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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空判”现状与破解路径
【作者】 何刚王建荣曾昌斌【作者单位】 江西省抚州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案件;空判;责任主体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3)-12(下)-0023-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24
【页码】 23
【摘要】

当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空判”现象严重,影响了社会关系的有效修复。犯罪四元责任主体的提出,为解决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空判”问题提供了充足的理论支撑和依据。通过强化刑事财产保全制度、合理运用刑事和解、实现罪犯赔偿的动态持续化、量化刑事案件相关人员责任、创新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加强检察监督,是破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空判”问题的有效方法。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9608    
  
  一起犯罪案件的发生,其触发原因是多方面且复杂的,但不管从犯罪预防、生成、到追究,再到秩序的恢复,无不有相应的主体在其中单独或共同起作用。犯罪的现实存在,意味着需要有责任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这些主体归结起来,无外乎四个方面:罪犯、国家、社会和被侵害者,是为“犯罪四元责任主体”。犯罪四元责任主体对犯罪的作用本身是一个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的整体,这决定了在此理论下开展的解决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空判”探索应该遵循时间延续性、关联性和全面性原则。具体而言,进一步强化刑事财产保全制度、合理运用“赔偿刑罚”下的刑事和解、实现罪犯赔偿的动态持续化、量化刑事案件相关人员责任以及创新刑事被害人社会保障制度、加强检察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空判”的法律监督等,均是围绕犯罪四元责任主体理论所展开的有益探索和尝试。
  一、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空判”之现状
  目前,我国正面临自1983年以来的第四个犯罪高峰,被害人群体日趋庞大。[1]据统计,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的刑事立案数均在400万件以上,而刑事被害人及其亲属获得民事赔偿的比例不足10%,每年约有300万被害人及其亲属得不到任何赔偿,其中有2万被害人家庭因为得不到被告人的赔偿而身陷绝境,被比喻为“黑暗中独自哭泣的人。”[2]常来说,权利的救济主要通过公力救济、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三个方面实现。
  公力救济之于被害人附带民事赔偿方面,主要是通过法院判决并执行附带民事赔偿来实现。这种情况因为加害人缺乏赔偿能力,注定大量的附带民事赔偿无法执行到位。如果要体现出私力救济的参与,唯有刑事附带民事和解制度,但受制于被告人的赔偿能力,该种救济的实现往往并不通畅。
  社会救济方面,近年来,各地逐步开展了刑事被害人社会救助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目前我国刑事被害人救济尚未被纳入社会救济的常规范畴,与扶贫、助学、助残等救济不同,社会救济在帮助刑事被害人方面只有个案的实践,并未形成系统化模式。而且存在救助面比较窄、救助金额普遍偏低、救助资金来源困难、救助程序失范等问题。
  从权利救济角度综合考察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问题,可以概括为“私立救济无门、公力救济无力、社会救济无序”。
  二、犯罪四元责任论的提出
  就犯罪形成的归责问题,主要可以体现在四个方面,即犯罪人自身责任、国家责任、社会责任和被害人责任,这四者通过不同形式在“犯罪化学反应”中起作用,依照过错与责任原理,对犯罪行为,其责任理应由上述四者来分担。聊五分钱的天吗
  (一)罪犯的责任表现
  毫无疑问,对于一起犯罪的发生,最直接的责任承担主体显然是实施犯罪者本人。关于个人原因与犯罪,从个体自身而言,主要取决于主观控制能力的把握,而影响主观控制能力的因素,包含个人性格、所持有的观念、对事物的态度等。随着刑事司法的发展,尤其是恢复性司法理念的提出,罪犯刑事责任的承担在保持基本形式即接受刑罚的基础上,有了不断地拓展和延伸,社区矫正制度和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二)国家的责任表现
  根据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理论,国家的权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民的让渡。基于契约的对等原则,国家作为权利的受让渡者,向市民征收了税收,即有义务向市民提供服务和保障市民的各项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事实上,自从刑事惩罚的权力归于国家之始,国家即通过预防和惩处犯罪来履行其责任,如成立警察、法院、监狱等对犯罪进行威慑和打击的暴力机关。然而,长久以来,国家在打击犯罪实施者这一方面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和投入,而在对刑事被害人保护方面却一直缺乏应有关注。直至1957年,被称为犯罪补偿制度之母的英国社会活动家、大法官玛格丽·弗瑞发表了《为了被害人的正义》的论文,刑事被害人保护问题才开始逐步引起人们的关注,[3]并迅速为西方主要国家立法所接受。就我国目前的实际状况而言,国家在犯罪的责任承担上仍然主要停留在对罪犯采取刑罚措施这一层面,而对于被害人的保护方面责任承担远远不足。
  (三)社会的责任表现
  社会系统层次设计是不同人们之间的互动,通俗地说,是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4]社会包含分配和整合两个方面,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社会首先分配的是资源,在一个互动社会中,由于分配主体存在两个以上,而社会本身存在物质匮乏性和组织压力难题,分配容易产生不均,从而这种社会互动具有一种天然的对抗性,犯罪可能因此产生。其实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避免犯罪,但一个社会环境的状况却可以极大地影响犯罪的发生。例如一个友爱、关怀、和谐的社会环境,会给置身于其中的社会个体提供一种安全和幸福感,这个社会群体中的个体实施犯罪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反之,社会个体受到周围人的歧视、打压和排挤,势必产生心理抵触情绪,甚至造就仇恨和报复心理,进而容易诱发犯罪。如果通过对犯罪个案进行分析,不难发现犯罪的发生几乎都离不开社会因素的烙印。
  (四)被害人的责任表现
  刑事案件中的被害人过错,是对被害人基于主观上的故意或过失,所实施的侵害犯罪行为人的相关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从而诱发犯罪人的犯罪意识、激化犯罪人犯罪行为的否定性评价。[5]“报应与预防是量刑的一般原则,量刑的报应根据既包括主观恶性又包括客观危害”。[6]依据过错与责任相当原则,被害人的行为在犯罪发生过程中起到相应的作用,理应在相应范围内减轻对罪犯的惩处,将一定的犯罪不良后果转移至被害人,这在各国的刑法体系中均有体现。可以说,被害人自身过错责任的承担,体现出一种“自食其果”的朴素观。被害人过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社会的过错如被害人因危害一方而遭打抱不平者侵害、对加害人的过错如恶意挑衅加害人以及对侵害人亲属进行侵犯而被报复。
  三、破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空判”的路径
  在犯罪四元责任理论下,各方责任主体之责任承担,应该是一个动态、互补、全面的模式。因此,不管是在完善现有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机制还是在创设相关制度上,都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尝试,而应该紧扣四元责任主体之间的机理而展开,并在横向和纵向上实现四元责任主体间的衔接。
  (一)扩展和延伸刑事财产保全机制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或者人民检察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这意味着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从立案侦查起,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保全措施。但是,将财产保全的权力仅仅赋予法院的规定面临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没有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和特长,不符合司法效率的要求。从某种角度说,拥有侦查权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财产保全方面较法院而言具有技术优势,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案件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自行启动产保全措施,无疑可以节约司法资源。况且作为一种临时性措施的财产保全,并不涉及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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