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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律师调解和美国ADR的区别与优势
【作者】 荆君望【合作机构】 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主题分类】 律师【发布时间】 2017.11.15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224746    
  一、中国式律师调解及美国ADR概述
  1、 律师调解的出现背景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现代社会呈现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交方式多样化,信息多维化的特点。原先固有的社会规则与行为模式不断受到挑战,各种新型矛盾、纠纷与争议的发生层出不穷,由此带来了法院案件数量大幅上升,法官不堪重负。近年来,调解制度再次受到法学界的推崇,甚至被国际社会誉为“东方经验”,司法改革也对调解越来越重视。调解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愿,在独立的第三方有效介入情况下,通过协商解决争议的一种有效方法。中国目前基本的法律制度与争议解决规则已经比较完备,对于大多数民商事的争议纠纷,只要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明确,在当事人客观理性的情况下均可以采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
  调解的优势相对于诉讼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可以化解法律刚性与民间秩序之间的紧张关系、帮助当事人之间修复矛盾、做到案结事了等等。正因为如此,我国法院系统历来重视调解工作,将调解工作贯穿到民事诉讼的全过程。但这也给法院系统造成了沉重的工作负荷,特别是在案多人少的情况下,事事都先调解反而给法院增加了工作量。事实上,除法院外,还有许多社会资源可以参与民间纠纷的解决,比如人民调解组织、仲裁机构、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行业及其他行业协会等等。我国2010年出台了《人民调解法》,在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乃至乡镇、街道一级普遍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并将其定位为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双方当事人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从而具有强制执行力。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进行调解的主力军仍然是法院法官。
  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在北京、黑龙江、上海等11个省市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这是律师参与司法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有利于降低司法负荷、化解社会矛盾、提升律师在司法中的作用,也有利于形成多元化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意见》的出台并非是简单的将调解主体由人民调解员扩大到律师调解员,而是对目前的调解制度做了一系列的改进和创新,包括场所、协议的效力、经费保障和激励措施,相较于原先的法院调解和人民调解员调解大有不同。
  2、美国ADR简介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可译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是对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ADR最早起源于美国,美国也是世界公认的ADR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跟美国好讼倾向和诉讼过度负担的背景有关。上世纪五十年代左右,ADR在美国初具雏形,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法院诉讼变得不堪负担,出现了新类型的医疗纠纷、产品责任纠纷、交通事故纠纷、保险纠纷以及行政机构管制行为纠纷等等。然而,诉讼的昂贵、耗时、程序繁复等固有局限性日益显露,最简单的案件走诉讼审判程序可能也要花上几年时间。此外,诉讼“是非”、“输赢”的对抗式思维模式、公开审理等特点无形中也使得人们的满意度降低。在现实的需要和官方力量的鼓吹推动下,ADR在美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其制度功能的不断完善,逐渐形成了具体的司法ADR制度,为解决美国社会数量惊人的民商事纠纷作出了巨大贡献。
  二、中国式律师调解和美国ADR的区别
  美国的ADR存在多种形式,包括附设在法院的ADR和民间的ADR。其中附设在法院的ADR形式主要有调解、仲裁、早期中立评估和简易陪审团审判;民间ADR主要包括仲裁和调解两种形式。ADR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调解,可谓ADR之基础。美国的法院调解称为“法院附设调解”或“附设在法院的调解”,类似于中国的法官主导的司法调解。我国最新出台的律师调解的司法举措,与美国的民间ADR或称司法外的ADR有相似之处。虽然同为通过非公权力结构的第三方主体居中调停,在调解机构、协议效力、经费来源等很多方面仍有较大的区别。笔者对这两种制度进行了仔细比较,规整如下:
  1、调解机构和场所的不同
  美国司法外ADR制度调解服务的提供机构首先是私营机构,现代美国律师事务所都设有ADR业务,这些私营机构利用手上的调解资源,例如私人调解员、调解场所,提供有偿调解服务;其次是公共服务机构,这些公共服务机构一般都是由调解志愿者组成,日常运作主要依靠专项基金或者一些捐助,具有非盈利性质。
  根据我国出台的《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律师调解的定义为:“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的活动。”进行律师调解的场所,《意见》规定了四个:第一,在人民法院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意见》要求试点地区的各级人民法院将律师调解与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结合起来;第二,在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主要指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设立专门的律师调解工作室,由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指派律师调解员提供公益性调解服务;第三,在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主要在省级、设区的市级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律师调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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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洪冬英:律师调解功能的新拓展——以律师主导民事调解服务为北京[J]. 法学. 2011, 2 [2]邵毅超:美国ADR对我国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启示[J]. 特区经济. 2011,2 [3]陈斌:中国法院调解制度与美国ADR制度的比较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9,1 [4]卢君:法院委托型律师调解员制度构建思路与方案设计[J]. 法律适用. 2016, 9 [5]苏力:关于能动司法与大调解[J]. 中国法学. 2010, 1 [6]王亚明:中美调节机制比较再探[J]. 海峡法学. 2016, 9 [7]史长青:裁判、和解与法律文化传统——ADR对司法职能的冲击[J]. 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4, 2 [8]苏明伟:美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介评[D]. 吉林:吉林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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