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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知识产权》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程序协调及相关问题之解构
【副标题】 以苹果公司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及其关联案件为例
【作者】 夏淑萍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4级知识产权法{博士研究生}
【分类】 专利法
【中文关键词】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行政裁决;专利侵权诉讼;司法审查;确认不侵权;行政诉讼
【英文关键词】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administrative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judicial review; non-infringement action; administrative action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5
【页码】 52
【摘要】

苹果公司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及其关联案件涉及到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及其司法审查、确认不侵权诉讼三种程序之间的衔接和协调,具有梳理程序设计内在机理的重要案例价值。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侵权诉讼程序的协调应遵循诉讼优先、先立则斥原则。行政裁决应对侵权诉讼程序保持充分的谦抑性,体现诉讼优先原则;而行政裁决的司法审查应充分关注其相对简易性和快捷性,在监督其合法性同时保持充分的谦抑性;构建两者之间途径相异而心定归一的和谐关系。针对同一的专利侵权争议,侵权救济程序与确认不侵权诉讼之间应以一事不再理为原则,以两者的合并审理为例外。

【英文摘要】

Apple v. BIPO and its related cases involved the convergence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and non-infringement action, and so it is a great value to combing the inherent mechanism of above three procedure design.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s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and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procedures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litigation priority, first comes first served.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should show sufficient modesty to infringement litigation procedure to comply with litigation priority. And the judici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adjudication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its relatively simple and fast, in the supervision of its legitimacy while maintaining adequate modesty, and to build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ays. For the same patent infringement dispute, infringement remediation procedures and non-infringement action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Ne his in idem, consolidate prosecution as an excep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6360    
  
  专利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双轨制是我国专利保护的基础性制度设计。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条途径并行运作营造出良好的严格专利保护的宏观氛围。专利行政保护包括假冒专利行政查处和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两种情形。假冒专利行政查处是一种行使专利行政监管、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职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是我国应对专利侵权纠纷量激增的有效途径。同时,行政程序接受司法审查的监督,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程序的优化和完善起到非常积极的助推作用。作为并行的专利侵权纠纷救济途径,针对同一实质性相同的专利侵权纠纷,实践中会发生当事人分别通过两种渠道寻求法律救济的情形,《专利行政执法办法》第10条第5项规定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程序立案要件的诉讼优先规则,总体上确立了两种渠道的顺位次序。[1]但随着专利侵权当事人维权意识的不断提高,主动地并行利用这两种途径来寻求法律救济的情形越来越多。如近期的吟云公司在同一天分别向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对摩拜公司提起了专利侵权诉讼和行政处理请求。[2]在这种鲜活的执法实践面前,进一步厘清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程序协调和衔接问题尤为必要。同时,专利侵权救济与确认不侵权之诉之间也经常发生程序上的交叉。苹果公司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专利侵权行政处理纠纷一案(以下简称苹果诉北知局案或该案)是一起涉及行政裁决及其司法审查的典型案件,受到知识产权界的高度关注。[3]与此有关联的案件还有两起,一是苹果公司专利无效案,[4]二是苹果公司确认不侵权案。[5]分析苹果诉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及其关联案件的案例价值,梳理专利侵权诉讼程序、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确认不侵犯专利权三者之间以及与专利权无效行政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梳理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程序设计的内在机理,归纳其基本的法律规则,具有现实的紧迫意义。
  一、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程序的特殊性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专利法》第60条赋予了地方专利行政管理部门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权,《专利行政执法办法》对行政裁决的受理条件、审查过程等进行了规定,体现了行政裁决在确保纠纷公正解决前提下的简便快捷原则,但并没有像严格的民事诉讼程序那样有特别详细的规定。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的法律关系中,其争议标的为是否存在专利侵权这一法律关系,标的物为特定的专利权,行政相对人是指其权益受到专利行政管理部门作出该行政裁决影响的个人或组织,包括专利权人及与被控侵权产品相关的利害关系人。以北京市知识产权局作出的立即停止侵犯专利权的行政决定为例,苹果公司、中复电讯均具有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地位。与土地权属纠纷、医疗事故纠纷、环境污染纠纷等其他行政裁决行为相比,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殊性。
  (一)效力范围的特殊性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程序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裁决,是一种特殊的具体行政行为。该行政裁决权为专利法所授予。专利行政管理机关以《专利法》第60条的授权而实施该行为,其担任的是居间裁决的公断人角色,而不是《专利法》第3条所规定的专利管理者角色,《专利法》第60条与第3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条之间不存在相互牵制的逻辑关系。专利行政机关裁决目的是在专利侵权已经认定成立的情形下而责令停止对该专利的侵权行为,其效力范围由专利权的效力范围而定,而不受其专利行政管理的地域范围所羁束。知识产权具有地域性特征,即其效力覆盖整个法域,在法域内各个地区之间没有差别性,其效力不能在法域内进行地区分割,执法实践中因有于行政执法资源所限,主要体现为在本行政区域内执法,并不能说其效力限于本行政区域,这是知识产权的基本法理,也是当前各地工商、专利、版权执法部门加强区域执法协作、加大执法力度和范围的理论立足点。特别在当前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仍比较严重的现实情况下,网络知识产权执法理所当然不可能限制于国内的某一区域。专利行政管理机关在《专利法》第60条所规定的权限内,做出在全国范围内停止专利侵权行为的行政裁决是依法行政的法律适用结果。
  (二)裁决结果的特殊性
  当前,主流观点认为,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程序属于行政裁决,其基本程序规范上与民事诉讼程序类似,具有准司法性质。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案件的结案方式包括处理、调解、撤诉、裁定、驳回和其他,如撤诉、裁定是典型的司法用语。[6]我国《专利法》第60条规定,“专利行政部门处理时,认定侵权行为成立的,可以责令侵权人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是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最主要的裁决权限。虽然从字面含义和文风上看,其属于行政性法律行为,但其理论渊源应来自于专利权作为排他权所蕴含的停止侵害请求权,从而产生停止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该行政裁决的实质仍然是对专利侵权民事争议的居间裁判,责令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的行政决定不具有行政处罚的性质。苹果诉北知局案中第三人即专利权人佰利公司主张被诉责令立即停止侵权的行政决定带有一定的行政处罚性而不属于典型行政裁决,这一主张不符合专利法的基本法理。因此,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判定该主张没有法律根据是合适的。
  二、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侵权诉讼程序的衔接与协调
  行政处理和民事诉讼程序的双轨制设计,在丰富专利侵权纠纷解决的救济途径的同时,也产生了两种并行途径的衔接和协调问题。《专利法》第60条规定,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法院起诉,确立了专利侵权纠纷救济司法终局的衔接关系。当专利权人或其利害关系人就同一侵权纠纷先后或同时请求专利管理机关处理并向法院起诉时,涉及到两种并行途径的协调问题。最早在《专利管理机关处理专利纠纷办法》(国专发法字[1989]第226号)中进行了明确,第12条规定了纠纷当事人任何一方均未向人民法院起诉是行政裁决立案要件之一。这一规定确立了两种程序产生冲突时诉讼程序优先的基本规则,历次修改均坚持这一规则。[7]这一规则认为,无论是行政裁决程序还是民事诉讼程序,当事人寻求救济的实质乃就是否存在专利侵权行为进行判定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是实质性争议所在,两种程序目的是一致的,因此,应遵循一事不再理的民法基本原理。专利侵权行政裁决与侵权诉讼程序两者在法律地位上具有选择平等性和司法终局性,专利权利害关系人既可以首先向法院提起诉讼程序,也可直接向行政机关举报,同时行政处理程序接受司法审查以保障当事人充分的司法救济。考虑行政裁决受司法程序的最终审查,行政裁决程序通过案件立案要件的限定,充分体现出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谦抑。司法实践中,存在专利侵权纠纷民事诉讼程序在先立案、行政裁决程序在后又予立案这种情形。
  实践中或因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之间缺少立案信息的交流机制,提起行政处理请求的地方专利行政机关和民事诉讼立案的地方法院分属于不同的地域,曾出现过专利权一方当事人先后请求行政裁决和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冲突案件。如江苏省微生物研究所与福州海王福药、辽宁省知识产权局等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案,[8]在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在先受理了实质性争议相同的专利侵权诉讼的情况下,辽宁省知识产权局其后立案受理该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处理请求并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这违反了《专利行政执法办法》(2001)第5条第1款第(五)项的规定,该行政处理决定应予撤销。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专利行政执法办法》(2001)第5条第1款第(五)项规定的主要目的在于:避免人民法院与专利行政管理机关对同一侵权行为作出的司法裁判与行政处理决定相互冲突;节约执法资源,减少当事人的纠纷处理成本。在诉争专利和涉嫌侵权产品相同的情况下,即使行政处理程序中的当事人与在先民事侵权案件的当事人并不完全相同,只要两个纠纷的当事人之间存在交叉,其请求的内容存在一定的重叠,在先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与行政处理决定的结果具有关联性,可能出现结果冲突的,均应认为当事人已经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一再审裁定对处理两种并行程序的冲突,起到了重要的案例指导作用。
  而吟云公司同一天提起对摩拜公司专利侵权纠纷的行政裁决和民事诉讼两个程序,使得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协调关系再次引起关注。针对同一天的情况,受理该行政裁决请求的专利行政部门能否认为专利权人已经向法院起诉?是否不符合《专利行政执法办法》(2015)第10条第1款第(五)项“当事人没有就该专利侵权纠纷向人民法院起诉”之规定?已经受理该案件的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在得知专利权人已经在同一天向法院起诉的情况下,是否应当驳回该请求?这一问题可以从两种角度考虑,一是以小时为细化时间单位,进一步细究当天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和法院分别的具体立案时间,对比出谁的立案时间较早。但这恐怕有违法律期限以日期为计算单位的基本规则,以小时计时的实操成本会比较高昂,同时考虑细究这种具体时间在客观上的意义也不是很大。二是认定同一天即为两种途径的立案时间。在立案时间相同的情况下,亦应遵循诉讼优先原则,以保持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程序对民事诉讼程序的谦抑。因此,吟云公司应当及时告知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其已经向法院起诉并立案的情况,以便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判断该行政裁决请求因不符合受理条件而应予驳回。
  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侵权诉讼程序的协调应遵循诉讼优先、先立则斥原则。作为并行途径,先立案途径是当事人的选择权和自由意志的表达,应当排斥后立案途径,确立程序选择的单一性,避免两种途径同时进行可能出现的裁判结果冲突。对于专利侵权纠纷,当事人可以在诉讼救济与行政救济之间自由选择,但是只能择其一,如果当事人二者都选,则确立由最先受理者立案。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侵权诉讼程序之间应建立信息交换机制,可以通过要求当事人主动声明的方式来实现,声明其仅就一种途径提起救济,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正如Lemley所言,社会对专利权效力确定性高低的需求具有多样性,提供多种形式的专利效力评价途径可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9]适当处理好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司法诉讼两者之间的平衡,为侵权救济提供多种途径也同样是当前严格专利保护的客观需要。
  同时,两种途径在衔接上应体现出相互的谦抑性。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侵权救济提起并立案阶段,行政裁决程序应对侵权诉讼程序保持充分的谦抑性,体现诉讼优先原则;二是一旦当事人自愿选择走行政裁决程序,则在其后的司法审查中应充分关注到行政裁决的相对简易性和快捷性,在监督其合法性同时保持充分的谦抑性。构建两者之间途径相异而心定归一的和谐关系。
  三、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与确认不侵权诉讼程序的协调
  与苹果诉北知局案相关联的案件还有苹果确认不侵权案,目前尚未得到上海知识产权法院受理该案后的进一步信息。该案的介入触及到我国专利侵权行政裁决与确认不侵犯专利权诉讼程序的协调问题。苹果公司既提起了针对专利侵权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又单独提起了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的民事诉讼。这两个案件之间如何在程序上妥善安排是一个难点。为了理清这两个案件之间的关系,本文首先理论梳理确认不侵权诉讼的依据、性质、立案条件等基本问题,然后归纳确认不侵权诉讼与专利侵权诉讼两者程序交叉情况下的司法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展开分析苹果公司确认不侵权案的裁判思路。
  (一)确认不侵权诉讼是与侵权诉讼有密切关联的独立诉讼
  确认之诉,亦称确认判决或宣告式判决,是通过请求法院对一定的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存在与否予以判决确认的诉讼类型,其特点是法院对确认之诉的判决只存在既判力,而没有执行力。[10]2001年,苏州龙宝公司诉朗力福公司请求确认不侵犯专利权纠纷案,是我国第一例知识产权确认不侵权诉讼。2002年7月12日最高法院对此案的批复,是我国首次明确确认不侵权诉讼的法律依据。[11]2008年4月1日起实施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确定了确认不侵权诉讼在民事案由中成为一类独立的三级案由,属于知识产权纠纷。2009年,最高法院出台了司法解释《关于审理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21号),其中第18条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确认不侵权诉讼的立案条件,是目前确认不侵犯知识产权诉讼的法律依据。
  确认不侵权诉讼与侵权诉讼既相互独立又具有密切关联性。相互独立性体现为两者分属于不同性质的诉讼。按照诉讼的通说进行分类,诉讼分为确认之诉、给付之诉和变更之诉。确认之诉,是指原告诉请法院确认其与被告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的诉。确认不侵权之诉的目的主要在于原告确认自己的行为在法律上不构成侵权,而不是主张被告的行为侵权并追究其侵权责任。给付之诉,是指原告诉请法院判令对方当事人履行一定民事义务的诉。侵权之诉中,原告通常不仅要求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构成侵权,主要是为了请求法院判令其承担停止侵权、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因此,侵权之诉为给付之诉。虽然确认不侵权诉讼应以确认关系为主,但因与知识产权侵权纠纷具有密切关联,考虑司法实践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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