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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三重追责及制度反思
【作者】 何峰;何苗【合作机构】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
【中文关键词】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主题分类】 犯罪学
【发布时间】 2020.04.1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235858    
  

  所谓悲剧,就是把美好撕碎在人眼前。而没有对责任的充分追究和对制度漏洞的反思,无疑是二次悲剧。

  近日某上市公司高管“性侵养女”案引发社会关注,案件事实虽尚待查明,但关于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责任及相关制度的不足,值得探讨。

  一、加害人追责

  (一)证明责任及其困境

  1.证据与证明责任

  根据2013年两高两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与幼女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论处。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者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从证明责任上看,特殊职责人员与不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即可认定强奸罪。但本案中被害人已满14周岁,因此认定加害人犯罪有2个需要证明的事实:(1)发生性关系;(2)利用优势地位或被害人孤立无援,迫使被害人就范。

  本案根据目前情况看办案机关已从被害人下体提取到加害人精液,待证事实(1)应当可以成立。

  基于性犯罪固有的空间隐蔽性、人员私密性特点,加之案发时间与侦查机关启动侦查时间或有一定差异,故待证事实(2)相关证据的收集确有难度。但笔者认为,在长达数年施暴时间内,除被害人陈述之外的直接证据即使不多,但间接证据一定不少。例如,被害人的微信朋友圈、聊天记录、病历、受伤照片,证人证言(包括亲友、自杀当时的救助者、网络救助者、心理医生等),自杀情况,报警记录,已被加害人删除但可以恢复数据的被害人手机内相关记录等等。在查实上述间接证据的情况下,要认定加害人构成犯罪,还需要有对证据锁链是否形成加以判断的过程。

  从刑事证明责任来看,以间接证据定罪的证明标准往往非常高,但性侵未成年人案件在进行判断时应当结合以下因素考虑:(1)性犯罪的特殊性;(2)未成年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3)成年人对未成年人客观存在的优势甚至控制地位,以及实施行为的便利性;(4)成年人本身的社会经验与认知能力。从而以相对合理的判断标准认定证据锁链是否形成。

  例如,在加害人具有法律专业背景的前提下,明知《收养法》关于收养的法定程序、法定条件,但先以收养为名接触被害人,又以“随后了解到”不具备收养条件为由建立共同生活关系,不排除预谋实施犯罪的可能性。

  还应当明确,性侵犯既不能以日常亲密状态为出罪理由,也不能以未成年人事后追认为出罪理由,恋爱关系甚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然可以构成强奸罪(《刑事审判参考》“北俊峰强奸案”、“王卫民强奸案”)。

  本案是否构成犯罪,尚待有权机关查明。

  2.制度困境及解决建议

  (1)《意见》与我国《刑法下跌你应该笑还是哭》均以14岁作为性同意年龄,这也是被公众诟病的一点,所产生的司法困境也越来越明显。

  首先,基于性侵案件的隐蔽性和未成年人自身维权能力的有限性,14岁以上未成年人被性侵后如何找寻“被迫使”证据是相当困难的。

  其次,从刑事角度界定和区分“被迫使”和“被诱使”,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注定存在较大争议,必然导致部分加害人逍遥法外。

  (2)考察立法规定的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与刑事责任年龄保持一致,即14岁以上为承担刑事责任年龄的起点。但笔者认为,刑事责任年龄与性同意年龄不同,前者具有行为的主动性与明确性,后者往往存在意思表达的被动性与含混性。还应当注意,14岁-16岁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即只对故意杀人、爆炸等8类严重犯罪(且均为自然犯)承担刑责,这说明立法者一定程度也认同16岁以内行为人认知能力的局限性。

  二是未成年人保护具有双向性,即考虑到双方均为未成年人的情况,担心设置过高后导致如同学之间因恋爱发生性关系大量入刑。

  (3)基于上述困境,确有必要从立法层面加以解决。

  纵观全球,大部分国家规定以16-18岁为性同意年龄。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均明确为16岁,美国部分州为16岁,加州、佛罗里达州规定为18岁。但性观念保守及性教育缺乏的我国,对比西方主要国家,对性同意年龄规定反而更低,制度漏洞明显。

  综合上述司法困境、立法原因,并参考大部分国家的规定,建议:

  一是将性同意年龄设置为16岁或更高,也与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上限16岁匹配;

  二是完善“罗密欧与朱丽叶”出罪条款,即低于一定年龄或年龄相差不大的未成年人之间自愿性关系不构成犯罪。

  (二)经济赔偿及其缺陷

  《意见》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因被性侵害而造成的人身损害,为进行康复治疗所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合理费用,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提出赔偿请求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该规定沿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请求权范围,限定于“物质损失”层面,导致被害人仅能获得低额补偿。考虑到上述“合理费用”的举证责任分配给被害人及实现难度,实际获得的补偿金额更为有限。而根据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安排,仍对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态度,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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