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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法學
【分類】 經濟法【期刊年份】 2015年
【期號】 1【頁碼】 819
【內容】法寶引證碼CLI.A.1212424    
  
  【概況】2014年,經濟法學在經濟法基礎理論、政策建議、案例實務等領域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尤其在財稅法、金融法和反壟斷法領域,研究非常活躍。2014年4月3日,由同濟大學、康斯坦茨大學和柏林洪堡大學聯合舉辦的“2014同濟中德經濟法論壇經濟法的最新發展”在同濟大學召開。2014年4月26—27日,由北京大學法學院經濟法研究院創辦、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承辦、江西省上饒市政法委協辦的第十五屆全國經濟法前沿理論研討會,在江西財經大學法學院召開。2014年6月14日,第九屆中國經濟法治論壇在上海成功舉辦,本次論壇的主題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與經濟法治”。2014年9月28日,由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主辦,山西大學法學院、山西省經濟法學研究會承辦的“中國經濟法學研究會2014年年會暨第二十二屆全國經濟法理論研討會”在山西省太原舉行,本次研討會的主題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與經濟法”。
  【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經濟法的發展與完善方向,有學者認為,應當明確政府與市場的定位,將限權與放權相結合,改變立法思路、結構和內容,推動簡政放權。有學者認為,經濟法應讓位于市場機制,作為補充性和最後手段性的機制而存在。有學者認為,完善我國市場經濟法治環境應當立足于兩個基本點:一是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系如何定位,二是如何構建平等對待非國有經濟(包括農村集體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有學者認為,經濟法的調整應當從“權力幹預”轉變為“法律調整”,逐步剔除國家主義傾向。
  經濟法的法治思維。有學者認為,經濟法治思維既要考慮整體設計未來經濟法治發展的戰略目標,還要明確設計實現經濟法治戰略目標的具體過程以及行動路徑;既要遵循市場經濟本身的運行規律,科學地規劃與安排未來經濟法治的實施內容和步驟,又要考慮經濟法治發展的現實基礎和實際水平,從實際出發;不僅經濟法治戰略目標、戰略措施以及各項戰略安排本身應具有創新性,經濟法律各項制度也需要具有創新性。
  【本體論】有學者認為構建經濟法法理學體系,需要從經濟法的法律關系理論出發,以“主體—行為—責任”範式框架為基本路徑,注重經濟法理論從“法外之理”向“法內之理”的轉變。
  有學者認為,我國學術界過度關注國家利益,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經濟法所應該遵循的適應市場經濟運行的最初本質。有學者認為,應摒棄對法律調整對象理論這一路徑的依賴,回歸基本曆史事實,系統地以產生時期、理論前提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功效的不同劃分法律部門。
  【價值論】有學者認為,經濟法自誕生起就站在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有其深層次的社會原因。經濟法的具體制度也體現著維護社會整體利益的要求。
  【規範論】經濟法主體。有學者認為,面臨經濟結構失衡的現狀,體現經濟結構調節的法律理念與制度設計必須有別于傳統法;而把複雜的“經濟結構利益關系”納入自己的調整對象範疇,就必須重新剝離和抽象出某些具有共性的經濟法法律關系主體。有學者認為,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形成的政府主導型和市場內生型行業協會,但是這兩類行業協會都面臨定位不清甚至“合法性危機”,要公開改革管理體制、實行分類指導與扶持政策、完善內部治理機構、加強市場監管和反壟斷規制、加快完善相應的法律體系,以解決行業協會的體制障礙。
  經濟法行為。有學者認為,以市場主體的可接受性為導向提升公共規制的有效性,可采取以下措施:提升公共規制的穩定性品格、保證制度的制定和解釋能為市場主體所理解、提高公共規制的經濟績效和公平相容性、重視激勵型規制。有學者認為,現代社會利益沖突已經從單純的個體沖突發展到整體的結構沖突,經濟法應維護社會整體經濟關系穩定,協調分配經濟結構利益,由微觀市場行為規制為中心向宏觀經濟結構調控為中心轉變。
  【運行論】有學者認為,集團性公益訴訟屬于社會實施,因為集團性公益訴訟與單獨或者共同訴訟在訴訟主體、主觀動機、前提等方面均存在著本質區別。有學者認為,國家一定時期的改革“總體規劃”,“改革決定”對于經濟法的理論共識的形成和制度的運行具有重要影響。
  【宏觀調控法基本原理】有學者認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加強宏觀調控,完善宏觀調控體系,具體的完善對策包括制定《宏觀調控法》、《計劃法》、《固定資產投資法》、《國有資產法》,完善《預算法》、《對外貿易法》,加強宏觀調控法制的實施。
  宏觀調控權的配置。有學者認為,作為宏觀調控手段的調控行為和活動的具體形式是宏觀調控權配置的客觀依據,應將運用財政手段、稅收手段、計劃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權力賦予具有代議性的立法機關;將運用貨幣手段和外彙買賣手段進行宏觀調控的權力配置給中央政府所屬或獨立的中央銀行或類似于中央銀行的機構所享有;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應將委托給國務院的稅收立法權收回,並給地方政府配置獨立的發行地方政府債的權力。
  宏觀調控責任規制。有學者認為,目前宏觀調控主體的法律責任立法存在欠缺,應當建立健全相應法律、法規予以追究,規範追究主體的權限及追究程序,並強調司法機關的地位,允許司法機關通過審判追究責任人並向社會公開結果。
  【財政法與稅收法】財稅法與國家治理體系的關系。有學者認為,財政是連接政治、經濟與社會三大子系統的媒介,只有把財政問題上升到這個綜合性極強的理論高度,我國現代財政制度的建構和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才是現實的和可能的。有學者認為,財稅法治是我國民主法治進程中共識最大、阻力最小、最容易操作的優選路徑,因而也是中國民主法治建設的重要抓手。設稅權回歸全國人大與預算權合理配置則是我國財稅法治建設的兩大焦點問題。
  財稅體制改革。有學者認為,如果建立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規範事權分配等改革措施能夠全部兌現,一個以憲法為基礎、以法律分權為依據、以財政轉移支付為補充的“財政聯邦主義”中國新模式或在將今後的財政改革實踐中逐漸形成。有學者認為,現在預算層面,公共財產的支配應法治規範、公開透明,並漸進實現財政民主;在稅制層面,公共財產的取得應嚴格法定,並合理承擔妥適的經濟社會功能;在政府間財政關系層面,公共財產的權屬應按照“財權與事權相匹配,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原則,並適時推動財政收支劃分立法。有學者認為,財稅體制改革應當遵循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相適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相適應的規律;遵循自然規律;遵循市場經濟規律;遵循市場貨幣流通規律;服務于政府職能的轉變,促進財稅職能作用的發揮;選擇三段式路徑,參與和支持其他相關改革。有學者認為,財稅改革、財稅法制建設應當從公共財稅、法治財稅、民主財稅這三方面進行。有學者認為,現代財政制度的重點在于建立結構優化、社會公平的財稅制度,並確保其法治化運行。需要確立包括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在內的社會公平理念並關注民生財政、均衡稅制和正當程序方面的制度設計。有學者認為,財政民主的權利構造要圍繞國家財政權的行使以實現公民的財政利益和公共財政利益。
  財政法治化。有學者認為,為了實現財政法定,首先應當明確人大的財政收入立法權、預算監督權和財政收支劃分權,逐步建立起健全的財政法律體系,並在條件成熟時推動財政法定原則入憲。有學者認為,應當將民生財政作為我國財政法治化的階段性目標。
  地方債問題。有學者認為,我國應當構建以《地方財政責任法》為核心的財政分權法律制度體系並加強對地方政府的多元行政法律規制。有學者認為,為了破解目前的地方債危局,地方政府可以考慮動用存量資產,變賣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但從長遠來看,必須用法律形式規範政府間財政關系,賦予地方財政自主權;圍繞地方政府債券引入政府資產負債表和信用評級制度,並允許地方政府進行債務重整。有學者認為,目前暫不宜放開地方發債權,而應優先明確事權,圍繞“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要求進行地方財源建設。
  預算問題。有學者認為,在我國預算法的制度框架之下,形式意義的預算法定面臨失靈的困境,應當建立實質意義的預算法定,放松對預算執行者具體支配資金的行為約束,拓寬預算事前授權的範圍,並將規制重心轉移至預算資金使用的重大變動、預算執行過程以及影響預算執行的外部因素。有學者認為,中國預算法的實施可以包括三條路徑:一是政治化路徑,二是社會化路徑,三是司法化路徑。有學者認為,我國政府財政收支未完全納入預算、預算審查流于形式等問題尚普遍存在,因此應當建立全口徑預算。有學者認為,我國目前的預算審查制度存在諸多問題,因此應當完善人大對政府預算全方位審查監督制度,並重點解決以下問題:修訂《預算法》的立法宗旨;細化有關預算編制的全面性、完整性的規定,充實和加強預算編制部門;完善人大對預決算實質審查規定的相關配套制度;引入公民參與預算,強化公民對政府公共收支的社會監督以及對人大履職的再監督;補充和完善預算法律責任規定;加快財政、預算、稅收等財稅立法步伐,提高立法層次。有學者認為,我國應當明晰預算審批權的法律屬性,設定預算審批權的權限範圍,確定預算審批權審查對象且構建預算審批程序規則。有學者認為,預算調整的規範性質應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向“預算執行變更”的升級,規範對象應根據執行變更的實情來合理規定預算調整事項。
  政府采購和政府投資。有學者認為,要緊扣國家改革推進政策,緊密結合國情,科學界定政府采購的主體範圍及各主體的權利義務,在此基礎上采取完善立法、事業單位改革以及公眾參與等多種措施來構建有中國特色的政府主體制度。有學者認為,應從實體與程序兩個方面完善政府性基金:從實體方面,政府性基金的設立需要滿足設立法定與授權明確原則、比例原則及法律地位對等原則;從程序方面上,應建立包含特定社會群體、政府和專家共同參與的三方參與機制。有學者認為,政府投融資體制有必要從推進政府投融資立法、界定政府投資範圍、拓展政府融資渠道以及規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等方面進行治道變革。
  有學認為,環境財政創新不僅僅要引入新的財政工具,也要考慮每一種財政工具的合法性,從其法律特性方面厘定彼此界限。有學者認為,我國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面臨著很多制度困境,應當合理確定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的支出方向及預算規模;規範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的程序;構建基本醫療服務財政轉移支付的監督機制。有學者認為,美國《2013年合並與持續撥款法案》第516條款采取來源地標准對中國信息技術系統進行了嚴格限制,但對中國信息技術系統的風險評估缺乏明確的定位,構成了對中國的實質性歧視。這違背了技術中立的基本要求。實際上,政府IT采購中的國家安全要素不能作為無端排除有效競爭的借口,而標准化應作為提升信息安全審查公信力的方法。
  有學者認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應當提請立法機關收回稅收立法授權,妥善處理已有的授權立法並警惕稅收行政立法的變相擴充。當然,還需注重該原則與量能課稅、實質課稅、禁止溯及既往、契約自由等原則的協調。該學者還認為,現代財稅制度與國家治理相輔相成,從形式層面看,法律保留、法律優位、平等原則和不溯及既往原則內容豐富,讓財稅立足于規則之治,以此限制權力的恣意妄為。從實質層面看,財稅應追求正義,通過限制元權力、提供目的指引、保障權利底線,實現憲法對財稅的最高統治。
  稅權配置。有學者認為,應當建立以人為本的稅權平衡觀,建立稅權入憲、稅收法定、稅收公平、預算監督等機制,以實現稅權平衡。有學者認為,我國應當重新選擇地方稅稅種,按照“系統性、整性、協同性”相結合的改革要求,構建多稅種相配合的複合地方主體稅種體系;附約束條件地給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稅收立法權,並明確與完善其稅收征管權,從而構建地方稅體系。
  個稅、企稅等問題。有學者認為,附加福利課稅問題已成為我國個人所得稅法改革的瓶頸,可以從法律上明確界定附加福利的概念,使其成為一個獨立的稅目,並配套完善附加福利的征管制度。有學者認為,低稅率和少管制是吸引國際投資者的重要因素,我國應采取放寬跨國性企業重組、完善企業重組中的反避稅政策、整合相關法律規定以及簡化和優化稅制等措施。
  稅收優惠政策。有學者認為,我國稅收優惠政策不能偏離作為稅收優惠重要參考的量能課稅原則還需要遵循比例原則和稅收法定主義。
  稅收征管和納稅人保護。有學者認為,在審查國家征稅的憲法正當性時,應當區分引導稅、再分配稅和財政性稅收。通常情況下,財產稅對私有財產權的限制程度要大于所得稅和流轉稅。有學者認為,應當規範稅收授權立法構建公眾參與制度,重視納稅人的表意行為,完善納稅人權利體系,保障納稅人的話語權。有學者認為,建立納稅人權利保護制度可以保持納稅人意見表達渠道的暢通,建立起授權立法的內部制約機制,從而充分貫徹稅收法定原則。有學者認為,在堅持“以票控稅”的前提下,強調對資金流和支付平台的監控,重視涉稅信息第三方平台和涉稅信息共享系統的建設,能較好地消解新經濟時代征納信息不對稱現象,為新經濟時代稅收征管方式的轉向提供進路。
  房產稅改革。有學者指出,房產稅改革應當以全國人大制定《房產稅法》的方式推進稅制改革,落實稅收法定原則。有學者認為,房產稅改革的正當性可分解為五個維度,即征稅正當,定稅正當,管稅正當,用稅正當,程序正當。
  【金融法】金融法的定位。有學者認為,我國的金融法制和金融法學研究需要結合信息化、全球化、社會轉型和市場深化等時代特征,樹立與時俱進與制度創新、全球觀念與國際視野、發展使命與社會擔當、市場意識與適度幹預的時代品格,來完成其變革與進化。有學者認為,金融法制建設和金融法學研究須及時回應改革訴求,完成政策法律化、原則規則化,實現從金融抑制走向金融深化,從金融排斥走向金融包容,促進金融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
  金融監管體制。有學者認為,建立我國的宏觀審慎監測制度,需要重點解決宏觀審慎監測主體不明、宏觀審慎監測制度內容空缺以及協調規則與技術相結合等問題。有學者認為,應當在法律上明確中央銀行在宏觀審慎監管框架中的地位、目標和具體職權,確立微觀審慎監管和宏觀審慎監管協調機制。有學者認為,宏觀審慎監管下的統一性監管體是一個逆法治的問題,應當重新重視微觀審慎監管的價值。
  金融監管措施。有學者認為,金融監管措施雖然不是行政法上任何一種定型化的行為類型,但也應遵守法律上的正當程序,符合比例原則,給予當事人聽證的機會。有學者認為,中國金融監管制度供給過剩的原因在于金融監管供給與需求不匹配、權力監管模式下監管機關的粗放型制度供給以及金融監管的行政化。應當引入金融監管的成本收益理念和問責機制,將金融監管由權力監管向市場化監管轉變,並合理處理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的關系。
  金融市場風險補償和保障機制的建設問題。有學者認為,為避免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引發嚴重的負面效果,一個由政府行政權力主導的風險補償和保障機制是金融監管體系的必要組成部分。當下中國應當建立起一套能夠與金融市場化改革目標相配套的風險補償和保障機制。
  金融消費者保護。有學者認為,應授權監管者依據市場情勢變更調整專業金融消費者的認定標准,采用動態類型化的概念界定方式,實現對弱勢消費者的傾斜保護和金融安全等價值目標。有學者認為,我國應重視授予金融消費者保護部門對金融機構的行為監管權力,著力構築統一的金融產品銷售規則,明確擴大金融安全網適用對象的同時,建立顯性的、規範化制度。
  有學者認為,應盡快制定特定非金融機構反洗錢配套法律、法規,提高對特定非金融機構反洗錢監管的重視程度,建立、完善特定非金融機構反洗錢組織機構與協調機制和特定非金融機構反洗錢激勵機制。
  有學者認為,貨幣發行權的失範與濫用是主權債務危機的憲法根源,為貨幣發行“立憲”則是應當積極規制貨幣發行權的憲法路徑。
  有學者認為,法律、行政法規關于存款利率的強制性規定屬于效力性規定,而非管理性規定,所有不符合當時有效的存期和利率強制性規定的超長期存款合同均應視為部分無效,並根據存款時合法有效的最長存期進行轉換並按照相應利率標准支付利息。
  民營銀行發展。有學者認為,支持民營銀行發展,應當從法律制度上明確投資股東甄選機制,提高民營銀行注冊資本門檻,構建合理的股權構架,嚴格規制關聯貸款,引進民營銀行股東加重責任,構建利率市場化和存款保險等配套制度,並盡快出台專門立法。有學者認為,重構村鎮銀行設立法律制度,應倡導私法自治,兼顧政府適當幹預,平等對待所有出資人以彰顯公平正義,修正村鎮銀行設立法律規範和構建相關配套制度。
  農村合作金融。有學者認為,我國農村信用社陷于存續危機,可以借鑒域外農村信用社立法先行、利益交換與民主管理等公私合作經驗,制定《農村合作金融法》,確立農村信用社的獨立法律地位,應賦予農村信用社對治理形式的選擇權利,設定政府的法定義務,實現公私合作。有學者認為,對于合作金融行業組織的模式,我國既要選擇能滿足行業組織成員自由選擇需求和行業組織整體能力積聚需求的混合結構模式,又要在行業組織的具體組織形式上選擇合作制組織形式,並由法律對這兩種模式進行重構;對于合作金融行業組織制度,法律重構的重心主要在于對合作金融行業組織的設立、成員加入與退出、代表產生和多票權等制度進行設計。
  民間金融。有學者認為,對民間借貸的規制方向應當是適度陽光化,監管方式則應以社會中間層主體的自律監管和社群內自我監督為主,以正規監管為輔,以有效發揮民間借貸自身優勢,防範和化解風險。有學者認為,規制企業間借貸,需要梳理現有法規,統一司法標准;區分資金來源,進行主體規制;完善配套制度,實現金融市場化;創新裁判理念,改進“高利”認定。有學者認為,我國應當從影子銀行的脫媒性和表外性入手,針對信息失靈、代理失靈和監管失靈,采取以下對策:漸進解決資產負債表外業務的系統性風險問題;適度承認民間借貸的合法性;培育並健全公司債券市場;構建包容民間資金的金融體系;有效處理中小企業不良貸款;鼓勵地方性治療措施和試驗。有學者認為,民間金融研究應當尊重民間金融的多樣化發展規律並形成合力,重視民間金融的法學視角及民間金融事件大樣本研究。
  互聯網金融。有學者認為,“金融特許制”和“強制信息披露”這兩大傳統監管工具無法對互聯網金融發揮有效作用,將導致現行的“分業監管”體制出現結構錯位,削弱監管的統一性和協調性,因此,應改革互聯網金融監管機制。有學者認為,我國應完善網絡金融監管法律制度體系,建立專業化監管模式,協調監管和創新,實現跨境合作的立法監管。有學者分析了網絡信貸的業務特點和風險,提出了規制網貸風險的建議。有學者認為,應當以行政監管和刑法規制相結合的手段對互聯網金融活動進行法律監管。有學者認為,以刑法規制互聯網金融活動有其必要性,但應保持一定的限度,以免阻礙創新。
  股票發行注冊制改革。有學者認為,實行注冊制後,證監會的權力會發生相應的結構性重整,其實質審核權減少,但仍會部分行使IPO的商業判斷權。有學者認為,我國證券限量發行的審核制是造成證券市場供需失衡、生態破壞的主要原因,證券發行的注冊制改革應依循漸進式路徑。有學者認為,我國應轉向多元化的分權監管,強化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但慎用基于價值判斷的否決權,同時適當運用自由裁量權,避免僵化執法。
  有學者認為,我國證券交易所行政幹預色彩較濃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進行“公司化”改革的條件已基本成熟,同時,美國證券交易所的曆史演變及現代革新值得我們深思、借鑒。
  有學者認為,證券登記結算制度應當建立在無紙化的法理基礎之上,證券權利的公示方式應由證券實物的占有和交付轉變為證券權利的登記和登記變更,增加證券質押登記,以“直接登記,中央結算”為原則,重新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第七章及相關法規,重構證券登記結算制度。
  證券異常交易處置。有學者認為,未來的證券錯誤交易撤銷立法應該賦予交易所在處置證券異常交易方面更大的自治空間,重點關注撤銷的程序與撤銷的效力兩個方面,包括錯誤交易的認定、撤銷請求的條件、被撤銷交易的效力及其救濟等。有學者從內幕交易的構成要件出發,結合“利用未公開信息”以及對沖止損的相關問題,對光大異常交易事件及其對沖減虧交易的定性、信息披露與抗辯等進行法理分析和邏輯推演。
  內幕交易。有學者認為,內幕交易主體立法應以“信息平等理論”為基礎、以“(任何)知情人”為統一立法用語、以“行為識別主義”為實踐導向和主體類型化依據,我國現行法律制度應據此做出修改。有學者認為,投資者“代理人”責任規則不健全、證券欺詐救濟機制不完善是我國證券欺詐案件中個人投資者救濟難的原因。我國證券欺詐賠償責任機制的完善應貫徹不當獲利返還原則,建立起責任來源與賠償機制的關聯,在《公司法》修訂過程中完善公司治理規則,在《謹防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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