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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探析
【英文标题】 Analysis On The Legal Supervision&Equality Of The Prosecution And The Defense
【作者】 傅宽芝【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分类】 检察院【中文关键词】 法律监督;控辩平等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2
【页码】 86
【摘要】

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人民法院审判活动是否不折不扣地依法实施本阶段关于控辩平等的规范,却是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法律监督的重要内容。因此,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是控辩平等理念规范得到实施的重要保障。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控辩平等规范和保障存在不足,特别是关于人民检察院对此类规范实施法律监督的操作程序的规定十分欠缺,同时办案人员对于控辩平等在刑事诉讼中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存在不足,尽快完善刑事诉讼法和进一步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已成当务之急。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495    
  一、法律监督与控辩平等的含义
  在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由此,人民检察院成为维护国家法律统一实施的专门机关,依法实施法律监督是基本职责和职能。根据现行法律的有关规定,法律监督发挥作用的特点,是通过法定方式督促实施违法行为的法定主体自行纠正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既包括刑事诉讼活动、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也包括特定国家机关的非诉讼活动。
  本文所说的法律监督,专指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所进行的监督。这项法律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定职责之一,是对刑事诉讼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检察院履行宪法赋予的基本职责的必要途径。具体地说,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对人民法院执行刑事程序法(刑事诉讼法)的全过程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而且也包括对人民法院适用刑事实体法(刑法)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而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执行刑事诉讼法的全过程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案件的受理、审查、审判和作出判决或者裁定的各个审判阶段执行该法的有关诉讼原则、诉讼制度的规定是否合法的监督,也包括对其运行每一审判环节的诉讼程序是否符合该法有关规定的监督。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适用刑法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范围,不仅包括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是否有罪、犯有何种罪名的犯罪作出的判决或者裁定是否符合刑法的有关规定,而且也包括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是否予以处罚和处以何种刑罚是否符合刑法的有关规定。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的方式,依法根据情况的不同而不同,可采取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提出检察意见、建议或者抗诉督促违法机关纠正违法行为等。虽然不论哪一种监督方式对于违法机关纠正违法行为均不具有强制力,督促纠正违法行为的力度有所不同,但这对于及时提醒、促进人民法院严格执法,提高司法公正和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控辩的认识,笔者认为,两者各自有特定的含义。严格意义上说,刑事诉讼中所说的控和辩,控是指控告犯罪的主体所进行的控告,辨是指被控告主体针对控告所进行的反驳和辩解,这包括被告主体自行辩解和其辩护人所进行的辩护。这涉及刑事审判阶段控辩双方各自主体范围、公权和私权的配置、行使的程序以及相应的法律保障。据此,这里的“控”,指控告主体将认为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主体提交管辖法院并请求对其进行审判和依法定罪、处以刑罚的活动。在世界范围内,对于公诉案件而言,不同国家控告主体不尽相同。有些国家法定控告主体是检察官,而我国是人民检察院,各自均拥有国家赋予的控告权,即公诉权。这种控告权,是国家权力,具有强制力,行使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由国家给予充分的保障。通常,公诉案件是比较严重的犯罪,危害的不只是被害人的个人利益,更多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被害人依靠自身能力难以追诉成功的案件。因此,对于公诉案件的控告,由国家设置的专门机关,即检察机关承担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被害人是这类犯罪的直接受害人,因此,在有的国家,被害人在法定条件下,拥有直接向法院控告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行使程序上的法律保障。
  这里的“辩”,指被控告主体在被提起公诉后,为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所进行的反驳和辩解。辩护的主体,不仅指被告人,也包括被告人自行依法聘请的律师或者委托的其他法定辩护人,还包括法院依法为其指定的辩护律师。
  关于控辩平等应有之意,笔者认为,应当指在刑事审判立法和司法中,为被控告方提供维护合法权益所需的机会和保障,与为控告方提供维护国家、社会和被害人合法利益所需的机会和保障,应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这包括为控方配置控告犯罪和予以证明的权力,以及为这些权力得到充分行使所需要的机会、场合、途径、条件、时间和提供相应的可操作的具体程序保障的力度,与为辩方配置的针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进行陈述、反驳、证明无罪或者罪轻的辩解权利以及这些权利得到充分行使所需要的机会、场合、途径、条件、时间和提供相应的可操作的程序保障的力度相比,两者不相上下。与此同时,对于处于弱势的辩方,更要注意弥补控辩先天的失衡,保障审判公平公正,即以程序公正达到最大限度的实体公正的实现,而不是指控告方拥有的公权、保障与辩方拥有的私权、保障,在数量和措施上完全相同。
  控辩两者的地位,在刑事审判阶段的平等,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两者的差距,只能是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司法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缩小。即便在西方法治发达的国家,刑事诉讼中作为控告主体的检察官与被告人同是诉讼当事人,他们的诉讼地位在法律上被认为是平等的,但由于检察官控告犯罪是代表国家,行使控告权所具有的强制力和保障是任何被告人所不可能具有的。控辩两者的这种差别,决定两者不平等是绝对的。正是基于此,在《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完善和执行中,应当并需要切实地贯彻控辩平等的理念,为辩方配置充分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诉讼权利,并且要最大限度保障这些权利的行使。
  从控辩的内在本质上看,可以说两者是对立的,但它们却是一对能够解决的矛盾。不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刑事司法实践看,对于公诉案件而言,由于控告主体的权力、保障和辩护主体的权利、保障存在天然的失衡,如果对这种公权、私权的配置和保障,以平等理念为统帅、原则进行适时调整,在审判阶段导致的弊端必定会不断减少,即使不能达到完美的理想境地,也能够在防止司法不公的最后防线上提高保障审判公正的系数。笔者认为,控辩平等的刑事诉讼主张、理念的提出,根本缘由在于刑事诉讼中辩方先天处于弱势。因此,控辩平等的理念符合人权保障的要求。从人类社会、法制纵横发展变化史看,可以说,控辩平等的刑事诉讼主张,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微观上,是实现刑事审判公平公正的需要;宏观上,是实现刑事司法公平公正的客观要求,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在我国,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控辩平等”规定为诉讼原则或者诉讼制度,但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审判阶段公权和私权的配置和保障的许多规定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控辩平等”的立法理念。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保障力度不断得到强化,刑事审判公正水平也不断提高。就现行《刑事诉讼法卡在了奇怪的地方》规定看,该法关于控辩权力、权利及保障,虽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差距,但基本上是对等的。例如,公诉案件第一审采普通审判程序审理,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判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支持公诉、宣读起诉书后,被告方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证人作证后,当事人、辩护人和公诉人经审判长许可,同样可以对证人、鉴定人发问;辩护人和公诉人同样可以向法庭出示物证,让当事人辨认;对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对于证言、鉴定结论、勘验笔录的意见,审判人员都应当听取;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定当事人和辩护人也有权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出庭、调取新的物证、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对于证据和案件情况,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都可以发表意见并且可以互相辩论。辩论终结,被告人有权最后陈述等。又如,以简易程序审判公诉案件,虽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但被告人可以就起诉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和辩护。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的,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同公诉人相互辩论。再如,对于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人民检察院认为有错误可以依法抗诉,被告人和他的法定代理人不服,可以上诉,被告人还可以委托辩护人为其提出上诉等。
  与此同时,我们不能不看到,刑事诉讼法在体现控辩平等的理念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特别是对辩方权利和行使保障还缺乏应有的力度,急需补救。例如,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直到案件被提起公诉,还难以获知指控犯罪事实和指控证据的具体情况。又如,依照《刑事诉讼法》第174条第1项规定,对于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认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只要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审判,人民法院就可以采用这种程序进行第一审,而不必征求被告人的意见。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法庭,而被告人却不能缺席。在法庭上,虽然被告人对于人民检察院指控的犯罪可以陈述、辩护和作最后陈述,但法庭审理不受普通审判程序必须履行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鉴定人、出示证据、法庭辩论程序规定的限制。这样,辩方在普通审判程序中享有的其他诉讼权利就无法行使。这种情况,实际上使得人民检察院公诉权与人民法院审判权集于人民法院一身。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辩方的一些诉讼权利被剥夺了。这类情况明显地反映出控辩不平等。再如,第二审程序中,人民法院对于辩方依法上诉而人民检察院不抗诉的案件,只要合议庭经过阅卷、讯问被告人、听取其他当事人、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认为事实清楚的,不论辩方是否同意,依法可以决定不开庭审理。这样,第二审变成了书面审,辩方的许多重要诉讼权利因此无法行使。人民法院对这类案件书面审理的结果,虽然不会给被告人加重刑罚,但往往是维持原判,显然不利于辩方维护合法权益。但是,人民法院对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由此可见,人民法院第二审是否开庭审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检察院是否抗诉。这种审判程序适用上的不平等,容易导致实体的不公正。被告人在受到审判之前,他的行动自由往往已经受到一定的限制,因而,即使被起诉后其辩护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指控犯罪事实材料、会见被告人,但辩护的力度将由于时间、手段等方面在此前受到的制约而受到影响。如果辩方再失去在法庭上同控方进行辩论等机会,合法权益就更难以得到维护。立法上和司法中的这种状况,无疑需要在今后对《刑事诉讼法》的完善中和司法人员的执法中得到切实弥补。
  从总体上看,笔者认为刑事审判的立法和司法,重视、强化辩方诉讼权利及其行使的保障非常重要,主要缘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弥补控辩主体诉讼地位先天不平等的客观需要。
  如上所述,在我国,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案件的控告主体是检察机关。虽然检察机关的控告职权由检察官行使,但检察官不是诉讼当事人。因此,控辩双方在权力与权利的属性、特点和行使保障上存在的上述差别,再加上这一特点,与当事人主义的国家相比,双方诉讼地位存在的差距更大些。这在客观上使得被告方维护合法权益的能力处于弱势地位更加明显。因此,在立法和司法中,需要尽快弥补这种失衡,否则,将会继续影响刑事审判公平公正。
  第二,这是人民法院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刑法,提高审判效率和实现人权保障的需要。
  在刑事诉讼的全过程中,审判阶段是刑法能否得到正确适用的关键环节。人民法院要想做到正确、及时地适用刑法,无疑首先必须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要做到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只能或者说主要是在通过法庭审判对人民检察院指控犯罪事实、证据进行审查和核实之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是司法实践反复证明的真理。控告只是反映事物的一个方面。因此,法庭还应当知晓并查明事情的另一面,这同样需要一视同仁地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指控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的意见,保证他们有充分的时间、条件进行口头或者书面的陈述、举证、反驳和辩解。必须看到,犯罪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往往是已经发生的事,而审判人员查明真相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因此,即使案件事实和证据经过立案、侦查和审查起诉三个诉讼阶段的多次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的核查,仍然难以确保控告的犯罪事实和证据都是绝对真实可靠的。由于被告人最清楚自己是否实施了控告的犯罪,所以,审判人员只有充分听取和查证核实控辩双方提供的事实和证据,才可能明瞭案件事实真相,才可能对于控告事实是否是犯罪、犯罪是否是被告人所为、被告人实施了何种罪名的犯罪、应否处以刑罚和应当处以何种刑罚等问题作出正确判断,从而才有可能正确适用刑法。相反,如果控辩不平等,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没有充分的维护合法权益的诉讼权利和行使权利的保障,法庭只听信控告方的指控,或者限制被告方辩护权的充分行使,法庭就难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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