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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法律学说知识论基础比较
【英文标题】 Reasonableness & System Comparison Between Plato's And Aristotle's Political & Legal Philosophy
【作者】 丁利 刘远生【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比较法
【中文关键词】 自利行为;知识分布;有限理性;制度安排;集中决策;个人选择
【英文关键词】 self—benefit;limited reason;system;autocratic policy;personal choice
【文章编码】 1001—2397(1999)04—0130—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4
【页码】 130
【摘要】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制度追求之不同,源于各自的实证理论差异。基于对社会中人们的自利行为、知识分布和理性程度的不同判断以及判断上的强弱区别,他们理想的社会决策方式分别是哲学王式的集中控制和法治下的个人选择。

【英文摘要】

The differences in Plato’s pursuit of the system and Aristotle’s pursuit derives from their different positive theories.Different judgement on the knowledge and reasonableness,the strength in their judgement and their ideal social policies is king’s autocracy and personal choice under rule of law respectivel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117    
  一、理论的逻辑结构
  如果我们接受哈耶克及索维尔的说法,有“建构主义的理性主义”和“经验理性主义”两种不同的传统,那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分歧可以认为预示着后来两大传统之间的分野。前者包含笛卡尔、莱布尼兹、卢梭、黑格尔、马克思主义者、边泌、穆勒,以及二十世纪著名经济学家如兰格、勒纳、萨缪尔森、阿罗和伦理学家罗尔斯等人;后者包含斯密、休谟、洛克、柏克、托克维尔、米塞斯、哈耶克、布坎南等。
  笔者不甚在意这种形式上的划分,因为其中许多人的观点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很难以一个简单的标签统而概之。此处参考赫维茨等人开创的机制设计理论,提出一个关于制度选择的简单模式。根据此模式,柏亚以降人等的区别主要是不同理论前提和前提命题的强弱之间的区别。为使我们在讨论问题时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我们认为任何社会理论都包括如下内容:关于世界如何存在的实证理论,关于世界应该如何存在的规范理论,以及在二者基础之上的操作性结论。我们认为许多价值判断的争论可以作如下两种处理:其一,争论是“应该A或应该非A”的基本规范的判断;其二,如果区分基本规范与次级规范,争论可还原为实现基本价值规范的方法或策略选择,而这种选择在一定的知识论前提下是可以作出判断的。因此,原则上我们可以假设在基本规范问题上是不存在分歧的,否则就无法讨论问题(至少本文是这样处理的)。或者说,如果有价值判断分歧的话,我们总可以认为这是关于次级规范问题或操作问题的;我们总能把问题还原为:我们有共同的关于规范问题的前提,差异只是由于实证理论的分歧造成的,即只有我们在关于世界如何存在的知识上的差异才使我们在现实社会的制度选择问题上形成不同的看法。
  至于基本价值规范,我们可以采用帕累托最优(即不存在另外一种可行的社会状态,使得至少一个人的处境得到改善,而其他人没有受到损害)标准,结合其他直觉上可接受而不冲突的标准。甚至,我们还可以接受公平或平等规范(资源分配对每个人是相同的或每个人都不会嫉妒其他人),罗尔斯的最大最小原则(即社会应在所有可行社会状态中选择使最糟糕的个人处境最好的)等不同前提。阿罗等人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就是主要用来处理这些问题的。须说明的是,有些时候我们未必能够罗列出所有基本价值规范,但可以乐观地认为,这并不妨碍我们得出必要性的结论(当然充分性和构造性不能满足)。
  所以,我们所考虑的问题可转化为:在一个客观观察者(制度设计者)看来,人们在社会中是如何行为的?在已知这些知识的情况下,为了实现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选择?这也正是机制设计理论考虑问题的方式。它把社会选择理论和博弈论连接在一起。它假设,社会中的人是按照博弈论所描述的方式行事的,即人们是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者,他们总是在技术、知识和信息约束范围内作出均衡的策略选择,即在其他人不改变策略的前提下,每个人的策略都是最能实现他的个人利益的。而社会选择理论则根据基本价值规范确定了一个社会目标集合,那么,所谓机制设计就是提供一个制度框架,使得人们在这个制度框架下博弈的均衡策略选择结果是在社会目标集合里的,也就是说,社会目标是可执行的。我们如此处理可以从萨拜因教授处得到佐证。“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同柏拉图竖立一个道德目的作为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
  但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存在一个根本分歧:亚里士多德所指的理想国家实际上是柏拉图的第二等最好的国家。……他的理想始终是法律统治而绝非专制统治,……即在任何好的国家里,最高统治者必须是法律而不是任何个人,且不论此人是谁。”(萨拜因,P124—5)从统一的观点看,哲学王式统治与法律的统治所探讨的实质,是一个社会如何组织协调起来,尤其重要的是决策权的制度安排问题。我们特别关注的是,由于人类社会法律建议的分工和专业化,使得知识和信息的分布是不均匀、不对称的、分散的。那么,人类社会是如何协调这些具有不同知识的人而自我组织起来的呢?毫无疑问,柏拉图也部分地发现并提出了这一人类社会古老而重要的问题。萨拜因指出:“柏拉图的理论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或两个主要命题:政治应当是一门依靠准确知识的技术;第二,社会是那些有能力彼此补充的人为了满足相互的需要而生的。”(萨释因《政治学说史》上P68)。柏拉图对此的回答,部分地击中了问题要害,那就是:需要协调性的知识(或规则)及其执行者。
  二、知识分布和制度安排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哲学王统治和法律的统治两者都是非构造性的概念。所谓法律的统治,并非是有这样一个作为实体的法律在决策。亚氏的用意当在于强调,法律作为一种对个人决策作出限制的制度,应该是可执行的。而法律也是通过个人来执行的。我们可以把它们分别看作是一束概念的典型。结合柏拉图的哲学王观点,我们认为存在两类决策:一是与个人物品的生产交易消费有关的个人选择:二是与政府或计划者有关的集中决策,其中包括对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制度的供给。社会现实就是这两类决策作用于环境的结果。我们把所有制度的集合看作完全的集中决策和完全的个人决策两个极限所确定的区间,那么我们首先需要关注的是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的界限的划分。尤其是,对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可以作强弱两种理解:强意义上的哲学王统治可以理解为通过一个中央政府或计划者的集中决策来完全代替个人决策;弱意义上的哲学王统治可以理解为政府提供包括法律在内的公共物品和作为个人选择的必要的补充的集中决策,这实际上与亚氏的法治没有太大区别。法律的治理可以认为是介于完全集中的中央控制和完全分散的无政府主义两个极端的中间状态(我们把惯例和习惯也看作某种与法律相协调的规则)。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两个不同的假设。其一,柏拉图是某种意义上的性善论者(至少他对哲学王是隐含着这样一个假设的),而亚里士多德则是性恶论者。“《政治学》的开篇显然写下了柏拉图的一句名言:人在达到完善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它就是最恶劣的动物。”(《政治学》1,2;1253A31以次,并参阅《法律篇》847E)(萨拜因,P127)。这两种行为模式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前者是利他主义的,后者是利己主义的。其二,柏拉图的理念论使他相信“……对一切个人和国家来说,都可能有某种客观存在的美好的生活,这样一种美好的生活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可以通过有条不紊的合乎理性的方法加以阐明,因而可以运用聪明才智去加以探讨。”(萨拜因,P61)“正确的哲学使我们处于高瞻远瞩的地位,能够在一切情况下辩别出对社会和对个人都是公正的事物”。而亚里士多德相信“通过经验的积累而有逐渐增长起来的智慧,而且这种不断积累的社会才智能体现为法律和惯例。”二者的区别在于,柏拉图赋予人类(至少是哲学王)以完备理性,而亚里士多德则相信不存在一个完美世界,即有限理性才是社会的本质特征,并且他认为个人之间的理性差别不足以大到一个人可以代替另一个人做所有判断的地步(萨拜因,P128)。
  从信息和激励的角度,我们分两步来考虑这个问题。第一,在不考虑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是否是自利个人的情况下,仅仅从知识分布和信息传递的角度应该如何配置集体决策与个人决策(哈耶克对中央集权控制的计划经济的批评也是这样进行的),可以表明强意义上的柏拉图方案是行不通的;第二,在考虑法律制度在设计者和执行者是自利个人的情况下(布坎南开创的公共选择理论把洛克、孟德斯鸠、阿克顿勋爵等人的“自利政府”的观点作为一个基本前提),我们还可以作为研究者,从元理论的角度看,有一个什么样的更基本的制度可以处理,即如何设计一个规则(博弈框架)激励并约束之,使得最终的社会状态合乎基本价值规范。
  在分析第一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有可能因为下文的论述而被误解的一种看法,即无政府主义的完全个人决策观。政府的重要性在法庭、国防、基础研究、交通等公共物品问题上是毫无异议的(至于其中的寻租行为等课题只是表明问题的复杂),对再分配、防止垄断和外部性、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等职能虽然争议很大,却也很难完全否定(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发展中的知识与技术水平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裁判者)。但不管怎样,一个健全社会需要作为协调性知识的集中决策。并且这些协调性的知识,正如柏拉图所强调的,不等同于特殊的、个人化的知识。但是,柏拉图在“人治”和“法治”中的选择所依据的前提比这还要强。他认为,这些知识不仅完全与特殊知识无关,并且能够被一小部分人垄断。他的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完备地掌握这些知识,能够恰当地运用这些知识治理国家。
  最强形式的“哲学王统治”隐含的前提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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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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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柏拉图.理想国(M).商务印书馆.1957.

{17}萨拜因.政治学说史(M).德拉登出版社.商务印书馆.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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