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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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司法的基本特點:首先,一件刑事案件,就其影響而言,輻射範圍很少超越社區,其他社區基本上也不會關注、也無法關注這些已經發生的刑事案件,因而社區成為糾紛解決的主要場域。在該場域堙A被告人、被害人均處于熟人社會,而地方長老也以無為而治方式治理社區[9]。其次,當刑事案件發生後,被害人與其選擇報複或複仇,還不如選擇在地方長老的主持下通過協商並以賠償、道歉、諒解等方式和平解決糾紛);如果失敗,報複或者複仇才是被允許選擇的合法行為,亦或者說社區中對刑事案件的解決,複仇不是唯一的方式,甚至不是主要的方式,社區司法是另一種可以選擇的方式:在此過程中,當事人及其家屬、社區等主體一起敘述案件事實,並以此作為劃分責任的基礎,最多再根據當事人、社區的具體情況而作出一些修正[10]。
  第二階段,《聖經》司法時代[11]。在以希臘、羅馬、中世紀、近代西歐、現代歐美為一脈相承的文明中,基督教(其前身為猶太教)在西方社會、特別是西歐占據主導地位[12]。
  《聖經》司法的基本背景:雖然從社會治理、經濟發展等角度看,《聖經》司法時代比社區司法時代進步,但是其與社區司法並沒有本質區別,因為在現代社會之前,整個人類社會均處于社區司法之下。不過,當基督教成為當時公民的基本信仰時,《聖經》司法成為更豐富的景象,不僅僅有《聖經》中的法律規範(摩西十誡)的效果[13],更有其作為一種信仰和思想體系體現系列理念[14],諸如:人人平等,正如一位學者的描繪,“基督宗教主張人人平等、各個珍貴[15]”;主施愛于世人,信徒要愛家人和鄰人;寬容,不僅僅對家人的寬容,更需要對sin(罪)的寬容和對其的救贖,而且這一理念在19、20世紀的感化院、監獄中的刑罰也得到充分體現[16]。
  《聖經》司法的基本特點:首先,與社區司法比較,案件解決主體有變化,從社區長老轉變為教士,而且即使沒有轉變,社區長老也常常是一個基督徒擔任,其擁有強烈的施愛、寬恕(寬容)精神,並盡量平等地對待當事人;因而不管是被害人,還是被告人在主觀意志上能夠接受教士作為主持者、甚至是調解者和判決者。其次,被害人及其家屬均能在愛、寬容等理念的支配下與被告人就損失的賠償達成協議;再次,被告人在救贖等理念支配下與被害人和解,並就賠償達成共識,最終解決糾紛。
  第三階段:現代社會下的恢複性司法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到現在,是對既有社區司法、《聖經》司法的複興和再發展。首先從加拿大安大略省實施被害人、犯罪人和解計劃的司法實踐萌芽,再到新西蘭對毛利人實施家庭小組會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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