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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公正
【副标题】 对褚时健贪污案刑事判决书的评析【作者】 罗书平
【合作机构】 《中国律师》杂志社【合作刊物】 中国律师
【刊物年份】 2000年【期号】 6
【页码】 16【发布时间】 2000.06.0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211020    
  加快裁判文书的改革步伐,提高裁判文书的质量。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对质证中有争议证据的分析认证,增强判决的说理性;通过裁判文书,不仅记录裁判过程,而且公开裁判理由,使裁判文书成为向社会公众展示司法公正形象的载体,进行法制教育的生动材料。
  ——《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
  1999年1月9日,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引起世人关注的云南“烟草大王”褚时健等人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件作出刑事判决,判处褚时健无期徒刑,判处被告人罗以军有期徒刑14年、乔发科有期徒刑5年。一时间,全国各大新闻媒体均作了报道,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威刊物《公报》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还全文刊登了该案长达万余字的刑事判决书。一个省级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享有如此殊荣,在中国的司法史上尚属首例。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应当以人们能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这段著名的司法谚语寄托了人们对追求司法公正的期望。如果说司法公正应当是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完美统一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云南高院的这份刑事判决书正是这个“完美统一”的载体,因为这份判决书所体现出的“公正”,是看得见的公正、阳光下的公正!的确,这份刑事判决书不仅彻底改变了几十年来中国审判机关所制作的裁判文书“千案一面”的形象,而且在许多地方也突破了最高审判机关制定的且已实施多年的制作裁判文书的“样式”。
  这份刑事判决书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一、对控辩主张进行“评判”的内容取代“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
  在这份刑事判决书中,我们再也没有看到传统的裁判文书中“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而看到的都是法庭对控辩主张进行“评判”的内容。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三起犯罪事实,控辩双方围绕这一指控所进行的举证、质证,以及法庭对此进行认证过程的客观叙述,就构成了“评判”的全部内容,就是过去“经审理查明”的案件的“全部事实”。
  本来,在刑事诉讼由“纠问式”向“控辩式”转化后,在法庭上除了控辩双方围绕控方的指控所进行的举证、质证之外,并不存在也不应该存在一个独立于控辩主张以外的“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法庭调查的中心内容就在于对指控是否成立、辩解是否有理作出“评判”。可长期以来,在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中,“控辩主张”往往只是一种点缀,法庭相当看重的是自己“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也就是说,无论指控的内容是否成立,辩解的理由是否充分,对控辩双方的主张是否采纳,似乎都无关紧要,因为它都不影响法庭以“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直接作出裁判,充其量在“本院认为”对控辩主张成立与否作极其简短沾“表态”,以示对控辩双方的“尊重”。
  几年前,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对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进行修订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同志主张废除在裁判文书中表述“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观点,甚至还有的高、中级法院(如江苏)已在进行“试点”。实践证明,这种“超前”的主张是很有道理的,这种“试点”也是很有成效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主张在最高人民法院组织修订并于1999年4月经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的《法院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爬数据可耻》中未被采纳。现在,当我们从最高人民法院竭力推荐的云南高院的这份刑事判决书上看到用“评判”内容取代“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时,仿佛已看到改革的曙光。
  也许,有同志会提出,当裁判文书上只有控辩主张和法庭对控辩主张的“评判”内容,而没有法庭“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时,“以事实为根据”的司法原则如何体现?办案质量如何保障?对此,相信大家完整地读完这份刑事判决书后可以找到答案。首先,客观叙述围绕控辩主张进行的“评判”内容,较传统的在“概述”控辩主张之后叙述“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其判决确认的事实更加清楚,证据更加充分,针对性更强,透明度更高。例如,对公诉机关有关三被告人共同私分355万余美元的指控,判决书不仅详细叙述了公诉机关在起诉书中认定的事实,而且还明确写明了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的六项证据,同时,还毫不掩饰地写明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这一指控的辩解和辩护意见,这样,法庭在“本院认为”中阐明的本案“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的“认证理由”,自然是顺理成章的。其次,以“评判”内容取代“经审理查明”的事实和证据的写法,并不比传统的制作方法轻松。甚至可以说“评判”的内容写作难度并不亚于传统的方法,因为按照这种方法,对控辩双方的任何主张和辩论内容都得一一作出有理有据的或肯定或否定的回答,而不能回避问题,不能掩饰矛盾,不能答非所问,否则,就难以做到“无懈可击”。例如,在本案中,对公诉机关有关楮时健等被告人贪污335万余美元的指控,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称“应当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且属“犯罪未遂”,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称系“犯罪预备”,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称只是“犯意表示”。对此,该判决书在确认公诉机关指控三被告人共同私分公款355万余美元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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