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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视野下的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再审视
【专家】 蒋志如;尹显丰【写作年份】 2019
【文章分类】 刑事诉讼法
【关键词】 辩诉交易制度;刑事和解;检察官;当事人主导程序 ;法官确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4109246    

美国辩诉交易制度视野下的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再审视

蒋志如;尹显丰


【摘要】中国刑事和解制度(程序)自新《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遇冷。究其原因,其具有的特点、优点往往被相关制度(如附带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等)取代。我们应当重新审视之,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即厘清相关制度(包括域外相关制度)与之的界限,或者说可以从其他制度可以更好地厘清刑事和解制度。让我们首先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开始:其一,从本质上看,美国刑事辩诉交易制度与中国刑事和解制度迥异。其二,但作为美国司法实践创新的制度,其发展过程、基本框架的很多经验值得在修改、完善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时学习。因为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不是立法的产物,而是检察官持续努力创新的产物,不是对普通诉讼程序中权力格局的彻底改变,而是在既有制度框架下权力间、权力与权利的边界范围在量上的微调。其三,中国刑事和解制度可以从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中可以学习、借鉴丰富的经验。
【关键词】辩诉交易制度;刑事和解;检察官;当事人主导程序 ;法官确认

  
  一、提出问题
  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和解制度2001年在北京朝阳区检察院开始试点,经过十余年各地司法部门的试验,2012年《刑事诉讼法》将其纳入法典,放置到《特别程序》一编第二章{1}。从该部《刑事诉讼法》生效到现在已运行近六年时间,根据笔者到司法实务部门的调研,入法之后的刑事和解制度(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境遇不佳[1]:
  从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生效以来,M市两级法院很少适用刑事和解程序。从法院案管系统查询的情况看,M市两级法院涉及到刑事和解的案件少得可怜,六年来的案件数不到十件,在两级法院所有刑事案件每年达两千余件,六年达一万余件中可以忽略不计,与2012年之前的实践、试点表现的确是天壤之别。另一方面,与之相关的附带民事诉讼依然表现强劲[2],特别是在交通肇事罪案件中,基本上能够达到100%(即使有被害人家属的无名氏,也有地方民政部门代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因此,以下问题值得我们追问:刑事和解制度进入《刑事诉讼法》法典是一件严肃、重大的事件,为什么其遭到司法实务部门的冷遇?是彻底抛弃了该制度?抑或,既有制度在一开始即取代了它?抑或者,刑事和解制度与既有相关制度(如附带民事诉讼)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厘清,它仅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更确切地说,两者在内容、行为上有相当之重复,其依然被裹挟于旧有的附带民事制度?还有,该制度与域外相关制度比较,其本质差异在什么地方,后者是否还有值得借鉴和吸收的理论、经验?
  2013年1月1日新《刑事诉讼法》开始生效,到目前为止不到不足六年时间,然而,修订该部法典已提上议事日程。这为我们重新审视这一在司法实践中遇冷的制度提供了条件和机会。在笔者看来,重新审视当事人和解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亦即通常所说的刑事和解制度或程序)不仅仅需要全面、深入描绘该制度之基本内容、运行实践,更需要界定其与相关制度的关系。换句话来说,前者在于从本体角度描绘(即“what”),后者在于从外界、关系角度界定(即“and others”),亦即通过界定相关制度间接描绘、界定刑事和解制度。但限于篇幅的限制,在这里笔者主要以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为对照(其他内容将另文阐述),以为反思、审视、评价中国现行刑事和解制度(程序)提供更多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制度实践经验;如果从另外一方面,该文更可以看成是在现有的刑事和解制度(程序)框架下对美国辩诉交易制度作一个中国语境下的再审视。
  二、对刑事和解制度(程序)的基本界定
  对于刑事和解制度(程序),学者们界定不一,请看下面的分析:
  有学者主张,“刑事和解是指控辩双方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通过对话和协商,就刑事纠纷的解决达成一致意见,从而终结诉讼,不再将案件移送法庭审理的活动{2}”。这一界定突出了刑事案件纠纷的终结主体即控辩双方,而第三方法官是缺席的,这一点与早期的辩诉交易很类似[3]。如果结合到新《刑事诉讼法》对此的界定,即该程序的主导权在公安机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刚才意义上的刑事和解的确可谓与美国当下辩诉交易制度类似[4]。在笔者看来,该种观点其实表明中国刑事和解与美国辩诉交易,或者说中国学者希望中国刑事和解在理念和运行规则上类似或者说要达到同等效果。
  还有学者认为,“刑事和解是侵害人向被害人认罪、道歉、赔偿等行动求得谅解以后,在刑事程序中由司法机关确认并予以从轻处罚的一种处理案件方式(简称”司法机关确认型“){3}”。该界定基本上将该程序的主导权交给侵害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被害人,他们打成谅解,并经过司法机关确认,以之作为减轻处罚的依据;其运作方式与西方的恢复性司法在制度构建和理念上均有非常相似[5];当然,也有其他学者认为,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刑事和解没有多少关系,中国的刑事和解源自中国本土司法实践,而非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植{4}。但是,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西方的恢复性司法与中国刑事和解存在复杂关系,需要认真对待,特别是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更需要在理论上厘清。
  当然,还有其他观点,比较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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