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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北警官学院学报》
扒窃有关问题探析
【作者】 刘冰【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中文关键词】 扒窃;独立性;公共场所;紧密占有
【文章编码】 1673-2391(2013)06-0068-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6
【页码】 68
【摘要】

扒窃自入刑以来就面对不少的质疑,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不少难题。从扒窃行为所引发的复杂的法益侵害来看,扒窃入刑是有正当根据的。扒窃的认定应当从严把握,从公共场所和紧密占有的财物两方面进行限制,以确保盗窃罪入罪标准的几种行为方式之间的统一,保障刑罚的谦抑性,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功能。对扒窃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引发的其他难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予以解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6190    
  扒窃作为新增的盗窃罪的行为类型之一,入刑至今,讨论的热度没有退却,甚至随着司法实践的发展,关于扒窃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了复杂化、精细化的趋势。基于此,笔者拟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扒窃含义的厘清与规范
  扒窃,长久以来都是人们之间一种约定俗成的叫法,如果问及其含义,就好比有人问你时间是什么,你的回答可能就是“你不问我我倒还清楚,你一问我,我反倒糊涂啦”。对于一直以来似乎了然于胸的概念,要准确地给出其定义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从语义学的角度来讲,《现代汉语词典》将扒窃解释为“从别人身上偷窃财物”,由此可以认为,扒窃的语义中包含着“别人身上”和“窃取财物”两个核心部分。扒窃一词最初主要运用于侦查领域,“源于侦查机关对在公交车、车站、广场等人群频繁流动的场域实施盗窃的人的行为的形象描述”{1}。因其描述的生动性,这个词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交流中经常使用的词语。1997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规定,对于一年内入户盗窃或者在公共场所扒窃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盗窃”,以盗窃罪定罪处罚。扒窃由此在正式的官方文件中出现了。可以说,如果不是《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对于扒窃一词的含义可能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讨论,因为某种程度上讲,对于扒窃的核心含义人们已经心领神会,达成了某种共识,这也是它可以一直以来作为人们之间交流沟通工具的基础,它是作为一个生活化、口语化的词汇存在的。但是,《刑法修正案(八)》将其明确地纳入刑法之中,扒窃就成了一个规范术语,如何规范其适用,确立扒窃这一行为方式的统一标准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这直接决定着对盗窃罪入罪标准的理解。
  有学者认为,“扒窃,通常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秘密手段或者方式,在公共场所,如公共交通工具,或者车站、超市、商场、餐厅、影剧院、集贸市场等,窃取他人随身携带财物的行为。”{2}有学者将扒窃的具体特点总结为:“一是空间特点,即扒窃行为需发生在公共场所,一般指车站、码头、机场、菜市场、公共交通工具上等开放性、人员密集、构成复杂的供社会成员自由活动的场所。二是对象特点,即扒窃行为的对象是受害人随身携带的财物。”{3}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存在诸多分歧,大家都试图给扒窃确立规范的标准,以便于实务认定。对扒窃进行界定,应当尽量描述出其作为盗窃罪中一种独立的行为方式所呈现出的状况,确立这一犯罪类型的核心含义,可以将某一种行为归入此类型所需要的要素。我们知道,刑法分则的正条所描述的就是一个个构成犯罪的行为类型,对于刑法适用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界定某一行为类型的核心要素、主要特征。因而,对于扒窃这一行为类型可以作以下的基本把握:首先,扒窃的本质是盗窃罪的一种行为方式,因而是一种侵犯财产的犯罪;其次,《刑法修正案(八)》将扒窃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类型,主要在于扒窃区别于传统数额型盗窃的特殊之处:(1)扒窃行为主要发生在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如公共交通工具、游乐场、车站、码头、机场、菜市场等;(2)扒窃是一种近身盗窃的行为,窃取的是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破坏了人们的安全感,甚至有进一步危及人身安全的危险。
  笔者认为,对于扒窃的界定,应综合考虑扒窃一词约定俗成的含义、作为刑法的规范用语、与其他几种行为方式的衔接、其入罪的必要性、在具体司法实务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等方面,由此,可以将扒窃界定为是一种在公共场合窃取他人随身携带、紧密占有之财物的行为。
  二、扒窃作为独立的行为类型之必要性分析
  在最初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是没有“扒窃”的,在审议讨论的过程中,“一些代表认为,扒窃案件在实践中的发案率越来越高,团伙作案、流窜作案、惯犯作案较多,反侦查能力较强,并且扒窃手段趋于多样化、智能化,还有一些犯罪分子在公共场所专门针对一些弱势群体大肆扒窃,十分猖獗,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和生活秩序。刑法对此都未做专门规定,不能查实行为人扒窃‘数额较大’或者‘一年内扒窃3次以上’的,通常只能予以治安处罚,一些犯罪分子甚至钻法律空子,形成‘抓了放,放了抓’的恶性循环,导致审判实务中对于扒窃行为打击不力。”{4}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经同有关方面研究,建议采纳这一意见。因而,扒窃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方式最终被规定在了《刑法修正案(八)》中,盗窃罪的有关条文被表述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
  在许多代表和学者为自己的主张得到肯定而对《刑法修正案(八)》大肆褒奖的同时,也有不少的学者表示了担忧、甚至是批判,指出将扒窃单独地作为入罪的标准,有违刑法谦抑性原则,不利于人权的保障;同时也认为,由于刑事司法程序启动变得容易,抹煞了刑事处罚与治安处罚之间的界限,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从事具体实务工作的司法人员也因为取消数额限制以及与其他入罪方式等具体的操作难题而对扒窃非议不断。问题确实存在,但也要看到其合理的一面,决策的形成往往就是在这一正一反的博弈中作出取舍。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害,从这个角度考虑,扒窃入刑可以得到基本的肯定,因为相较于普通盗窃,其对法益侵害具有一定程度的特殊性、严重性。
  1.扒窃行为一般发生公交车、车站、人员密集的市场等公共场所,扒窃分子寻找目标,伺机作案,对象不特定,在频频得手的情况下,受害人较多;同时,由于发生在公共场所,虽然盗窃时,具体的受害人往往并不会察觉,但是很多时候旁观者会发现,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种行为发生,敢怒而不敢言,对社会公众的正义感、道德感是一个极大的侵犯。因为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行为“给一般公众造成了社会无序的印象,引起社会公众的恐惧感,并进而可能引发更多的类似行为,不利于社会稳定”{5},也就是犯罪学中提到的“破窗理论”:无序行为具有感染性,较小的无序往往会导致社会控制力的削弱,引起更加严重的无序甚至犯罪{6}。
  2.扒窃行为窃取的是人们随身携带的物品,是一种近身盗窃,行为人常常要与被害人发生肢体的接触,被害人在事发时通常不会察觉到,但事后回想总会让人感到一种不同于普通失去财物的恐惧。这是因为扒窃的行为已经触及被害人的人身这个极其私人的空间,严重地威胁到了人们的安全感。如果在扒窃之时被害人及时察觉到,绝大多数行为人非但不会悔改放弃,甚至变本加厉,对被害人怒目而视,伴随一些言语和暴力的威胁,有时进一步转化为侵犯人身安全的危险和后果。来自北大法宝
  3.扒窃行为的实施者虽然是单个人,但这种情况下的行为人通常是身处于一个团伙之中的个人,具有一定的组织性,成员之间可能会有具体的分工,协同合作,比如一人扒窃,其他的同伙在身边或者不远之处接应,有的扒窃行为的完成需要不同的行为人互相掩护、配合来完成。如果行为败露,为被害人察觉,为了逃脱,四周的同伙可能会群涌而上,威胁到被害人的人身安全。
  4.“扒窃较一般盗窃具有较强的技术性,被害人不易察觉,行为人得手率高”{7},可以说扒窃也是一个“技术活”,需要训练有素,这些人往往成为惯犯,甚至以此为生、为业,多为一些屡抓屡放、屡教不改之人,主观恶性较大,《刑法修正案(八)》之前基于盗窃罪数额和次数的限制,很多扒窃者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致使他们心存侥幸,在社会上不断地进行危害活动。
  基于以上扒窃所引发的多重的法益侵害,相较于一般数额型的普通盗窃,将扒窃作为独立的入罪标准是具有很大的合理性的。
  三、扒窃行为认定中的争议问题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一部法律好或是不好,其自身无法自我表白,只有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和司法实践中才能彰显其价值,才能发现自身存在的问题。应当说,扒窃入刑以来之所以面对着不断的质疑和困境,就是因为在司法实务中如何对其进行恰当的把握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也许不少人仍然质疑扒窃入刑的合理性,但是《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这个论争。我们当然可以探讨一个法规制定得好或是不好,但是面对既定的法律规范,要做的就是在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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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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