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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護律師會見權40年:變遷、問題和展望
【專家】 張兆松;羅薇【寫作年份】 2020
【文章分類】 刑事訴訟法【關鍵詞】 律師權利;會見權;問題;建議
【全文】法寶引證碼CLI.A.4113912    

辯護律師會見權40年:變遷、問題和展望

張兆松;羅薇


【摘要】我國律師會見權自1979年正式確立以來,曆經40年的不斷變化。特別是在監察體制改革背景下,我國律師會見權面臨新的挑戰。當前律師會見權存在的主要表現在:《監察法》下職務犯罪調查律師不能會見;辦案機關隨意擴大許可範圍,制造借口侵犯律師會見權;會見權的內容不明確,會見中律師執業風險大;看守所硬件設施不足,律師會見服務嚴重滯後;立法上缺乏救濟程序和可操作性。為了強化辯護律師會見權的保障,建議明確規定職務犯罪調查案件的律師辯護權,進一步明確律師會見權的內容,繼續改善看守所硬件設施與服務水平,充分發揮檢察監督對律師會見權的保障作用,重視阻礙律師行使會見權的制裁性立法。
【關鍵詞】律師權利;會見權;問題;建議

  
  會見權是刑事訴訟中律師辯護權的重要內容,保障律師會見權不僅是律師有效辯護的基石,更是一個國家法治文明的體現。我國1979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律師會見權,但立法規定存在諸多缺陷。隨後1996年《刑事訴訟法》對律師會見權做出了完善規定。特別是2012年《刑事訴訟法》對律師會見權作出了重大修改。2018年修訂的新《刑事訴訟法》又使律師會見權面臨著新的挑戰。回顧我國律師會見權40年來的變革,深刻認識我國律師會見權存在的問題,把握律師會見權未來的完善發展方向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一、律師會見權40年之變遷
  (一)1979年《刑事訴訟法》初步確立律師會見權
  上世紀50年代,我國1954年《憲法》以及《人民法院組織法》中正式確立了我國的刑事訴訟辯護制度。但之後1957年的“反右派”使剛剛初建的刑事辯護制度遭受滅頂之災,導致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無刑事辯護,更不必言律師會見權。直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相繼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為我國律師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據以及強有力的支持。但是縱觀這幾部法律,只是原則性地規定了幾項律師權利,權利內容不夠完整,也缺乏實際可操作性。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29條規定:“辯護律師可以查閱本案材料,了解案情,可以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其他的辯護人經過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了解案情,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這是我國基本法中首次規定律師會見權。但該法第110條第2項關于人民法院決定對被告人開庭審判後,應當“將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至遲在開庭7日以前送達被告人,並且告知被告人可以委托辯護人”的規定,形成了當時辯護律師只能在審判階段介入訴訟,審前程序中律師無權介入的局面。這意味著犯罪嫌疑人亟需律師幫助的偵查程序,律師不能與犯罪嫌疑人會見,也無法及時提供法律幫助,這非常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益。所以,“近些年來,這一規定正受到日益廣泛的批評,要求將律師參與訴訟的時間提前是法學界、司法實務界的一致呼聲。”[1]
  (二)1996年《刑事訴訟法》律師會見權正式確立
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飯
  1996年我國對《刑事訴訟法》進行了第一次大修改。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刑事訴訟法的修改提上議事日程。此時修改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已形成共識,分歧在于是偵查階段介入還是審查起訴階段介入以及介入的程度。[2]最終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36條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可以查閱、摘抄、複制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會見和通信。”第9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受委托的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關案件情況。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應當經偵查機關批准。”這意味著律師不僅在審查起訴階段,而且在偵查階段都可以會見犯罪嫌疑人,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時間大大提前。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標志著偵查階段律師會見權的正式確立。
  盡管立法作出了規定,但律師會見權在實踐中卻難以得到充分行使。原因在于條文中規定了兩個“可以”。參與立法的同志認為,“律師可以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而不是有權會見,即律師會見也需要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批准以後,律師才能會見犯罪嫌疑人。”[3]偵查機關的“會見批准權”和“會見在場權”,對律師會見權構成了最大威脅,要麼不批准,即使許可律師會見了,也會限制律師會見的次數、時間及會見談論的內容。法律規定是“可以派員”,變成了“當然派員”、“案案派員”。偵查機關以派員在場的方式監督律師行使會見權,給犯罪嫌疑人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壓力,即使有剝奪其合法權益的情況存在,也不敢向律師暢言,這使律師會見的法律規定變得意義不大,所以有律師將這種被人看管的會見被稱之為“帶著枷鎖的會見”。“2006年,北京市律師協會權益保障委員會組織對當前律師在北京會見在押當事人的情況進行了專題調研。調研報告指出,在偵查和審查起訴階段,律師會見在押當事人普遍存在各種阻力。90%受調查的律師表示,需要多次申請才能獲得批准,而且往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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