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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信用证通知行的法律地位和责任
【作者】 韩天岚(一审主审法官)【作者单位】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银行法【期刊年份】 2010年
【期号】 24【页码】 90
【摘要】 【要点提示】在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信用证通知行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仍应受各国国内法律规范的调整。根据我国民事法律关系公平、合法的原则,以及通知行在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责任,通知行与受益人之间构成合约关系;通知行履行通知义务应受合理时限的约束;通知行迟延通知,应区分不同情况向受益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案号一审:(2009)沪二中民五(商)初字第37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9453    
  【案情】
  原告:上海楚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华公司)。
  被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普陀支行(以下简称中行普陀支行)。
  2007年11月,原告楚华公司与香港尊城公司签订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一份,约定原告向尊城公司销售男用夹克衫产品,以信用证方式结算,信用证通知行为被告。为履行上述买卖合同,原告随后与索易特公司签订加工定作合同一份,向索易特公司订购上述产品。
  2007年12月3日,被告收到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转来的转让信用证电文以及信用证通知书。信用证电文载明:最迟装运日2007年12月10日,信用证到期日2007年12月14日,本信用证适用UCP600的规定。同日,被告从原告账户中自行扣划200元作为信用证通知费用。由于被告系在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中山北路分理处(以下简称中山北路分理处)开户,故被告通知中山北路分理处相关人员,由其通知原告前来领取信用证。接到通知后,原告财务工作人员任鸣芳前往被告处领取信用证,并在被告自行制作的信用证签收薄上签字,但未签署收到时间。
  原告起诉称,被告于2007年12月3日就已经收到信用证,但在2007年12月底才将上述信用证通知原告,由于已超过信用证有效期,故基础买卖合同未能履行。因此原告也未从索易特公司处提取货物,导致索易特公司也对其提起另案诉讼,调解后原告向索易特公司予以赔偿。原告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构成合同关系,被告未及时履行信用证通知义务,构成违约,应承担赔偿责任。故请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履行基础买卖合同而可能获得的利润以及因与索易特公司诉讼案而支出的赔偿款和其他损失共计29.2万元。
  被告则辩称: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被告的通知行为系受开证行委托而行使。按照《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600号出版物)(以下简称UCP600)的规定,通知行是开证行的代理人,与受益人之间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2.被告在收到本案系争信用证后,已及时履行通知义务。原告对其诉称的被告于2007年12月29日通知原告的事实,并未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况且,UCP600中对于通知行通知信用证受益人的时限并未作出规定,被告作为通知行已经将信用证通知了受益人,即完成了UCP600规定的通知义务。3.根据信用证独立性原则,信用证项下的法律关系严格独立于基础交易。原告要求被告赔偿的经济损失均发生在买卖合同甚至与案外人的加工合同项下,受益人不能以基础合同交易项下的损失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综上,被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审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原、被告之间就履行信用证通知义务而言构成合同关系,被告所收取200元信用证通知费即为原告所付出的对价。根据我国民事法律关系公平、合法的原则,以及通知行在信用证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和责任,原告依法享有及时、准确收到信用证通知的权利,被告则负有在合理期限内通过正确的方式将信用证通知到受益人的义务。二、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被告是否及时履行了信用证通知义务各执一词,对此,法院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分析认为,被告提供的信用证登记薄初步证明被告已履行信用证通知义务,且根据信用证登记薄记载的其他信用证签收情况来看,被告履行信用证通知义务一般均较为及时,因此法院最终认定被告在本案中已及时履行信用证通知义务。三、根据国际贸易惯例,进出口双方在信用证开立前后应就信用证条款存在一定的沟通,以便于出口方及时安排货物装运等事宜。本案中,原告事先已从案外人处得知信用证已经开立,但之后原告并未为积极履行国际货物买卖合同而作任何准备和安排,事实上原告根本无法按照信用证约定的装运期将货物装船出运,因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其诉称的经济损失与被告是否及时履行信用证通知义务之间并不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首例信用证通知行和受益人之间因信用证通知义务的履行而产生的纠纷案件。笔者认为,本案的发生引发了我们对以下几方面问题的思考:一、通知行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如何?二、通知行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怎样判定?三、通知行迟延通知应向受益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
  一、通知行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通知行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侵权抑或合约?信用证是国际贸易支付发展的产物,信用证法律专家将它定义为一种付款的安排。{1}信用证中各方当事人都具有独特的法律地位和作用。在信用证法律关系中,关于通知行的地位,可以明确的是,通知行是开证行指定的银行,向受益人履行通知信用证的义务,但通知行与受益人之间就履行信用证通知义务究竟构成何种法律关系,却始终未能得到国际商会以及学者们的正面解答。国际商会在制定UCP时,更多的倾向于规范银行之间的操作和职责,而较少的阐述各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银行业形成的统一规范、习惯做法等,也没有对通知行和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明确。笔者认为,通知行和受益人之间的法律行为也是民事法律行为的一种,因此,当上述信用证所通用的国际惯例法没有予以规制的情况下,就意味着将它交由各国国内的民事法律规范予以处理。
  在我国民事法律规范中,民事法律行为区分为侵权行为和合同行为。在受益人因通知义务的履行而起诉通知行后,通知行与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应受何种法律规范的规制,实践中较为困惑。以笔者来看,通知行和受益人之间产生诉讼后,就履行通知义务而言,应更倾向于认定是合约关系而并非侵权关系。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或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信用证中约定了通知行,虽然该通知行的指定系由开证行作出,但一旦通知行接受了该指定,就应履行UCP中规定的通知义务,通知行以自己的名义向受益人发出通知,通知义务履行的相对方是受益人,因此,通知行和受益人之间另行设立了信用证通知的权利义务关系。而通知行收到开证行转来的信用证电文后,即会从受益人账户中扣划通知费用,笔者认为,该费用即为受益人向通知行因履行通知义务而支付的对价。双方设定民事权利义务以及支付、收取对价的行为,均符合合同的性质。
  有学者提出,通知行是开证行的代理行,通知行是接受开证行的委托而履行通知义务,与受益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2}笔者并不否认通知行和开证行存在某种委托关系,但通知行接受开证行的委托系实践的需要,因为双方往往是在不同国家有业务关联的不同银行,只有这样双方的信用证传递才能顺利进行,而受益人是无法直接指定通知行的,因此这种委托更准确的应该说是指定。而接受开证行所谓的委托后,通知行都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履行通知业务,直接向受益人收取费用。对于指定的通知行,受益人也都予以接受,从这个角度看属于双方也达成了关于履行通知义务的合意,因此这种委托并不完全属于我国合同法当中的委托代理关系。
  如果按照我国合同法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看待开证行、通知行、受益人之间的关系,因通知义务的履行而发生的争议,受益人不能直接起诉通知行,而是要起诉开证行,通知行因履行通知义务瑕疵而导致的责任,均应由开证行来承担。而此观点与司法实践有相悖之处,司法实践中,受益人直接起诉通知行的案例已有发生,如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福欣达(天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诉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天津分行(以下简称里昂天津分行)信用证纠纷案,受益人福欣达公司就以通知行里昂天津分行错误通知信用证信息为由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在该案中里昂天津分行也同样以与福欣达公司没有直接合同关系为由认为福欣达公司无权对其提起诉讼,也不应由其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对里昂天津分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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