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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生态法学”基本概念的悖论和法学回归
【副标题】 与刘文燕、刘滨同志商榷
【英文标题】 Fundamental Nonsense in Concept of“ecological Law”
【作者】 杜群【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环境保护法
【中文关键词】 生态法;生态法学;生态利益;环境法;生态技术规范
【英文关键词】 ecological law;ecological interests;environmental laws;specification norms
【文章编码】 1001—2397(1999)04—0051—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1999年【期号】 4
【页码】 51
【摘要】

《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一文,提出了生态法、生态法学的概念,但该文在正确地将生态伦理的生态利益观和生态权利义务观作为“生态法学”的立论基础的同时,又错误地把生态法学立论的基本概念简单地推广到了“生态法学”的实证领域,并错误地将“生态法”的法律关系主体从人类扩大至一切生命体。因此,本文主张“生态法学”应当回归于传统法和环境法的基本概念和范畴。

【英文摘要】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points out several problems in the article“Ecological Law”published earlier by the magazing with an intent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as well as of the scope the ecological law is to regulat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3103    
  《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刊登了刘文燕、刘滨同志的《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一文。该文主张,“为了促进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完成人类在调控生态关系中所负的责任,必须对生态价值观和生态社会调控机制进行一场根本的变革。这场变革表现在法律领域,有必要促进生态规范和法律规范的结合,建立生态法学体系”{1}。为此,该文提出了生态法、生态法学的概念,并就生态法学的出发点、基本构想和实践意义进行了阐述。
  《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提出的“生态法”与我国法学界惯称的“环境法”或“环境保护法”显然是不同的,甚至,它与整个传统法学都有着“显著区别”,最为关键的区别是,生态法学“改变了法律关系主体的地位和范围。以往法学只承认具有社会属性的自然人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生态法学则将一切生命体作为法律关系的主体”{2},这样,生态法学的“法律关系主体的范围由以往的自然人、法人和国家扩展到一切生命体、法人和国家”{3},生态法学的法律关系成为既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人地关系。《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就是在这样一个生态法学基本概念的基础上对生态法学的其他问题进行认知和论证的。
  笔者认为,《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提出的这个“生态法”、“生态法学”的基本概念与法学基本理论存在诸多悖论,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一、生态伦理的生态利益观和生态权利义务观
  ———仅仅是“生态法学”立论的基础
  《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在“生态法学的出发点”中把生态利益观和生态权利义务观作为“生态法学”基本结构的基石,主张非人类的一切生命体都存在生态利益和生态权利义务,并以此为出发点认为人类社会法的法律关系主体应当扩展到一切生命体。我们认为,生态利益观和生态权利义务观是西方现代生态伦理的新思想,其诚然且已然是现代生态法、环境法重要的法哲学依据之一。但是,生态利益观和生态权利义务观只能是一种自然观,不能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也就是它作为一种生态伦理思想或法哲学思想,只是———仅仅是“生态法”立论的基础,而不能成为“生态法”本身。
  目前,反映生态利益观和生态权利义务的生态伦理学说,代表性的有敬畏生命说、土地伦理观和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等,这些学说的中心议题都是关注生命体的权利、自然的权利、动物的权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敬畏生命说的倡导者是法国的伦理道德思想家、1954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史怀泽博士。史怀泽认为{4},伦理本质应当是敬畏生命,人的意识的根本状态就是要求生存于生命之中;对于有思想的人,可以体验到必须象敬畏自己的生命一样敬畏所有生命,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的价值,从而使自己的生命价值得到升华。史怀泽认为,敬畏生命的伦理促使任何人关怀他周围的所有人和生物的命运,同时要求人们把生命的一部分奉献出来。史怀泽是首位将伦理概念和伦理权利扩大到所有生物的哲学家,他的伦理思想为形成保护生物的伦理意识和环境法律意识有着极大的启迪意义。
  土地伦理观的倡导者是美国人称为“生态伦理学之父”的A.利奥波德。他的土地伦理理论是从生态学角度出发得出的关于人类和自然关系的学说。利奥波德认为{5},人是一个由各种相互影响的部分所组成的共同体的成员,土地伦理则将这个共同体扩大到土壤、水、植物和动物。土地伦理是要求人类不仅出于生态的经济利益要遵循自然规律,而且要把生态学上的共生现象升华为伦理观念上的价值尊重,改变过去人类在生物共同体中所处的征服者的角色,而把生物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当作平等的一员,采取既尊重人类本身又尊重其他生物个体的伦理立场。可以说,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思想为美国60—70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提供了科学的哲学理论基础。
  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是美国学者泰勒在1980年代提出的,该学说基于“每一个体生命都是无可取代的独特生命”,提出构成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的四点理念{6}:第一,同球共济性。站在人类是生物物种的立场,人类是地球生物共同体的一个成员,生物共存于地球,只有互相共济,才能共同繁荣。第二,互相依存性。与其他所有生物一样,人类是生命共同体中不可缺少的要素,生物通过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环境物理和环境生态关系而维持各个物种的繁衍。第三,内在目的性。任何个别的机体生命都是以目的为中心的生命,都有一个生命的内在目的性,正因为如此,生命才有生命动力。万物平等性可以说是生命个体内在目的性的本质反映。泰勒的生命中心主义的自然观为形成现代生态伦理法则提供了科学的、理性的世界观。
  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生态利益观是建立在生态学的基础上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世界观,它的形成和发展,极大地唤起了公民的自然保护意识,也为形成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则奠定了理论基础。反映生态利益观的生态伦理,作为生态法学和生态法的指导思想,毫无疑问是形成尊重自然的行为原则的源泉,也是制定环境保护规则原则的世界观基础。问题是,在形成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方法论问题上,生态伦理的演绎有着截然不同的形式,道德准则的形成主要借助人们的觉悟和心信,而具体法律规则的形成必须具备社会实证条件和基础。也就是说,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的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价值观,作为一般行为的价值理念可以凭借人们的觉悟而得到身体力行的贯彻,但是要经由法律规范而达到生命中心主义的保护目标,则存在法律规制的障碍,集中体现在作为自然界主体的生命体不具备成为人类社会法律关系主体的实证条件。因此,生态伦理思想的生态利益观和生态权利义务观,仅仅是“生态法”立论的基础,而并非“生态法”法律制度、法律规则本身。我们认为,《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关于“生态法学的出发点”的论证,混淆了“生态法学”的立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的区别,把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事物简单联结在一起,从而造成在对“生态法学”的立论基础分析正确的基础上,错误地把生态法学立论的基本概念简单地推广到了“生态法学”的实证领域。
  二、“生态法学”基本概念的悖论

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在肯定生态利益观的基础上,提出一切生命体都应当是生态法的法律关系主体,由此“生态法”的调整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
  我们知道,法律是属于人类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因法律规范而凝结的社会关系首先是思想社会关系,自然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生物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由自然人具有思维能力的生物特性所决定的。非人类之生命体不具备人类同样的思维能力而不能成为人类法律关系的主体。如果说,权利主体的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奴隶制社会曾有过奴隶、黑人从法律客体的物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的范围扩展的话,那么,我们不难发现,历史上所有的法律主体变化都是在以人类这个特定的生物种作为社会主体这一范围内发生转化的,社会主体不仅具有共同的生物属性基础———具有思维能力和心智尊严,而且这种生物属性的共同性恰恰成为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制度下社会主体追求社会平等、法律权利平等的自然法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生物界出现一种具备同人类相当水平心智和思维能力(并行为能力)的物种的话,我们不能排除它成为社会关系主体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人类以外的生物种不具备这种思维能力和心智尊严,则其首先不具备与人类约定权利义务的生物属性基础,也就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
  前述现代生态伦理的生态利益观的倡导者们,早在倡导生态伦理观念的时候,就开始对如何在人类社会中确认关于自然的权利和人类对自然的责任等实证法律规范等问题进行了探索,如泰勒基于生命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提出了环境保护的伦理法则:(1)自卫安全原则;(2)合理比例原则;(3)犯错最少原则;(4)公平分配原则;(5)补偿正义原则。又如澳大利亚的哲学家J.帕斯摩尔认为,在人类以外的自然身上存在着权利的概念,但是这种人类之外的权利的概念不能单独适用———即不能通过把生命体直接提升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来实现。这是因为人类以外的生物没有传达的能力,也没有“认识相互义务”的能力,这种心智上的差别导致了惟有人类才能参加由心智创设出来的道德、法律和制度所组成的共同体。但是他又认为并不能因为存在把这种权利直接法律规范化的实证障碍而抹杀了生命体享有自然存在的应然权利。
  仔细分析帕斯摩尔所倡导的人类以外自然界的权利,其实是“自然法”范畴的权利概念。“自然法”不同于国家制定法,它是对法的一种基本看法或一种法律观,它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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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2}{3}.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M).

{4}阿尔贝特.史怀泽.陈泽环译.敬畏生命(M).上海:上海科学出版社.1992.

{5}A.利奥波德.沙乡的沉思(M).侯文蕙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6}冯沪祥(台).环境伦理学———中西环保哲学比较研究(M).台湾:台湾学生书局.1991.599—623.

{7}马汉宝.自然法之现代的意义(J).台湾大学.社会科学论丛.(17).

{8}严存生,郭军明.自然法.规则法.活的法(J).法律科学.1997(5).

{9}{10}引自《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

{11}有些国家称“环境法”为“生态法”,其与《生态法学的基本结构》提出的“生态法”概念不同。北大法宝

{12}蔡守秋.环境资源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17—18.

{13}王灿发.环境法学教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20.

{14}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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