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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司法公开的价值重估
【副标题】 建立司法公开与司法权力的关系模型【作者】 钱弘道姜斌
【作者单位】 浙江大学【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司法权;司法公开;执行;模型;博弈【期刊年份】 2013年
【期号】 4【页码】 121
【摘要】

当前我国法院系统进行的司法公开化改革将司法公开的主旨定位为对法院的公众监督和媒体监督,地方法院在改革措施上将公众和司法权的主要关系局限为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通过两个模型可以说明公众、媒体与司法权的正向关系。第一个模型通过诉讼活动对当事人声誉的影响,分析司法公开如何通过“信号”机制提高法院判决执行力;第二个模型从“公众强制机制”出发,分析司法公开对于法院与行政机关在权力博弈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两个模型说明,在强调公众和媒体对法院活动进行监督的同时,我们忽视了公众、传媒对司法权的强化作用,当前司法公开改革从理念到具体措施尚需补充完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9015    
  
  2009年底,我国法院系统开始新一轮的司法公开化改革。该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向各级地方法院印发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和《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迈出新阶段司法公开化改革的第一步。本文试图打破目前理论和实务界对司法公开以“监督”为核心的僵化认识,以“法院一媒体/公众”关系为分析对象,提倡以提高司法公信力为基础,以独立审判、保障判决执行、强化司法权力为主体的多元化的司法公开改革目标。通过对司法公开如何实现其多元价值目标分别提供解释模型,我们能够发现,相比上述两份官方文件,司法公开改革的手段与措施尚需丰富和深入,才能全面发挥司法公开理念对中国司法现代化的推动作用。
  一、对司法公开价值认知的单一性
  上述两份文件的开头分别阐述了推进司法公开、督促法院接受媒体监督的目的,即“保障人民群众对人民法院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司法民主水平,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1];“进一步落实公开审判的宪法原则,规范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工作,妥善处理法院与媒体的关系,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司法公信”[2]。
  从表述上,我们不难解读出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公开价值目标的认识,即(1)保障公众与媒体对法院的监督权;(2)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3)规范法院活动,提高司法公信。从各地方法院开展的司法公开改革措施上也可以看出,评价司法公开水平的各项指标均以“监督司法、防治腐败、提高公信力”为核心目标。[3]事实上,这也是目前司法理论和实务界对“法院一媒体/公众”关系和司法透明意义的普遍认识,这种认识将司法公开的价值目标聚焦于对法院活动的监督[4],这种监督与司法独立可能产生的矛盾{1}{2},以及司法裁判处理公众监督过程中发出的意见的方法论{3}{4}{5}。
  不可否认,这种以“司法一民意”矛盾关系为中心的探讨观照了中国司法面临的现实问题。随着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网络时代民众政治参与度的提高,中国法院面临着公众认同感与司法公信力的考验。在近年来引发全民热议的各类“公案”当中,法官和学者们尽管在法律解释和司法方法上存在激烈争议,但是对法院公信力流失的严峻形势恐怕很容易取得一致。公众在“原始正义感”的激发下对司法判决产生的不满总会在不同程度上演变为对司法是否存在腐败、审判是否独立的合法性质疑[5]—该状况的反复发生和不断强化,使职业法官乃至整个司法系统产生了紧迫的危机意识,这恐怕是最高法院推进司法公开、吸纳公众监督的直接原因。
  尽管如此,目前法理学界和法院系统对于司法一媒体/公众关系[6]的认知却显得过于执着和单一。“执着”体现在学者和法官们对“公案”影响的过分关注,这种过分关注导致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观察方法:公众的言论自由、传媒的新闻自由与审判独立之间似乎只剩下一种矛盾关系—在司法权力受到公众监督的同时必须审慎处理公众监督与独立审判之间的冲突。
  我们必须承认,公案确实将司法与民意的紧张关系推向高点,但在从司法权威的视角看,法院公信力的流失却显然不是由个别公案所致—民众在公案审理过程中表现出的对司法廉洁和审判独立性的强烈质疑,其实只是他们在长期日常经验中积累的、对司法公正和独立感到失望的伺机爆发,这种集中爆发可能会让我们产生“问题仅仅出在个别特殊案件或者个别法律规定上”这种错觉。但是,如果我们将视野从个别“难办案件”的棘丛中挣脱,就不难发现,矛盾和冲突显然不是媒体/公众与司法独立/公正之间关系的主要成分。非但如此,公众失望的背后恰恰反映了他们对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期望和支持。本文认为,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司法与媒体/公众之间主要是一种正向关系—司法公开的目标则是培养这种正向关系:通过司法公开的策略强化司法权。
  改革的价值目标最终决定了改革的政策手段与具体措施。尽管司法公开与司法权强化之间的正向关系经常需要以公信力为基础,但这并不表示提高公信力的改革举措与正向关系的培养应当分步实施、分离进行。恰恰相反,无论是在法治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这种正向关系的培养与司法公信力的提高都是同步进行的。结合一些实例,下文将通过博弈论的方法建立两个分析模型,从不同角度对“司法一媒体/公众”正向关系进行探讨,将这一对模型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能够为当前中国司法公开改革措施提供补充建议。
  二、“司法公开一判决执行力”模型[7]
  法院判决的执行效果是司法拘束力和司法公信力水平的表现,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司法拘束力和公信力:如果判决经常沦为一纸空文,那么当事人与潜在当事人就会倾向于不再依靠司法解决问题,因为在“纠纷解决”这一商品的市场中,法院并不是惟一的供给者[8]。作为司法公开的重要内容[9],执行公开对法院判决执行力的积极作用在于将司法执行的信息转换为一种与当事人信誉[10]相关的、“信号博弈”模型中的一项高成本信号,通过法律和社会的双重压力机制促使当事人对判决的依法履行。
  “信号博弈”(Signaling Game)模型描述的是一种博弈双方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博弈[11],这一模型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化为:
  博弈参与者:信息发出者(也称为领头者)S和信息接收者(也称为追随者)R
  条件和策略:1. S自知自己的类型、状态或属性t,R对t一无所知;
  2. S根据t向R发出或真或假的信息M= {ml, m2, m3, m4,……mi};V
都拉黑名单了,还接个P

  3. R接收了M,但是仍不确知t;
  4. R根据M采取回应行动A={al, a2, a3, a4,……aj}
  收益影响因素:t,M,A
  信号传递博弈最大的特点就是博弈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导致双方缺乏信任{45} (P.283-285)。在现实生活和市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的博弈无时无刻不在发生,无论是自然人还是企业之间的合作,都必须基于对对方拥有达成合作目标意愿的信任。由于陌生人(或者不知名的企业)之间缺乏必要了解,除非借助其他辅助工具,否则合作关系由于信息匮乏而很难实现。这些辅助工具可以是双方签订的合同、担保,也可以是显示个人尊重传统习俗的举止、礼仪,甚至可以是彰显个人实力的奢侈品或者黄金时段的电视广告等等,这些工具都在发挥“信号”功能—表示发出者是有诚意、有信誉、“贴现率低”[12]、注重长远利益的潜在合作者。小波斯纳将这种信号定义为“在加人某一关系之前先担负巨大的、可观察的成本”{7}(P.27-35),是否愿意付出这种成本是相互陌生的人们对诚实合作者进行鉴别的重要手段。当一个参与人有耐心并且计划比较长远,他最可能愿意用短期成本去建立其声誉,因为现实当中的博弈通常是重复进行而不是一次性的{6}(P.323)。
  就司法公开与判决执行而言,如果司法程序、判决执行不公开或者公开不够,判决执行所能依靠的资源就只有被执行人的自觉和法院的强制力:对于承担不利判决的当事人而言,法院依靠其自觉履行经常是不切实际的;司法部门分配到的有限资源又必定使其强制力捉襟见肘,这正是当前我国法院判决执行率低下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执行公开能够发挥“制造信号”的功能:一旦司法程序具备相当的公开性,法院公开的信息也就成为附着到当事人身上的一种重要“信号”。小波斯纳对信号定义当中的“可观察”要素,正是“公开”的本质所在。由于司法公开带来的判决公信力,当事人是否及时依法履行判决是其“贴现率”高低,是否遵守法律规定、合同约定以及司法程序,是否具备合作精神和良好信誉的重要标志。
  由此可见,司法公开能够将法律领域和社会领域连接起来,成为司法裁判进入当事人以及潜在当事人的社会信誉机制的渠道(见图1)。这样,判决执行除了依靠当事人的自觉、法院的强制力,还通过司法公开将社会信誉机制和当事人的预期利益转化为迫使当事人履行判决义务的筹码。有策略的司法公开对司法判决的执行力而言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杠杆的一端是一纸判决,另一端则是当事人的社会评价和预期利益。可见,司法公开使社会评价和长远利益成为当事人拒不履行或拖延履行司法判决的巨大成本,对迫使当事人及时依法履行判决发挥重要功能。图1司法公开对于判决执行的杠杆作用
  司法公开要发挥提高判决执行率的杠杆功能并不是没有条件的,这些条件至少包括:(1)公众在一般意义上对判决正当性的认同,如果人们普遍认为法院通常是不公平的,那么是否及时依法履行判决就无法成为衡量当事人信誉的“信号”;(2)司法公开的信息对当事人必须具有某种长期附带黏连性,而不是一经公布就弥散消失[13]。
  三、“司法公开一司法权强化”模型[14]
  司法权在国家政治结构当中的弱势地位是法治欠发达国家的普遍状况。理论上看,这似乎是由司法权本身的性质和功能设置决定的{8}(P.110)。当现实当中无财权、无军队、又不是民意代表的司法机关,一旦在某些国家成为一种拥有宪法解释权甚至能够左右总统选举的强大政治力量,人们反而要探究其原因和合法性问题[15]。
  巴基斯坦前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曾经因为首席大法官乔杜里为首的最高法院不愿宣布其第三次选任合法,于2007年解散了整个最高法院并将近六十名法官解职。然而,仅仅几年之后的今天,以现总统“扎尔达里贪污案”和前总理“吉拉尼藐视法庭案”为标志,巴基斯坦最高法院政治地位骤然上升,动辄凌驾于政府之上,将国家领导人推上被告席,俨然成为国内对抗行政权的最强政治力量[16]。可见,司法权地位的强弱转化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必须经过长期的政治磨合和制度演化,尽管演化而来的制度一般更加稳定和持久。强化司法权力的政治基础很可能一直存在,只是由于偶然因素没有发挥作用。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公共强制机制”(Public Enforcement Mechanism)可能是这一政治基础的最佳解释模型,这一机制可以概括为:民众是司法机关政治力量的根本来源,在司法正当性(Legitimacy)基础上,民众通过选票或者其他政治途径迫使民意代表和行政机关尊重司法独立和法院判决,从而巩固司法机关的政治权力。上文提到的巴基斯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乔杜里在被解职期间及重新上任后获得的极高民意支持,是其带领下的最高法院在本国政治地位上升的主要原因。
  在公共强制机制看来,司法权的强化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司法公信力和公众对司法正当性的一般认同;第二,关于司法裁判的信息必须为公众知晓,即司法公开与透明[17]。下文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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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谭世贵:“论司法独立与媒体监督”,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4期。

{2}侯健:“传媒与司法的冲突及其调整—美国有关法律实践评述”,载《比较法研究》2001年第1期。

{3}顾培东:“公众判意的法理解析”,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

{4}周永坤:“民意审判与审判元规则”,载《法学》2009年第8期。

{5}陈林林:“公众意见在裁判结构中的地位”,载《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

{6}[美]朱·弗登伯格,[法]让·梯若尔著:《博弈论》,姚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美]埃里克·波斯纳著:《法律与社会规范》第1版,沈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8}[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

{9}贺日开:“论司法权威与司法改革”,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5期。

{10}景汉朝、卢子娟:“‘执行难’及其对策”,载《法学研究》2000 年第5期。

{11}季卫东、徐昕:“‘执行难’的理论争鸣:公力救济与私力救济之间的竞争与互补”,载《时代法学》2007年第1期。

{12}孙笑侠:“司法的政治力学—民众、媒体、为政者、当事人与司法官的关系分析”,载《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

{13}苏力:“法条主义、民意与难办案件”,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1期。

{14}贺卫方:“司法独立审判需要广泛的公众认知”,载《南方周末》2011年12月8日。

{15}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官—基层法官的忧思与展望”,载《司法制度讲演录(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6}贺欣:“为什么法院不受理这些纠纷?”,载《司法制度讲演录(第1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17}贺欣:“为什么法院不接受外嫁女纠纷—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权力和政治”,载苏力编:《法律和社会科学》(第3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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