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朝阳法律评论》
藏传佛教宗教事务及藏区相关问题的法律化研究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Legalization for Tibetan Buddhist Religious Affairs and Problems Related Tibetan Areas
【作者】 牛绿花【作者单位】 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藏传佛教;宗教事务;法律化;政教合一;习惯法
【英文关键词】 Tibetan Buddhism;Religious Affairs;Legalization;Theocratic;Cus-tomarv Law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第三辑)
【总期号】 总1355期【页码】 78
【摘要】

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影响到藏族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本文通过分析藏传佛教对藏族习惯法的影响、梳理政教合一体制下藏族地方政权的法律和历史上各个朝代治理藏区的法律并全面总结其经验教训,解读了新中国对藏政策及我国现有宗教法律法规对藏区的适用性;通过对当前藏区相关宗教事务及其活动的法律实践调查,提出了促进藏传佛教宗教事务法律化的可能对策,即坚持科学发展观是其政治基础、大力发展藏区经济是其经济基础、大力普及现代教育是其文化基础、加强民族法学研究,制定符合新时期藏区实际的宗教管理法规是其制度基础。

【英文摘要】

Tibetan Buddhism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Tibetan culture. As the main body and core of the Tibetan spiritual culture, its philosophy and value system impact on the daily life of Tibetans, customs, ethics, laws and institutions and other area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ibetan Buddhism influenced to Tibetan customary law, combed the local government laws of Tibetan Theocratic regime and the laws of various dynasties to Tibetan in history, and summarized the lessons learned. Its aim is to interpre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Policies, the religious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New-China to Tibetan; Through investigation the current Tibetan religious affairs and their legal activities,proposed a probable solu-tion to the legalization for Tibetan Buddhist religious affairs and problems related Tibetan. That are: fulfiling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s its political foundation, rapid developing Tibetan economy is its economic base, fast popularize modern education is its cultural foundation, paying attention national legal research and drawing up religious regulations which suits Tibetan practice now are its institutional basi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7326    
  
  藏传佛教是藏族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自7世纪传入藏区以来,藏传佛教的哲学思想和价值体系作为藏族精神文化的主体和核心,影响到藏族的衣食住行、风俗习惯、伦理道德、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法律人类学认为宗教和法律是社会控制和秩序的主要手段,藏传佛教自进入藏区在不断与藏族原有的苯教斗争和融合中,实现了本土化,形成了具有雪域高原特点的文化现象,通过吐蕃王朝赞普的推崇和固化之后,藏传佛教戒律既成为影响制定藏族传统法的原则和渊源,也成为吐蕃藏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内容。藏传佛教以其独特的影响而使西藏地方自元代以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教合一的治理模式。正如伯尔曼先生所说:“在所有已知的文化当中,都存在着法律价值与宗教价值的相互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一切都是宗教;在某种意义上,一切又都是法律—恰如一切皆为时间和一切皆为空间一样。”[1]这一点用来分析藏族传统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可谓再恰当不过了。藏族传统法律在立法指导思想、法律内容、司法形式和手段、司法人员、守法意识直至治理藏区的制度都受到宗教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以佛教戒律为渊源而形成的藏族传统习惯法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在藏区适用,并且在当代藏区还有不同程度的遗存,改革开放后其适用范围还有扩展的趋势,在一些方面影响了国家制定法的统一性和权威。藏族传统法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将长期存在。那么,在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协调藏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关系,使法律领域“民间的归民间,国家的归国家”,就成为党和国家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应有课题。
  一、政教合一制度建立之前的藏区法律
  (一)原始宗教影响了藏族部落习惯法的内容和实施
  佛教传入藏地后,吐蕃开始以佛教司政,而在此之前则以“苯”、“仲”、“德乌”治理政事。“苯”即苯教,是藏族地区固有的一种宗教;“仲”为故事、神话之意;“德乌”指的是谜语。[2]藏史《贤者喜宴》中说,“苯”、“仲”、“德乌”使“藏族有所开化”,可见它们的主要职能是对属民进行教育。苯教还用来处理一些诸如祭祀、祛邪、禳灾等事宜,因为它具有“下以镇伏魔鬼,上以侍奉天神,中以谋利家室”之功能。[3]此外,《吐蕃王统世系明鉴》等书记载,从涅赤赞普到拉托托日年赞普二十七代间由苯教护持国政[4]。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公元七世纪之前苯教仍是吐蕃王朝的国教,也是唯一有完整思想理论体系的宗教,在朝廷中起着非凡的作用,王朝的一应大事都要经过苯教“国师”打卦问卜,方能行动。有时候国王的权力亦受到其制约。军队中也有同样的苯教徒随行,参与军事行动。这在敦煌文献中有丰富的记录。[5]由此可见,在松赞干布建立统一的吐蕃王朝制定成文法之前漫长的年代,藏族固有宗教—苯教成为漫长的部落历史上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主要行为规范,此时宗教已对习惯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已被作为处理部落关系和部落联盟事务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了。如杀牲歃血的盟誓、证据不足时的起誓、同态复仇的正当性等,直接成为吐蕃王朝制定成文法的渊源。
  (二)吐蕃王朝以佛教戒律为立法原则和内容开始了藏族成文立法
  松赞干布以前,各部落都有了自己的习惯法,据《藏族史要》记载的一则案例,到6世纪后期,藏族社会已经有了法律规范。松赞干布执政后,首先创制统一的文字,[6]为制定统一的法律创造了工具和手段。王朝建立后松赞干布把主要精力花在谋求各部落统一上,没有顾及制定统一的法律。由于当时吐蕃社会各部落习惯法规范多种多样,很不统一,在很多方面无法可循,以致屡有“由于没有统一的法律,使小邦纷纷叛逆”的状况,使他逐渐意识到,“如果再不制定法律,就会使恶泛滥,民众贫苦”,[7]遂指出:“现在必须制定国家长治久安的一条大法”。[8]于是,“吐弥等率领一百大臣居中理事,尊王之命,仿照‘十善法’的意义在吉雪尼玛地方制定‘吐蕃法律二十部”’。[9]赞普和大臣都在上面盖了印,并颁布全国执行。这二十条法律是:(1)争斗者罚款,杀人者以大小论抵;(2)偷盗者除还原金外,另处以八倍罚款;(3)通奸者,断其肢体,流放异方;(4)说谎者,断其舌;(5)要虔敬皈依三宝;(6)要报父母恩,孝敬侍养;(7)要尊敬师长,以德报德;(8)要以贤哲为模范;(9)勿与贤哲权贵相争;(10)要一切行为随正人学;(11)要学习佛法及文字,了解其义理;(12)要信因果,戒绝恶行;(13)要亲邻互助,勿作侵害;(14)要品行端正;(15)要酒食有度,具惭愧心;(16)要如期还债;(17)斗秤公平,不用伪度量衡;(18)商议要事应当自主,勿听妇言;(19)说话要慎重温雅,讲技巧;(20)若值是非难明,当对神祗发誓。[10]其中,前四条是依据佛教戒律中的四根本戒而定的,称为“戒恶”;其余十六条则为世俗人伦法则,是依据“十善法”而订立的,称为“劝善”。《大萨遮尼干子所说经》中提出了佛教式的司法方法:“欲治彼恶行众生,先起慈心,智慧观察思维五法,然后当治。何等为五?一者依实非不实,二者依时非不时,三者依义非不义,四者依柔软语非粗犷语,五者依慈心非嗔心。”主张废弃“割截手脚眼耳鼻舌”之刑,而应“依于大慈大悲之心,禁闭牢狱,枷锁打缚,种种呵责,夺取资生驱控他方,为令改悔”。这显然是一种将佛教所信仰的理性判断事物的态度作为司法的依据。[11]
  松赞干布还亲自主持制定了吐蕃王国的“基础三十六制”,其中的“六大法典”的内容比“吐蕃法律二十部”更为详细,内容包括:1.《王廷十万法》(《行政、军事法》)、2.《十万顶具鹿之法》(《度量法》)、3.《伦常道德准则》(《道德法》)、4.《强弱诉决之法》(《审判法》)、5《权势决断之法》(《刑法》)、6.《国库修内之法》(《民法》)等六大法。《伦常道德准则》(《道德法》)又包括法律十五条、七大法律和善净人道十六法等共计三十八条。其中的“七大法律”就是对“戒恶”四条的扩展,即:不杀生法、断偷盗法、禁止邪淫法、禁止说谎法、禁止饮酒法、奴不反主法、不盗掘坟墓法等。这当中的前五条又被称为“五大法律”。“法律十五条”包括三不做、三做、三褒奖、三谴责、三不迫害,其内容主要为君臣、百姓分别应守持的社会道德法律的行为规范。[12]由此可见,藏传佛教伦理的具体戒律“五戒十善”是藏族成文习惯法法规最早立法的主要依据;[13]在具体内容上,早期的法典如《吐蕃法律二十条》等直接套用了戒律中的“五戒”、“十善”等条文。以后藏区颁布的法律,从《十五法典》到《西宁青海蕃夷成例》等则不再照搬戒律条文,而是将戒律的精神融入了法律的条款中。都以佛教信奉的“十善”与竭力戒除的“十恶”为立法依据,在法律条文中浸透了神权观念和教法思想。
  二、政教合一体制下相关法律框架及其规定
  自吐蕃时代佛教传入西藏,就与原有宗教—苯教发生矛盾。为此吐蕃王室实施了一系列扶持佛教的政策,如规定了“僧人(钵阐本)参政”、“七户供养一僧”等。但无论是“佛教僧侣集团或苯教僧侣都是在以赞普为首的世俗统治集团的支配下进行活动”。[14]教权受控于君权。随着朗达玛的灭佛,吐蕃王朝开始崩溃,佛教不得不转入边远地区,在民间暗自传继。经过数百年的分裂、割据、纷争,西藏社会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确立了封建经济体制,形成了一大批新兴的割据一方的大大小小的互不统属的地方势力,没有成文经典和系统理论的古老宗教—苯教,己不能适应封建农奴主阶级的需要;再说,饱尝战争、自然灾害之苦的劳苦大众迫切渴望和平安定,这些无疑为佛教的再次复兴创造了条件。10世纪后半期,佛教通过“上路弘传”与“下路弘传”,在西藏复兴,这在西藏佛教史上称为“后弘期”。佛教改变了前弘期佛教仅仅在上层活动的局限性,深入民间为群众行医治病、祈福,加上佛教的人生无常、追求来世、众生平等、大慈大悲、和平反战等一套说教,对苦海无边、归宿渺茫的劳苦大众就显得特别有说服力,得到强烈的共鸣与同情,于是佛教在民间树立了牢固和广泛的信仰基础。在此基础上,佛教也改变了与苯教的生存关系,从对立走向相互吸收和包容,真正成为普通老百姓的信仰,实现了佛教的本土化。各地方纷纷割据互不统属的情况下,地方政权首领所推崇的教派也就得到快速发展,出现了宁玛派、噶当派、噶举派、萨迦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等大量教派。各世俗割据政权及各佛教教派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彼此吸收消融,或者在世俗割据政权身上孳生出教派力量,或者在佛教教派身上发展出世俗权力,这样,一个个割据状态下的政教合一制政权在后弘期时纷纷出现,典型的有萨迦政教合一制政权、帕竹政教合一制政权、止贡政教合一制政权、雅隆王朝政教合一制政权等等。这时的西藏政教合一制尚处于雏形阶段。到13世纪北方蒙古势力建立起包括西藏在内的全国统一政权后,结束了后弘期西藏政权纷立的割据局面,在原来萨迦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统一全藏的政教合一制政权,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开始真正确立。
  除了沿用吐蕃王朝时的法律之外,政教合一制下有元朝时期制定的《元朝的法典》、《蒙古族的法典》;明清时期制定的《十五法》、《十六法》、《十三法》、《十二法》、《真正明镜鉴》、《蒙古法律六十条》、《哲蚌寺的法律条文》、《止贡降曲林寺的法律条文》,《噶厦办事规则二十三条》、《山谷共同纲领》以及《山南地区的夏季法契约》等等,构成了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西藏法律体系。以下就《十五法》、《十六法》、《十三法》的有关规定予以简要说明。
  (一)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西藏地方政权的法律
  1.《十五法》
  根据《续藏史鉴》和《西藏王臣记》载,在萨迦政权统治时期曾融合蒙古法律和吐蕃时期的法律制定了《十五法》。《十五法》在《续藏史鉴》和《西藏王臣记》等史料中仅有条目的介绍,而没有具体的内容的引证,因而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特别关注。对《十五法》的版本问题学界有一些争议。徐晓光教授在其《藏族法制史》中援引了日本学者山口瑞风的相关研究,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绛曲坚赞建立了第悉帕摩主巴政权。此时纂修《十五法》,是在原萨迦政权整理法律制定细则的基础上进行的。《续藏史鉴》和《西藏王臣记》等史料中仅载《十五法》的几句前言和篇名,两书所记略有差异,想必是翻译问题。”其篇名有:
  《英雄猛虎律》:对强悍的人加以抑制的法律;
  《懦夫狐狸律》:对懦弱的人加以扶助的法律;
  《地方官吏律》:规定官员应尽职责方面的法律;
  《听讼是非律》;要求司法官明断是非的法律;
  《逮解法庭律》;对欺压百姓的人加以逮捕的法律;
  《重罪肉刑律》:对犯重罪的人处以肉刑的法律;
  《警告罚锾律》:对轻微的犯罪处以警告和罚款的法律;
  《使者脚钱律》:对贪污的官吏予以处罚的法律;
  《杀人命价律》:杀人赔偿命价方面的法律;
  《伤人抵罪律》:伤人要作相应赔偿的法律。
  杨世宏先生在分析了日本学者山口瑞风《松赞干布的“十六法”》一文和徐晓光教授《藏族法制史》中的相关内容,并结合自己的研究提出:“《十五法典》是自元而明,自萨迦而向帕莫竹巴政权过渡的产物。”“在现已出版的藏文版《西藏历代法规文献选编》中有两份关于《十五法典》的文献,一份名为《大司徒·绛曲坚赞时期制定的十五法典条目》……另一份是《霹雳十五法典》。”认为前一份之所以只载有条目是因为处在前期的准备阶段,只是立了个条目而已。而后者才是正式的文本,“‘霹雳’只是对《十五法典》的修饰,说明《十五法典》影响之如雷贯耳。”[15]这些讨论,由于藏族法律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再考虑到当时政权更迭的时间,以及杨世宏教授能够阅读翻译古藏文原籍,他的观点更具有可信性。此后的藏族法律都是在此《十五法典》(指《霹雳十五法典》,以下所谈《十五法》均指该法)基础上的增减,内容的变化不大。
  《十五法》的主要内容:[16]
  (1)杀人命价律。根据蒙古法典,杀人要偿命,藏区依据佛教精神,杀人偿命等于杀了两条人命,所以杀人要赔偿命价。规定了赔命价的等级,普通人的命价又分了二十七级;详细规定了命价的赔偿标准;交付命价的时限;命价以实物交付时的换算标准。
  (2)伤人流血抵罪律。规定了按受害人的等级不同血价也不同;伤口大小的认定标准、实物与钱的换算标准和比例。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3)盗窃追赔律。详细规定了盗窃者赔偿的数额,一般是8倍再加原物。但盗窃本地、外地、邻里财产以及寺院财产和佛的贡品的赔偿数额不同。
  (4)赌咒昭雪律。这是有关神裁的法。具体规定了赌咒神裁时的除外主体、赌咒的方法、发誓赌咒神裁费用的负担、赌咒神裁的适用范围、神裁作为终裁的不可反悔的保证金的缴纳等内容。
  (5)奸污罚锾律。规定对奸污别人的妻子、母亲或妹子者,剁手指或脚趾后驱逐,对奸污者分不同情况予以罚款。
  (6)离异调解律。规定了夫妻离异时分过错情况进行赔偿,男女因过错向对方赔付的金额不等。
  (7)听诉是非律。调解人要用三天时间从知情人处了解情况,然后考虑三天,弄清纠纷双方的是非。有过错方要赔偿标的的三分之二,也有赔四分之一的。
  (8)诽谤侮辱律。当众污辱人或以势欺人,或假借法律的名义实施抢劫,均视为当众污辱人,处以下跪罚酒的惩罚。
  (9)平衡度量衡。买卖双方首先要确定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公平交易,详细列举了主要交易物的交易价及金与银的换算比价。
  (10)多少清算率。买卖中的计算错误,当事人有三年的追溯期。对借贷利息、买卖中出现的计算错误,双方意见不一致时,须拿出算子当面核算。
  (11)损失平摊律。例如,某人翻山去实施抢劫,被追赶人抓住,称在双方交接被抢物资过程中又丢失了牲畜,对此有异议时,经协商同意后发誓。先由失主发誓说:“我的牲畜是在这里丢失的。”抢劫者说:“我抢到的就是这些。”相互间取得信任后,至于损失则由双方平均分摊。
  (12)半夜前后律。邻里间相互借用马、牛、驴,傍晚时还给了主人。如果该牲畜死于前半夜,损失由借用者承担;若牲畜先前有毛病,损失则由双方平均分担。
  (13)英雄猛虎律。以防止双方误会(误解、失误、错误)为前提。如双方之间曾有过大契约或大怨恨(仇),然而难以强制(硬性)决断(判定)之诸事,经交换(变更)诉讼书(争辩词)而涉及不利于一方时,此方收受一定的赎金等,先派调解人调解(或放弃原起诉,或不再坚持原起诉),使之符合贤哲之成规。
  (14)懦夫狐狸律。例如某人曾盗窃别人的财物,事后自觉惭愧,主动交还所偷财物,或者在未引起失主怀疑的初期,立即归还财物者,叫做“自首的盗贼胜过亲子”。所以只追还被盗财物或赔偿相当于被盗物本身价值的钱物外,不予追究罪责
  (15)诉讼费用律。本条对诉讼费用的承担进行了规定。包括诉讼费、润笔费、办案官员的报酬;收集证据等过程中的其他费用等,按照过错所在方而承担相应的费用。[17]
  2.《十六法》的主要内容[18]
  明朝中后期藏巴汗政权统治期间,贝色[19]在《十五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异族边区律》,并对其他条文进行统一解释,编成法律十六条。《十六法》的每一条都调整相同或同一类的法律关系,包括:
  (1)英雄猛虎律。该律条是遭受外族入侵时通过和平或武力方式制服敌人的措施规定。认为,两军对峙,上策是不战而胜。如果无济于事,“若遇两股敌人同时进攻,则进行分化瓦解,方法是给他们一些土地、房屋、城池,进行拉拢,逐步削弱敌军核心力量”,“以有效方法诱骗、羁縻之”。如果以上两策均不奏效,只能兵戎相见,此乃下策。若想战而必胜,必须有一支素质良好的军队,于是便规定了军务整治、军官委任、行军等一系列军事法律规范。
  (2)懦夫狐狸律。这是遭受强敌进攻无法取胜时,避免遭到惨败的一些军事措施。如果被俘,就要接受捆绑,听任摆布,服从处理。
  (3)地方官吏律这是地方官吏应该遵守的法律。要求各级官吏“摒弃谋私利的缺点,以公共事务为重,敬奉第司,承办法王之事;主要为佛法服务,不改变教派信仰和帽色;在五个节日月份要封山禁河”;宗本等地方官要严格制度,“除个别因战乱而流浪者之外,不许发给有关减租免税的凭照”;对拖欠债务者要按规定征收,不得随便没收财产;“对喊冤告状者,不得置之不理,而要以理服人,不得有偏向,执法者不得因亲疏而厚此薄彼”。
  (4)听讼是非律。这是听取诉讼,辨明是非曲直的法律。该律条说:处理诉讼的关键是辨别是非,认定曲直的方法视双方的地位而有所不同:“如果两造地位平等,就要当面对质;属于不同等级的不这样处理,而是采取侧面问讯等适当方法争取良好的效果”。以前,拉萨河下游的一些不法之徒,在邻里间结怨计仇,法庭上袒护亲人、报复仇人,以致自讨苦吃。从今以后,执法者审理案子要认真、谨慎,不要过早的下结论。规定“诬告者各以所告之罪反坐……如果两造都有一定理由则各承担一半责任”。
  (5)逮解法庭律。这是囚捕犯人、依法惩治的法律。本律条规定:对违反法律者,首先要捆绑解至执法机关。特别是在王前持刀打架、因饥饿行窃、不按领主旨意办事、向别人讨教坏主意、对上级顶嘴等行为不轨者,都不能逃避本法的制裁,罪行严重者更要从重处罚,罪大恶极者要处以肉刑,或根据具体情况赔偿命价等。
  (6)重罪肉刑律。这是对犯人施以挖眼、刖足等摧残人身肢体的法律。本律条规定:对于“行五无间业者”(杀父母、阿罗汉、破僧、使坏心、往佛身上洒血者),偷盗喇嘛、僧侣和领主财物者,严重损害领主声誉,制毒投毒、谋害人命,直接或间接杀人抢马,秘密武装,平民犯上者,总之,一切破坏社会治安的人都要处以肉刑,即挖眼、抽筋、割舌、投崖、溺死、屠杀等。
  (7)警告罚锾律。这是为警戒犯人再犯罪过,责罚缴纳财物赎罪的法律。律文规定:“犯法而不及施肉刑者,为杜绝再犯要给以警告”。警告的重要方式是罚款,结伙杀人、报复抢劫、蓄意干坏事等严重触犯法律者,依其罪行轻重,罚巧到80两碎银。因过失或偶然事故而致死人命、确因饥饿行窃等罪行较轻者,罚三两左右金子或等价细软;违反取舍规范者可视情节罚取一定数量的酥油等物。本律还对钱银与实物的比价作了规定,同时记述了西藏有关地方的度量衡制度。
  (8)胥吏供给律。这是藏族百姓对官家来人供应食宿支应脚力钱的法律。认为,属民支应差役是对官吏的尊敬,但官吏使者要注意自己的行为,不要扰民。还对差役的有关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凡属官派出的讨债人员,偿还债务的户头对主要人员每两天送给两条羊小腿和一条羊大腿,其侍从人员,每三天送一条羊小腿。此外要送五碗茶和酒等物;骡马等牲畜供应二升饲料”。属民要按期缴纳差税,偿还债务,“对按期缴纳者不得借口索取脚力,每拖延一天要加收五升脚价……”。同时对胥吏处理问题的原则、胥吏安全保护措施等方面也作了粗略的规定。
  (9)杀人命价律。这是责令蓄谋杀人已遂者赔偿命价的法律。规定,凡是蓄意杀人者,必须向死者家属赔偿命价,命价数依被害人的社会地位分为不同等级。各等级的命价虽然都有大致的规定,具体数额可由有关人员协商决定,其原则是双方都能接受,做到既要被害人家属满意,又要加害人赔偿得起,如果太轻则起不到应有的惩罚作用而造成不良影响,如果太重则加害人承担不起,会引起新的纠纷。此外,加害人还要给死者家属支付一定的诵经超度费、遗孤抚养费等,最后,立具、签名、盖章,结案。
  (10)伤人血价律。这是斗殴伤人者根据伤势轻重责令赔偿损失的法律。本律条规定:同等级间斗殴致伤,首先查明是哪一方先动手,分清责任,无理一方要赔偿;其次是鉴定伤势,查清是内伤还是外伤,是否流血,是否裂口露骨,再依据伤势决定血价金额,露骨越大,流血越多,血价也就越高,如果本人无理被殴打致伤,被害人只能得到3~5件的财物赔偿,不得索取血价。如果双方斗殴伤势相当,则看伤口感染情况,相应地给羊肉、酥油、酒等物。
  (11)狡诳洗心律。这是责令狡赖欺诈的诉讼双方接受神判,以此辨别是非的法律。神判的方式主要有起誓、捞油锅、烧泥汤、掷骰子、烧石子等。
  (12)盗窃追偿律。这是对盗窃他人财物者依情节轻重,视受害人等级责令偿还赃物并加倍赔偿的法律。规定:同等级平民间盗窃,罚赔7倍到8倍或8倍到9倍不等,依退赃、科罚、赔新三法。盗窃赞普财物罚赔原物之万倍,偷三宝之财物罚赔80倍。对诬告他人盗窃者,同盗窃者一样对待。对拣到财物不归还失主者,将财物隐藏他处狡诈欺骗者,以退赃和赔新等方法进行惩处。因盗窃而被打死、打伤,一般不付命价、血价。
  (13)亲属离异律。这是亲属间因纠纷相互离异时,责令理曲一方赔偿理直一方以及有关财产分割的法律。本律条沿袭传统律文,夫妻离异如理在夫方,要“虎行赔偿”即女方赔偿18钱黄金等物;若理在女方,夫方要“豹点赔偿”,即由夫方付给12钱黄金及一定的劳务费。此外女方婚前财产自主,若有子女男孩归男方抚养,女孩归女方抚养。因兄弟分家而分割财产时,先将支应差役所需要公共开支部分提留,而后由父母长辈挑选应得部分,最后在兄弟间掷骰分配。
  (14)奸淫罚锾律。这是对与他人妻女或丈夫通奸者科以罚金的法律。律条规定:与喇嘛、官人之妻通奸者处以重刑。“若与上等级的妻女通奸,则罚取三两黄金、强奸未遂罚命价的四分之一及茶叶等七件忏悔物”,“同等级之间私通则罚取二至三两黄金及以绸缎为主的五件或七件实物”,“如果女人勾引男人,则取一两罚金和以碗为主的三至五件认罪物,不取未遂命价”。“如果有妇之夫被邻里有夫之妇玷污,该女人处以茶等七件或碗等五件财物”。在客途的奸情及情节较轻的初犯者一般不予处理。
  (15)半夜前后律。这是关于农牧生产方面的法律。农牧民在生产活动中相互借用马匹、牦牛等驮畜或耕畜“如果死于借用者手中,要照价赔偿,如完好地交还过一夜后死亡,借用者无罪。若前半夜死亡,则由借用者赔偿。如死于鞍疮等原因,则依具体情况作适当赔偿”。另外,还对商业活动、田间管理等方面作了比较具体的规定
  (16)异族边区律。这是在《十五法》基础上增加的唯一一条律文,是调整藏巴汗政权与洛巴、门巴、霍尔、蒙古等民族关系方面的法律。前述,藏巴汗政权建立后面临着格鲁派势力联合蒙古部落进犯的威胁,周边环境异常紧张。增加该律的目的是介绍缘边民族情况,订立对策,做好防御。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周边地区杀人赔偿、牲畜伤人、劫获分配、狩猎规则、劫掠习俗、盗窃追偿、审判程序等方面主要规定,还与西藏本土的规范进行比较、分析。
  3.《十三法》的主要内容
  清初西藏地方政府又以《十六法》为范本,删去其中的“英雄猛虎律”、“懦夫狐狸律”、“异族边区律”三条,制定了《十三法》,并在内容上进行了补充解释。
  (1)镜面国王律(地方官吏律);(2)听诉是非律;(3)逮捕法庭律;(4)重罪肉刑律;(5)警告罚锾律;(6)使者薪给律;(7)杀人命价律;(8)伤人赔偿律;(9)骄狂洗心律;(10)盗窃追赔律;(11)亲属离异律;(12)奸污罚锾律;(13)半夜前后律。这十三条法律的内容与十六法基本一致,具体内容省略。
  4.政教合一体制下藏族法的特点
  (1)法律形式上的诸法合体性。通过对上述三部主要法律的内容的梳理,我们发现在形式上与中原地区法典一样是诸法合体的。有关杀人、伤人、盗窃等的刑事规定,有牲畜借用归还、交易买卖等方面的民事内容,还有胥吏供给、约束公职人员行为和有关食宿待遇方面的行政法内容,有诉讼、调节、神裁等方面的司法内容,还有军事与外交方面的规定。真可谓是治理国家、处理社会生活各方面关系的内容基本包含。
  (2)法律内容深受宗教影响。认为王法导源于佛法,内容与佛教戒律联系很多。体现在对违反宗教戒律的人的严惩、僧人享有不参加起誓的特权、对偷盗寺院和僧人财产的加倍严惩、对毁坏寺院财产和佛的贡品及僧人不尊行为的严惩以及相信神灵公平正义下的疑案神裁等方面。
  (3)惩罚手段偏向于经济型。体现在除了民事方面外,从人命案、盗窃案到强奸抢劫等刑事案件,都适用经济赔偿。
  (4)突出了法律保护主体的等级性。统观上述三部法律的全部内容,可以看出法律维护政教合一的上层阶级利益的属性。从命价的等级性就可以看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不同地位。如《十六法》规定,人分为上中下三等,其中上等又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三等;中等又分为中上、中中、中下三等;下等又分为下上、下中、下下三等。其中,德高望重之赞普等上上等的命价是无法赔偿的,上中是有三百以上奴仆的头领、政府宗本、寺院堪布等,他们的命价是三百至四百两,依次往下,下下是流浪汉、铁匠、屠夫等三种人,其命价是草绳一根。女人的命价是男人的一半。僧人的政治地位极高,在这种等级规定中,连小寺院的普通僧人也被列为三等九级的中中阶层,体现了政权和教权相结合以保护政治上层和宗教阶层利益的政治目标。[20]
  (5)就法律本身来说,也体现了一些特点。①立法体例上的特点。这几部法律都设置了相当于总则的部分,提出了立法的指导思想和法律原则;每一律条后都有阐释部分,言明该条所应适用行为和对这些行为予以什么处罚。这点似效仿《唐律》的疏议部分的立法体例,阐释的部分所起的作用是:解释律义;解释律条的发展、沿革、参考了哪些习惯法;表明赔偿等级的划分、赔偿数量、物与金之间的换算;说明粮食、金的度量衡标准等。这种立法体例使得法律适用更加准确和简化,有利于实现在封建专制的不平等下的法律适用的相对平等,有助于避免司法者的随意专断和肆意定刑。②立法内容上做到了与时俱进。从《十五法》时的一些原始内容的遗留、概念含混不清,到《十三法》去掉了已不适用于当时社会现实的“英雄猛虎律”、“懦夫狐狸律”、“异族边区律”,并对条文的释义部分进行明确化。体现了立法内容紧扣现实需要,立法技术日益成熟。

夫妻本是同林鸟


  (二)中央政权对政教合一体制下的藏区的治理情况
  1、元明清中央政权对藏政策
  (1)元朝时西藏进入中国统一版图,将藏区作为单独的行政大区归由宣政院管辖,凡是有关藏区的军民钱粮、官吏任免、驿站交通、司法审判事务,都由宣政院处理。据藏文文献《红史》记载:“元代西藏执行的法律实际上是元朝的法律。”在《朗氏家族史》一书中讲得更为具体,称:“从1240年蒙古军队入藏,就开始推行蒙古法度。”这说明元代对藏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管理涉藏事务,法律方面则以蒙古法影响、渗透藏族习惯法,由于蒙藏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这种渗透影响取得了实效,藏族习惯法的许多内容与蒙古成吉思汗的《大札撒》有很多相同的地方。[21]
  整个元代,元朝中央政府也不拒绝排斥西藏地方政权的立法,但设立帝师制度,实现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皇帝圣旨在藏区的下达实施,帝师是皇帝在西藏的代言人,皇帝的圣旨、政令主要通过帝师来昭示于西藏。帝师自己也具有发号施令的权力—帝师的法旨,因法旨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具有合法性,其效力仅次于皇帝圣旨。通过这种治理模式,元朝虽然未对西藏地方直接制定法律,但“实际执行的是蒙古的法律”确是事实。
  (2)明代中央政权对西藏的政策
  随着1368年明军攻克大都北京,蒙古退回漠北,元政权瓦解。明初统治者继承了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22]对藏政策主要体现在:
  ①建立军政机构,加强对西藏的治理。1369年(洪武初年)派员外郎许允德到今甘、青、康、藏各地招抚元朝土官喇嘛。在甘、青方面,元朝吐蕃宣慰使受招入贡。设河州卫,任命指挥同知,世袭。并设千户8所,百户7所、由各酋长充任千百户。继又设置西宁卫、洮州卫、岷州卫,各卫由土官与汉官参治,并定世袭。各卫所在地,大抵系毗连藏族的汉族住地。洪武七年,置西安行都指挥司于河州,下辖乌斯藏、朵甘和河州三卫,管理整个藏区。后乌斯藏卫升为乌斯藏行都指挥司,管辖西藏大部分地区;朵甘卫升为朵甘行都指挥司,管辖西康西部和青海南部一带;原设在河州的西安行都指挥司,基本上管辖元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及脱思麻宣慰司辖区。此外,在康藏各地还设有元帅府、招讨司、万户府、千户所等,各以原有土酋为首领。设置土司,管理其民其地,对朝廷承担纳马、贡赋、征兵等义务。
  ②利用宗教,多封众建。元朝是通过统治上层与藏传佛教的关系统治笼络西藏政治和宗教上层而达到治藏的目的。明朝将政治和宗教的界限区分得比较清楚,它不是扶持某一教派,而对各派都予以支持,取消了帝师,代之以法土作为最高僧职。法王与帝师相比,其享有的地位和权威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大为减弱,且法王不似帝师那样处于独尊的地位,而是几大法王并存。实现了“分其势而杀其力”的政治意图,这样一来,既分散了这些教派的权力,又使他们互相牵制,任何一个教派,都不能大权专擅,从而相对地便利了明朝对藏区的监督和控制。
  ③朝贡与赏赐。明朝除了建立机构,利用宗教,多封众建以外,利用朝贡和赏赐来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与西藏各受封首领对明朝的朝贡相对应的是明土朝对西藏地方各教派势力丰厚的赏赐,达到从经济上怀柔和安抚西藏各派势力的最终目的。
  ④茶马互市。茶马互市是明王朝为了达到“以茶马驭番”的政治目的而实施的又一项重要的治藏经济政策。明朝茶马交易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法律措施,除实现其政治目的外,客观上增进了汉藏民族间的经济联系,加强了民族之间的友好交往和汉藏两族间的团结,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实际上,明朝的对藏政策是一种柔性的政策,是一种通过广泛而密切的经济往来而实现其治理的目的。因此,甘、青、川等藏区的土司制度中,实际适用的法律是传统法律和地方习惯法,在西藏,藏巴汗政权制定了《十六法》。从此可以判断,在明代也未能实现法律上的统一。
  (3)清中央政府对藏立法
  清代藏区的立法,经过了草创、发展与完备的阶段,经历了从简到繁、从低到高、从概略到完备的过程。清初,五世达赖喇嘛主持制定的《十三法》依然是西藏的主要法律。随着清政府全国政策的成熟和国力的强大,对西藏和其他藏区的立法也逐步开始。清朝对藏立法开始于对青海的关注。“宁郡远通强虏,近逼羌戎,为河西之障。河西为河东之障,河东又为关中之障也,宁郡无重兵则河西孤,河西孤则河东虚,河东虚则势弱。所谓唇齿相依,何其要哉”![23]如此重要的战略要地,其社会的安定与否,对内地有着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以后,清朝政府认为制定法规、条例,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对于巩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罗卜藏丹津被打败以后,年羹尧于1724年(雍正二年)具奏《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及《禁约青海十二事》,这是治理青海地区最早的两个法律文件。在这两项法规中,年羹尧除建议对青海蒙古诸台吉分别赏罚而外,并对藏族地区行政制度、划界、会盟、贡市、朝觐、卫戍、移民等项事宜拟具若干规定。雍正帝对这两个规定备极推许,极尽实施。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过于简单的这两个法规已不适应于青海的现实,到雍正十一年(1733年),重议修订事宜。经广泛讨论后,制定了《西宁青海番夷成例》(或称《西宁番子治罪条例》),简称《番律》,共68条,并于次年颁布施行。
  清朝政府与西藏地方的政治联系在清军入关前就建立了,[24]但以立法治藏是到清人关以后才逐步实现的。清王朝建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对西藏事务都倾注过大量的精力,力图以法律手段对西藏内部各项制度极不健全、吏治腐败、蒙藏上层贵族利用活佛转世之机夺取宗教权力造成的混乱,对外无力抗拒强敌的状况进行控制和改善。但在乾隆朝之前,顺治朝在确认明朝治藏法律的效力基础之上着手建立具有本朝特色的法律,康熙和雍正年间对藏派出驻藏大臣强化了对藏的行政立法,对藏系统性的法律文件的产生则在乾隆十六年以后。至清朝末年,清政府针对西藏地方制定了六部单行法规。即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制定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制定的《设站定界事宜》19条;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制定的《酌议藏中各事宜》10条;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制定的《藏内善后章程》29条;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制定的《酌拟裁禁商上积弊章程》28条;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制定的《新治藏政策大纲》19条。其中最重要的是《藏内善后章程》,它是根据乾隆皇帝的授意,由大将军福康安等人会同达赖、班禅等人共同拟定并经乾隆批准,故又称《钦定西藏章程》。该《章程》主要规定了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制度;驻藏大臣职权的规定;财政货币税收的规定;西藏地方军队的组建、驻防、管理、军官的任用、升迁,兵员的粮饷等,对边界防御、对外交往进行了限制性规定。总体上来看,是针对西藏地方政府、宗教和社会中的弊病作出的系列规定,是对西藏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的一次重大改革,它的成功颁布和实施,标志着清廷对西藏治理经验的成熟,标志着清廷对治藏法律制度的完善达到一个新的层面。其中诸多制度是在长期治藏过程中经验的积累,是被认为行之有效的可操作的措施,把这些措施、规范、制度法律化,已成为清廷加强民族立法的重要基石。于是在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清廷在多次纂修《理藩院则例》稿案本的基础上,增加了“西藏通制上、下”,把调整西藏的法律规范分门别类地加以系统化,几乎把《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全部内容加以吸收,从而提高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法律效力,《钦定理藩院则例》的正式刊刻颁行标志着清朝加强民族立法的经国大典的正式诞生。这是清廷加强西藏治政法制建设的最重大成果。这些规定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还在藏区适用。
  2.中央政权依法治理政教合一下的藏区的启示
  (1)因地制宜、缘俗而治是中央政权对藏立法成功的保障。元明清时期藏区情况复杂,西藏与甘青川各地的社会发展程度、经济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8732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