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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破解
【英文标题】 The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of High Dependency on Oral Confession in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ases
【作者】 李明蓉【作者单位】 福建省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口供;口供依赖;贪污贿赂犯罪;口供自愿性;证明规则
【文章编码】 1004-9428(2016)02-0129-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
【页码】 129
【摘要】 口供是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重要证据。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性决定了其诉讼证明容易依赖口供,进而威胁口供自愿性,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要破解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口供的依赖,应当从制度上增加证据的来源渠道,设立特殊的证明制度和规则降低证明难度,并提供其他必需的条件支持,提高口供自愿性,实现严惩贪污贿赂犯罪的目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1418    
  相对于其他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的诉讼证明对口供的依赖性更强。口供依赖既会影响口供的自愿性,也给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证明带来了许多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应当承认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人权保障,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的人权保障有不同的理解。针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展开的刑事诉讼程序,应当区别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与普通刑事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口供的取得和使用,采取合适的制度设置降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口供的依赖。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口供依赖
  贪污贿赂犯罪的特殊性使得口供的证据价值在诉讼过程中尤其明显,案件办理在客观上较为依赖口供。
  (一)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口供的重要作用
  第一,口供是重要的定罪证据。贿赂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其证据结构中不能没有口供,如果受贿人始终不认罪,也没有行贿人的口供或证言,就不可能认定被告人有罪。[1]对于贿赂犯罪的认定来说,口供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相对于贿赂犯罪,口供在贪污犯罪中的作用较小,因为贪污犯罪案件的书证较多,但该种案件在主观罪过、赃款去向、赃款用途、往来账目走向等问题上也需要口供加以证明。具体而言,贪污犯罪共同犯罪和群体性、关联性犯罪多,证明共同犯罪故意、内部分工等对口供的需求较大。随着职责分工不断细化及内部制约的加强,一些行业个体作案难度加大,出现了上下串通、内外勾结并形成利益共同体的情况,犯罪嫌疑人倾向于利用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保护网进行贪污贿赂犯罪。犯罪人既有一把手、经办人,又有中间人,比如共同贪污、套取医保、新农合补偿款等类案件,就是多人合作、细化分工的共同犯罪。而认定贪污罪时,在证明资金不正当流向的证据中,书证占主要部分,但要证明犯罪嫌疑人具有占有财物的主观意图,口供则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实践情况来看,口供在证明贪污罪的主观要件方面,有着其他间接证据不可替代的独特地位:即其他证据,不管是证人证言,还是物证,都很难直接证明犯罪嫌疑人转移公款时的心理状态。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最清楚,当时为何有如此行为,又是在怎样的主观意图下有如此行为。而行为当时不同的心理状态,很可能直接导致罪与非罪的界分。因此,尽管贪污犯罪对口供的依赖程度从总体上而言不及贿赂犯罪对口供的依赖程度高,但口供在贪污犯罪的证明结构中,仍旧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在整个证明犯罪的证据结构中,贪污贿赂犯罪对口供的依赖度很高。
  第二,口供是重要的量刑证据。刑罚个别化原则要求根据被告人的悔罪程度进行量刑,而口供是判断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坏的标准之一,因此,口供所反映出的被告人认罪与否以及在刑事诉讼哪个阶段认罪与量刑轻重有着一定的联系。台湾学者认为,“被告于犯罪后的态度足于显示其可责性与危险性,被告在犯罪行为后的态度与行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刑事裁量事实。”[2]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口供是判断被告人悔罪表现、对自己犯罪行为的认识以及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重要根据。根据刑罚个别化原则的要求,被告人通过口供表达出的是否认罪的意愿对于量刑有着明显的影响。自首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即是口供影响量刑的典型体现。从实务来看,被告人认罪与否对于量刑轻重存在重要影响。[3]
  (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性的成因
  贪污贿赂犯罪的隐秘性、职权性、反侦查性强等特征,使得口供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证明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上贪污贿赂犯罪的某些犯罪构成要件的证明需要,共同形成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口供存在高度依赖性的状况。
  第一,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要件的证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构成受贿罪的要件之一,但有些行政审批事项没有行贿受贿也会正常得到审批,为他人谋取利益与正常履行职务所带来的利益客观上可能是相同的,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与利用职务的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对应关系也难以证明。[4]根据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三者之间应该具有因果关系。实务中的做法是,只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口供中承认是收取贿赂后为对方谋取利益的,不管行贿方的利益是否原本就是应得的,都视为受贿方为他人谋取利益。
  第二,贪污贿赂案件赃款赃物去向的证明。首先,赃款赃物的去向难以查明。贪污贿赂犯罪智能性高的表现之一就是在犯罪之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常就设计好了如何不被发现、如何规避侦查逃脱惩处的对策。其中,赃款的转移、隐匿,犯罪行为被发现后躲避、逃逸是最惯常的办法。贪污贿赂犯罪可能是一家人都参与的,关系的紧密容易形成攻守同盟,阻碍案件侦查,加大犯罪证明难度。有时赃款赃物被转移到国外,或者被转移至家人、亲朋的名下,除非相关人员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愿意说明,否则证明难度很大。其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经常以贪污受贿的款项用于公务,没有非法占有作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抗辩理由。在我国,人情关系也是公务活动摆脱不开的影响,即使在公务中,为地方、单位争取项目、资金甚至争取荣誉也要请客送礼。因此,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有时就成为贪污贿赂犯罪所得赃款赃物去向的掩护,如果检察官无法证明这种情况的真假,律师以此作为辩护的理由,法官认为事实真伪难辨时,有可能对被告人从轻发落,甚至驳回公诉人的指控。因此,对于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检察机关经常要花费九牛二虎之力调查赃款赃物确实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口供自然就是首选证据。再次,挪用公款罪中归个人使用要件的证明困难。违反规定挪用公款是“归个人使用”还是归单位使用与是否构成挪用罪密切相关,而归个人使用很难由口供之外的证据体现出来,证明难度自然很大。
  第三,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我国刑法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都以一定的数额为构成条件,贪污贿赂达到一定数额才是刑法打击的对象。这就形成了在最低数额线下的贪污贿赂行为不是犯罪的不利结果,“立法上为腐败分子预定了一个不小的行为空间,司法实践中的刚性掌握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即一定数额的贿赂贪污是我国法律所允许的。”[5]犯罪数额是贪污贿赂案件必须明确而常常又是最难以明确的问题。具体来说,时间久远的贪污受贿数额的证明以及多笔贪污贿赂数额的证明是贪污贿赂犯罪的证明难点。尤其在受贿案件中,“一对一”的证明困境体现在数额时更为典型,确定贿赂数额过于依赖口供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些证明难点往往依赖口供加以证明,再以口供提供的线索查找相应的细节证据印证。只有这样,调查证明的难题才有可能会迎刃而解。
  第四,人情往来与非法收入的区别。据统计,有60%的贿赂犯罪案件是以年节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的。在中国这个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国家,在重要节日或者事件上送钱物,在公众看来合乎情理,这就给对行为人行为的定性增加了难度。同时,行贿与受贿双方的犯罪手段也由原来的直接送收财物向事后受贿、海外受贿、以借为名、以租为名、委托理财等更为隐蔽的受贿形式转变。[6]一般情况下,对于是人情往来还是非法收入的界定可以根据双方是否有权力交集、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等作为判断依据,但在一些灰色地带,有认罪口供作为证据仍然是办案人员增强内心确信的重要方式,检察人员也才能够有信心说服法官对被告人定罪。可见,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诉讼证明中,口供具有重要的证据价值,口供的重要性是客观存在的。
  二、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性的负面效应
  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中,口供在证明构成贪污贿赂犯罪的证据结构中占有明显的比重。若没有措施降低口供在贪污贿赂犯罪案件证据体系中的构成份量,必然导致高度的口供依赖。一旦对口供形成一种制度依赖,口供中心主义便会产生,违法获取口供、刑讯逼供等问题自然难以避免。
  (一)口供依赖性高与口供自愿性低成正向相关性
  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结果,是侦查机关千方百计要获取被告人的有罪供述,进而可能威胁口供自愿性。口供依赖性高,意味着侦查人员缺乏有效的措施获取刑事诉讼证明所需要的证据,于是,在讯问场所的封闭空间里,利用公权力的强势地位强取口供导致口供丧失自愿性就是必然。口供依赖性越高,非法获取口供的概率越高,口供自愿性就越低。为避免对口供的过度依赖,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要努力走精细化初查基础上的有效侦查的道路。但实践中,受制于各种条件,绝大部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的重要内容,仍是获取被调查对象的口供,再通过口供提供的信息去调查更多的贪污贿赂犯罪事实,尤其是了解办案机关还没有掌握的其他贿赂事实或其他人的贿赂事实。与纪检监察部门联合办案的目的也同样是能够更有把握地获取被调查对象的认罪口供以查办更多的贿赂犯罪案件,尤其是多人向一人行贿或一人向多人行贿的窝串案。若规范不足、制约失效,侦查人员获取口供的强烈意愿很容易转化为强迫获取认罪口供的行动,口供自愿性自然难以得到保证,人权保障、程序正义的立法目的都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
  (二)口供的结构性依赖: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中心主义的温床
  一般而言,贿赂犯罪行为通常都单独进行,没有第三人在场,口供对于复原犯罪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贿赂犯罪“在证据方面形成了能够证明犯罪的直接证据少、间接证据隐秘、主观罪过的判定依赖口供的特点。”“在贿赂案件中,仅凭赃款赃物等间接证据来定案存在困难。而口供的重组功能,恰好能够满足侦查中对贿赂案件认定的需要,突破因时间和技术带来的侦破瓶颈,加速案件的侦破进程。”[7]所谓的口供重组功能是指口供因其反映案件事实全面性、直接性的特点,具有将间接证据的碎片重组而还原案件事实的功能,能够描绘出犯罪行为的全部内容。据此,贿赂犯罪形成了对口供的结构性依赖。所谓结构性口供依赖是指某些特定类型的犯罪构成内含的直接证据只有口供,[8]客观上形成案件的诉讼证明和判决依据高度依赖口供的一种刑事诉讼状态。特定类型的犯罪指对合性、隐秘性强的犯罪,如贿赂犯罪、毒品犯罪。若某类犯罪案件确实存在结构性口供依赖,则各办案部门必然高度重视口供,甚至容易形成口供中心主义。其表现就是:过度重视口供,忽视其他证据,进而违背程序规制,违法取供;以有罪推定思想看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客体地位,忽视人权保障。
  结构性口供依赖是特定类型犯罪内含的,仅依靠刑事诉讼法的严格要求、办案人员的认识到位、能力水平提高等外部因素,无法解决这类案件可能存在的口供中心主义问题。只有依靠刑事诉讼制度设计提供足够的条件支持,增加这类案件的证据来源,同时降低证明难度才有可能解决结构性口供依赖的问题。
  (三)口供依赖导致实务中的不规范应对:隐性认罪交易
  口供对于证明案件事实有着直接、完整、全面的证明价值。至今为止,口供仍然是刑事诉讼中非常重要的证据,其作用难以替代。“有时候只有透过讯问,才能侦破刑案,无论有没有什么科学办案的辅助,或者警员、私家侦探技巧如何高超。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如果没办法讯问嫌犯,侦查结果就大打折扣。”[9]在各国的刑事诉讼中,口供都是重要证据,讯问作为一种侦查方法,其在侦查中获取口供的作用无法被取代,而要想取得讯问的成功,说服被告人自白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
  为了获取自愿性高的认罪口供,办案人员经常采取答应可以改变强制措施或可以从宽处理的方法,使犯罪嫌疑人作出有罪供述,从而顺利推进刑事侦查,并有可能因此发现其他相关案件。但客观而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认罪和办案人员承诺,并不具备平等协商的性质。办案人员承诺某些优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做出认罪口供,这具备交易的特征。但这种交易是实务部门在没有法律规定情况下的自发行为,不具有规范性,且大多数又在侦查阶段使用,不为外界所知,其后续可操作性都存在很大问题。基于其隐匿性以及缺乏应有的规则支持,本文称之为隐性认罪交易。在现实条件下,办案机关既要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回应国家、社会对反腐败问题的关切,同时又面临着技术侦查和公共信息来源缺乏、贪污贿赂犯罪证据稀缺、口供依赖严重的困境。办案部门从履行自身职责必要性的角度出发,选择进行隐性认罪交易,是实务部门解决问题的务实应对措施。但由于缺乏法律依据,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隐性认罪交易存在着秘密性、不规范、交易结果可能无法实现等问题。
  三、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依赖的破解路径
  破除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对口供的制度性依赖,是刑事司法制度要不断努力的一个重大方向。在当前条件下,应当考虑从完善侦查机制入手,加大对侦查权的约束,扩展证据来源,同时适度调整证明规则,鼓励犯罪嫌疑人自愿做出自白,降低证明难度。
  (一)约束侦查权与增加证据来源
  设置严谨细致的程序,真正落实非法证据排除和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侦查权形成有效约束,是保障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口供自愿性的基础。同时,增加证据来源,减轻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口供依赖,进而降低侦查人员强求口供的意愿,确保口供自愿性。
  1.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有效落实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但还应设置程序性规则,因为严谨、细化程序可以真正执行非法口供排除规则,有效地将不具有自愿性的口供排除于定罪体系之外。
  第一,在庭前会议中明确设置排除非法口供的程序。首先,明确排除非法口供的要求是启动庭前程序的法定理由。控辩双方只要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要求,法官即应安排庭前会议。其次,明确参加人员。除了公诉人、辩护人外,被告人也应该参加庭前会议,提出理由,提供证据,参与讨论。再次,明确庭前会议决定对排除非法口供的效力。庭前会议应有书面记录,各方签字,法院应该以形成的结论作出书面决定,达成共识的予以明确,不再进入庭审。认为口供自愿性存在问题的,应在庭前会议时播放有疑义时间段的录音录像,以期达成共识。录音录像能够明确证明口供自愿性或明确证明没有自愿性的,法官都有权作出是否排除口供的决定。已播放录音录像的,庭审时不再播放,控辩双方对于法官的庭前决定不服的,在庭审时仍可以进一步阐明理由。
  第二,设立专门的非法证据排除庭审程序。非法证据排除是刑事诉讼程序中凸显约束公权、保障私权价值的重要载体,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对非法证据排除作了规定,但都规定在证据一章,在庭审中却没有细化的可操作的程序。虽然法律规定在侦查、起诉、审判中都可以排除非法证据,但正式、规范、公开的庭审程序仍是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主要的实质性载体,庭审程序应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设计专门的程序。第一,启动。庭审正式开始后,法官应该专门询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否请求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被告方提出请求并且阐明理由和初步证据的,法官应该决定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法官也可以依职权决定进入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第二,审查及证据展示。庭审调查是否存在非法证据、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情况,公诉人有责任说明并提供证据证明口供合法性。庭前没有播放讯问录音录像的,庭审时应该播放,但可以播放被告人认为侦查人员有非法取供行为的时间段的录音录像。第三,侦查人员出庭。只要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侦查人员都应当出庭作证说明情况。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本质就是调查、审查侦查行为合法性,在侦查行为遭到质疑时,侦查人员有责任说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侦查、审查批捕、审查起诉权都掌握在检察机关手中,缺乏外部力量的介入制约是职务犯罪案件刑事诉讼制度倍受外界质疑的重要原因,因此,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人员在口供合法性受质疑时,更应该出庭说明侦查行为的合法性。最后,决定。非法证据排除庭审程序进行之后,法官应该当场作出决定。为了庭审的顺畅进行,决定可以口头作出,在判决书中再正式体现。为避免庭审过于冗长,非法证据排除的决定可以复议,但不允许上诉。
  2.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的贯彻
  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和讯问时律师在场权,在讯问时高度封闭的空间内,相对弱势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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