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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中国农民权利的制度重构及其实现途径
【英文标题】 Restructuring the Chinese Peasant's Right System and Its Realization Approach
【作者】 赵万一【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公民权利
【中文关键词】 农民权利;倾斜保护;生存型权利;保障型权利;发展型权利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3
【页码】 5
【摘要】

我国农民的各项权利目前仍存在不同程度的虚化和缺失,为此需要对农民权利进行制度重构并设计更加具体的保护措施。构建合理的农民权利体系要求转变制度理念,在确立平等权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实现由平等保护向倾斜保护转变,由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转换,由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迈进。基于以上理念,应将农民权利区分为生存型、保障型和发展型三种类型进行分类保护。与此相适应,通过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废除不合理的政策规定,建立公私协力保护的机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保护功能等,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民的弱势地位,并最终保障农民各项权利的实现。

【英文摘要】

It is of necessity to restructure the system of peasant’s rights and design more concrete protection measures due to various degrees of voidance and weakness in the existing rights of the peasants in China. Constructing the reasonable peasant’s right system demands the change of system ideas, that is, realizing the transition from equal protection to the protection with priority, the shift from status concept to occupation concept and the advance from realistic right to objective right on the premise of establishing the basic status of equal right. Based on the above ideas, the rights of peasants sh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ree types of living rights, safeguard rights and development rights and be protected according to the categorization. Correspondingly, the peasant’s disadvantageous status can be changed radically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of peasants can be realized eventually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object status of peasants, fostering the right awareness of peasants, abolishing unreasonabl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ing the public and private collaborative protection mechanism and bringing the protection function of the NGOs into full pla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1147    
  
  1978年底开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先发端于农村的农业生产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但改革成效却主要表现在以城市为代表的工业现代化的大幅度提升和工业生产规模的迅猛扩大。农民由于受到政策、市场结构、自身文化素质、地缘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往往不能平等分享并自由行使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了切实了解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民权利实现的基本情况,2011年2月,我们组织了一项针对中国农民权益保护现状的大规模调研,主要就涉及农民基本政治、经济、社会权利的问题进行个别走访和问卷调查,受访对象覆盖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重庆、云南、四川、贵州、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广东、广西、海南、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等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近500个乡村。调查人员共向受访农民和农村干部发放问卷调查表877份(套),收回有效问卷861份(套)。调查对象涵盖了农村中的各种职业群体,具体情况为:村干部60人,普通村民792人,身份不明的25人;从事农业生产的428人,外出务工的371人,其他78人;受访者为男性的557人,为女性的313人,性别不详的7人;受访者中民族为汉族的787人,为少数民族的76人,民族不详的14人。[1]通过调研我们发现,虽然目前国家宏观政策已经发生转变,开始逐步强调对农民权益的保护,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农民的各项权利依然未能真正得到实现。
  一、对我国农民权利现状的审视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而农民权利保护问题对于研究和解决“三农问题”而言,既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能否妥善解决农民权利虚化、缺失、受限、受侵害等问题,并为其提供充分的制度保障,不但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而且也关乎和谐的社会制度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从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过渡期民众的贫困一般可以分为物质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和动机贫困。[2]其中,权利贫困既是其他贫困的发生基础和原因,同时也是其他贫困的综合反映。具体到目前的中国农村而言,农民的贫困虽然体现在诸多方面,但权利贫困无疑是其中最为突出的部分。由于一些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限制和歧视,农民的权利认知程度普遍较差,致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种类型的权利普遍存在虚化或缺失的现象,并由此进一步加剧了其他方面的贫困。
  (一)政治权利贫困
  在政治权利方面,权利贫困的主要表现是,农民缺少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活动的话语权和参与权。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农民对作为村民自治组织中最高级、最完整、最权威的组织形式的村民委员会的参与度普遍不高,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意愿很难得到有效表达。根据我们的调查,在接受访问的877人中,有高达44.7%的农民表示自己从来没有参加过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农民参与度低的原因虽与农民自身对这一制度缺乏了解有关,但更主要的方面还在于农民的意见和建议无法进行有效表达和被合理采纳。在我们所做的“您认为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个人意见对村集体决策是否起作用”的问卷调查中,只有27.7%的受访农民选择了“有作用”这一选项,有半数多(53.4%)的农民选择了“作用很弱”,甚至有17.8%的农民认为根本就没有作用。选择“作用很弱”和“没有作用”的合计高达72.3%。此外,包括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在内的所有现行法律中都缺少有关保护村民自治权利的具体规定,即便是法定的村民自治权利其救济渠道也较为狭窄。
  另外,鉴于我国城镇人口比重已由1995年的29.04%上升到2009年的46.6%,城乡人口比重已大体均等,故在2010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决定中明确规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农民代表名额的歧视性规定,但就具体的执行情况来看,在各级人大代表中真正的农民代表依然明显少于工人代表和其他阶层的代表。从我们调研的数据结果来看,在被调查的862人中,亲自参加过人大代表选举的农民仅占28.2%,而剩下的71.8%由于各种原因根本没有亲自行使过自己的选举权。而对于是否亲自参加过村民代表大会这一问题,在被调查对象中,有44.7%的农民表示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选举。由此可见,在制度设计偏颇和参政意愿匮乏的双重挤压下,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能体现民众利益的民主机制根本无法有效发挥其应有的政策贯彻和信息传递功能。当然,从理论上说,除借助人民代表大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外,农民还可通过担任社会公职的方式参政议政,实现其话语权和决策权。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一方面农民不能直接选举或被选举为各级政府的行政首长和部门负责人;另一方面城市或地区的公务员招考也大都设置了户籍限制,将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排除在公务员招录之外,从而导致农民在国家公务员队伍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可以说全国近70%的农村人口几乎无法真正进入拥有决策权的阶层,成为名符其实的“失语群体”。
  在体制内的利益表达机制受阻之后,农民是否可以通过体制外的意志表达渠道来实现其话语权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最典型的例子便是信访权的虚设。对于农民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反映的问题,有关部门往往迟迟不予回应,而信访的农民更是被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遭到打压。我们认为,农民之所以缺乏参与政治的渠道,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代表和维护自身利益的团体组织,这使农民维权处于一盘散沙状况而无法形成一股合力。现实中,国家对农民自发组织的真正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民协会等自治组织既不给编制,也不给经费。就政府对农民自治组织的态度来看,既不说可以成立,也不说不允许成立,但事实上是不支持甚至是限制和反对的。[3]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政治公平是大善(城邦的善),而伦理道德公平是小善(个人的善)。农民在国家这个大机体中的话语权、决策权等基本政治权力尚不能得到基本保证的前提下,要想实现农民的其他权利根本无从谈起。
  (二)经济权利贫困
  就经济权利而言,由于缺乏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我国农民的基本财产权利经常遭受侵害。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在农业领域还是在非农领域,农民都应该享有按照市场规则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权利。然而,由于受到传统经济体制的刚性影响,各级政府有关部门一方面限制农民进入非农领域,使得农民只能在收益较低的种植业领域谋生,另一方面又对农民在种植业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违背市场规律的粗暴干涉,侵犯广大农民的经济权益。农民的这种非市场主体地位体现在包括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在内的各个环节。具体来说:其一,在生产环节中,农民不能完全决定生产产品的种类和数量,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农副产品,有关政府部门往往以产业集约经营为名对其生产经营进行全方位的掌控和把握。其二,在交换环节中,由于存在价格歧视和政府垄断以及大量的市场不规范行为,农民根本无法获得平等的交易权。自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和工业品的价格扭曲虽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纠正,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通过价格分配损失的农业积累)依然呈现不断扩大趋势,诸多不合理隐性负担使农民收益流失,无形中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其三,在分配环节中,除因不公平交易导致的分配失衡以外,不合理的税费负担仍然存在,成为农民发展经济的枷锁。虽然,随着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和农业税的取消,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负担已经基本不存在,但农民负担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受到利益的驱动,职能和权力表现出明显的商品化,借各种名目向农民征收款项,乱收费、乱摊派现象屡禁不止,加上过高的医疗费用、教育费用,农民的实际负担早已越过了合理的边界。其四,在消费环节中,在财产权利遭受严重侵害的情况下,农民的消费能力明显不足,其消费成本也明显高于城市居民。可以说,在市场经济业已覆盖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大背景下,作为社会主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民充其量只能算是名义上或者说形式上的生产经营者。
  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最基本保障,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在我们进行的调查中,对于目前仍然种地的原因,有高达45%的农民认为种地仍是其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10%的农民是因为政府不准抛荒而继续种地,另有17.3%的农民是因为土地转让困难而只能选择自种。也就是说,大多数农民选择种地并不是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但通过对家庭收入中主要来源的调查,我们发现在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中,主要依靠农牧业收入的比例在下降,仅占34.5%,而依靠外出打工的比例在上升,已达到农村家庭的48.5%。农业收入之所以不能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一方面是由于国家相关农业制度政策对农业支持乏力和农民经济权益重视不够,另一方面则归因于国家农业投入的不足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调查显示,在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中,单纯依靠手工方式进行耕作的仍占到48.1%,采用半机械化方式的占43.8%,全部实现机械化方式的仅占4.9%,从总体上说,农业生产方式仍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
  土地作为农民最重要和最主要的财产,本应成为农民安身立命的基础。但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收,由于土地制度不完善,土地市场化功能未能充分发挥,农民难以全面享受土地资产增值带来的收益,导致以农业为生的农民权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有资料显示,在土地用途转变增值的权益的分配中,地方政府大约得60-70%,村集体组织得25-30%,失地农民只得到5-10%,甚至更少。[4]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国因政府审批征地而导致失地的农民数量大体为4000—5000万人,并且数量仍在继续增长。失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其中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水平均因失去土地而有所下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合理。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好饿但是不想动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产值的30倍。这既没有体现土地的潜在收益和长期使用价值,也没有考虑实际的土地市场供求状况,更不用说解决大量失去耕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了。同时,农民作为权利主体,对土地征收补偿的规定和标准不仅无权参与,而且因信息渠道的不畅对此知之甚少。在我们所调查的877人中,有高达90%人表示根本不知道在土地被征收后对农民的具体经济补偿标准和补偿数额是多少。而对于是否了解国家有关土地征收的相关政策及规定,其中有590人表示根本不知道或不清楚。
  (三)社会权利贫困
  社会权利来源于人的社会性,是农民作为社会一份子当然享有的权利。但现阶段我国农民的社会权利极其匮乏,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基本社会权利均有所缺失。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作为农民生存之本的土地被大量征收,农民被迫转移至城镇自谋生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自身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偏低,失地农民往往很难立即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工作。农民的就业权之所以无法得到保障,除了自身因素以外,更多的是因为制度的缺陷和政策的缺位。具言之,其一,失地农民既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失业保险金和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也没有其他的就业保障资金,“就业无门、创业无望”的局面使其陷入生活困境。其二,有关征地补偿安置的法规仅对就业安置进行了原则性规定,缺乏有关安置的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则和规定,从而使得相关职能部门有理由按照自我理解的方式进行操作,不但使就业安置方式五花八门,而且事实上递减了就业安置政策的实际效用。其三,客观存在的就业歧视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失地农民可能因户籍的原因完全丧失自由择业和充分就业的权利,即使在没有该种限制的情况下,农民进城后大多也只能从事工资待遇低、劳动环境差的工作。
  与此同时,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农民的受教育权不能得到应有保障。农村与城市在占有教育资源方面存在巨大差别,导致农村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城市与农村孩子受教育的程度也因此拉开差距,而较高的升学门槛更是严重违背了权利平等的理念和要求。不仅如此,较低的收入和高额的教育成本投入使处于生活底层的农民不堪重负,许多农村子女不得不选择中途辍学,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根据我们的调查,即使在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外出务工农民中,文化水平也以高中以下居多。在861个调查对象中,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有160人,初中文化程度的有395人,具有高中或者中专文化程度的有184人,即在受调查人员中,具有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到调查总数的约85%;而大专及以上水平的只有122人,仅占所有被调查农民的14.2%。值得注意的是,接受调查人员的文化程度事实上远远高于普通农民的平均文化程度。另外,城乡分治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农民的社会保障权得不到尊重。在调查中,当被问及愿意把户口迁移到城市的主要原因时,有41.1%的农民选择了城市社会保障好这个选项。这说明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忽视了占人口大多数且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需要,以城市居民为中心的制度安排远离甚至排斥了农民在社会保障中的地位,而农民恰恰又是最需要获得社会保障的弱势群体。另外,由于缺乏全国统一的农村社会保障模式,因此导致包括住房福利分配、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方面在内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参保方式在各地出现较大差异,而这种制度模式上的差异势必造成转移劳动力个体之间出现新的不平等。
  (四)权利认知程度差
  长期以来,农民缺乏权利主体地位,对于权利所能带来的利益感知较弱。同时由于权利保护不力,大量农民对通过行使权利满足需求信心不足。事实上,导致农民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项权利出现贫困的原因首先应归咎于农民自身,相较于外部的制度政策而言,这是一种内生层面的原因。许多农民对权利无正确的认识,认为权利就是物质利益,就是一种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对于精神层面的权利或者可能产生间接物质利益的权利缺乏足够的认识。质言之,农民对于自己享有什么样的权利、如何行使权利以及权利行使以后能够获得何种利益并不清楚,有的甚至一无所知。从现实社会来看,农民在权利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冷漠:一是政治权利意识淡薄,更多地体现在法律明文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上。例如,当问及农民是否希望自己被选为人大代表时,有22.4%的受访者表示非常希望,24.4%的受访者表示有一点希望,35%的受访者表示无所谓,更有18.2%的受访者表示根本就不希望。从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很多农民并不在乎自己是否享有被选举权。二是经济权利意识淡薄,通常表现为仅满足于获取最低层面的直接经济利益,而自愿放弃较高层面的可能产生间接经济利益的经济权利。例如,当被问及普通村民是否有权利了解村委会财务收支情况时,在877个受访者中,有37人认为自己根本没有权利,有151人表示不清楚自己是否有权了解。三是社会权利意识淡薄,包括对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权利的漠视,以及对权利如何发挥作用的认识不足。在调查过程中,当被问及在村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个人意见对村集体决策是否起作用时,仅有27.7%的受访者表示有一些作用,而高达53.4%的受访者表示作用很弱,另有17.8%的受访者则认为根本没有作用。由此看来,农民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成为权利的主人,不但对应然权利不甚了解,而且对实然权利的把握也非常不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权利意识的淡薄才导致了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二、农民权利重构的基本理念
  通过对我国农民权利现状的实证分析不难发现,造成农民权利贫困的原因包括多个方面:既有微观层面的农民自身因素,也有中观层面的市场结构因素,更有宏观层面的政策制度因素。如何构建合理的农民权利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权利认同、权利享有、权利实现的自然推进,这既是解决城乡差距的应有内容,同时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我们认为,要实现以上目标,当务之急是转变制度设计的理念,从思想认识上明确农民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将有效保护农民权益作为我国农村一切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
  (一)在保护理念上实现由平等保护向倾斜保护的转变
  平等原则既是一个民法原则,更是一个宪法原则。它要求每一个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平等地享有权利,并且平等地受到法律尊重和法律保护。农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中不可或缺的主体之一,因此在他们参与市场各个环节的过程中应当与其他市场主体获得平等对待,这是平等原则的应有之意。简言之,平等权既是农民应获得的天赋权利,同时也是实现农民的其他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提倡人人平等的同时,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客观事实是,对具有天然弱势倾向的农民而言,单纯的平等保护不足以从根本上消除其弱势地位,对农民权利的保护需要采取更加特殊的手段和措施。具体说来,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属于典型的弱势群体范畴,这从农民的生活水平、谋生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表现出来。按照学界观点,弱势群体由于受先天或者后天的条件制约,一般缺乏较强的竞争力,不能或只能很少地占有社会资源,因此很难获得甚至根本无法获得较好的社会职位,并且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都处于社会的边缘化状态。[5]这种状况在我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其原因不但在于庞大的农村人口和贫乏的自然资源之间存在严重的冲突和矛盾,而且更在于僵化稳固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将农村与城市割裂开来,实行不同的资源配置和收益分配制度,而这本身就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平等权。同时,农民这一弱势群体具有数量众多、高度分散的特点,即使在法律或政策上为农民设置了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权利保护机制,这也仅仅是为农民创造了一种机会上的平等,受竞争能力的制约和其他因素的阻碍,农民可能根本无法真正享有相应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说,对农民的平等保护只会成为一个虚幻的目标,其背后隐藏的仍是对农民平等权的侵蚀。因此,我们需要转变保护理念,通过对农民实行倾斜保护的方式来促成平等目标的实现,即以形式上的倾斜保护为手段,以实质上的平等为目标,赋予农民独立自主的主体地位及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逐步实现农民与城市居民生存状态上的平等,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平等权。
  (二)在主体地位上实现由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的转换
  关于农民,国外大体有三种理解:其一是从农业生产者的角度,将农民视为一种职业;其二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将农民看作一种不同于“都市文化”的文化体现者;其三是从阶级层面上来解释,把农民定义为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一个阶级。[6]无论哪一种理解,都不能构成将“农民”与其他主体区别对待的理由,其原因在于,任何身份的形成都必须是社会人自愿选择的结果,而非国家政权的强制力所施加。但是,在我国实践中,由于政策上的歧视和理论上的误读,农民往往与简单劳动和低收入相挂钩,并被视为有别于城市居民的“二等公民”,得不到最起码的社会尊重。
  我们认为,作为实现农民权利地位平等要求的基本体现,必须对农民的概念及其特征进行重新解读,对农民的身份地位进行价值重构,用职业概念取代身份概念。其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职业已成为个人不可或缺的内在需要并且同个人的生存方式密切相关,职业生活已经覆盖了大多数的人,构成整个社会活动的最为主要的部分,几乎成为一个人生活的全部。并且职业相同的人能很容易培育和确认彼此之间的团结感和互助感,以及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同质性。[7]因此,尽管从理论上很难用一个确切的概念对现代社会中各种类型的农民进行定义和概括,但在现代农业的视野下,农民必须与社会等级、居住区域、户籍状态相脱钩。事实上,对农民内涵的不同理解归根结底源于农民权利保护理念的不同,实质平等的保护目标要求我们必须将农民视为一种职业概念,而非一种身份概念,即农民所从事的农、林、牧、副、渔业只是表明其与工业、商业、服务业在行为内容上存在差异,而并不表明在从业者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对待上有什么不同。在此,我们并不是否定农民这一概念本身所包含的特定身份指向,而是否定把农民这一身份作为歧视对待的理据。为了正视农民的社会地位,破除因身份差异所形成的歧视,在构建农民的权利体系及相关配套制度时,应当以保护“事农行为”为出发点,在职业待遇方面强调不同职业者一视同仁。
  (三)在权利内容的设置上逐步实现由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的过渡
  现实性权利是指基于经济交易需要必须加以配置的权利,对农民而言,缺乏这种权利将直接影响基本生存,并进而影响到社会整体的稳定性。根据影响范围的不同,可以将农民的现实性权利分为两类:一类是农民的生存性权利,这类权利主要用于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另一类是对社会稳定造成重大影响的权利,主要是因土地征收补偿不到位而受到侵害的权利和因利益分配不公而被剥夺的权利。而目标性权利主要考虑农民的发展权问题。这种权利也可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帮助农民实现全面发展的权利,主要通过提升农民的生存技能和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加以实现;另一部分则是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权利,其基本要求是国家必须承担起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任并采取适当措施实现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资金反哺。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已得到大幅度提高,生活状态明显改善,换言之,农民的现实性权利已经得到了较好的保障。但其发展性权利却明显滞后,这使农民整体上缺乏满足感和幸福感。其原因在于,人的基础性需求是否被满足仅仅决定人的生存状况,而人的根本性目的是否得到实现则决定人的生活意义。幸福感更多地取决于人的生活能力的发挥而不取决于生物需求的满足。[8]从这个意义上讲,现实性权利的实现仅仅是农民权益实现的初级要求,只有目标性权利的实现才能使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受到同样的尊重。因此,任何针对农民的权利设计都不能忽视农民对社会认同感的需求。只有目标性权利才能为农民提供使其生活变得更有价值的机会,也只有目标性权利才能成为农民权利体系构建的重心。当然,现实性权利向目标性权利的迈进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艰难过程,有赖于诸多制度的配合。恰切的路径选择是,必须从全面保障农民的生存权做起,在确保平等地位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农民的发展权。
  三、农民权利的类型化构建
  农民权利具有极其复杂的内容和极为丰富的内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民权利这一概念本身所涵盖的内容也将发生相应的变化,并且具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虽然我们无法一一列明农民现在所享有的及将来可能产生的具体权利类型,但是对农民权利进行类型化构建既是必要的,同时也是现实可行的,因为这有利于通过制度建构对农民权利进行分类保护和分阶段实施。当然,对农民权利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但我们认为根据农民权利生成的原因及其作用范围进行分类无疑最为科学合理。在这一基本理念指导下,根据权利作用的不同,我们可以将农民的基本权利区分为生存型权利、保障型权利和发展型权利三种类型。
  (一)生存型权利
  所谓生存型权利,是以满足农民的基本生存需要为实现目标和关注点的一类权利。主要包括作为人的最基本要求的平等对待权;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财产权;选择生存方式的迁徙自由权;传递利益诉求的政治参与权。
  1.平等对待权。农民生存权的首要权利样态是平等对待权。[9]平等权与其说是一种民事权利,毋宁说是一种宪法性权利。正是由于平等权具有较强的宪法属性,所以《世界人权宣言》第1条明确规定:“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从人权基本理论来看,平等是中国现实背景下生存和发展的必然前提,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民而言,受到平等对待尤为迫切和重要。这里的平等对待权主要是指通过倾斜性保护所实现的实质平等权利,而非“均平”思想,即除了要求农民和城市居民从国家所提供的市场环境中可能获得的机遇无差别外,更要求从社会获得的实际利益大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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