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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数字化和传统背景中的裁判文书公开机制
【作者】 刘丽君于丽英【作者单位】 纽约大学
【分类】 诉讼法学
【中文关键词】 裁判文书公开;裁判文书上网;德国法院判决书;台湾地区法院判决书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8
【页码】 59
【摘要】

将司法文件借助最新信息技术昭然于民众,是中国法制建设进程中司法公开的一项瞩目的成就。本文基于对我国网络裁判文书库的观察,并将之与德国司法判决及台湾地区司法判决网络公布的实践进行比较和研究,试图描述我国已建裁判文书库中有效获取性的缺失,以及与其所承担的巨大期望之间的距离,进而探讨裁判文书库建设的重要方向,即以其有效获取性为驱动。同时,本文还检讨裁判文书传统发布机制中的重要缺陷,以及解决该根本性问题的紧迫性。笔者主张,裁判文书的网络和传统公布并行改进和发展乃是实现司法公开理想的长期工程。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8796    
  一、引论
  在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展中,裁判文书公开作为司法公开的重要侧面之一,无疑敏感而复杂。[1]在信息技术长足发展的背景下,法院裁判文书上网的论题也自法学界开始得到广泛关注。早在2003年,有学者从司法正义实现法制的终极目标的角度,率先倡议全国各级法院的所有判决书文本全文及时和不加修饰地在网络上发布,并断言此为最低限度的司法公开要求和司法改革举措。因为“司法裁判文书的神秘主义”的操作,即一种封闭或暗箱式的司法决策而产生的裁判文书失去了“法律推理”、“法律适用”的精髓。[2]随后,其他学者就裁判文书的公开的成本—受益评估、裁判文书公开的长远意义以及公开范围等问题展开了质疑和讨论。有人主张“理性对待裁判文书上网”,即对判决文书应选择性公开,并相应建立筛选制度,以免裁判文书无条件公开所造成的资源浪费;[3]有人同意裁判文书公开主要在于所谓“司法民主化”的政治考量的同时,以客观、理性也不乏冷冰的经济计量和对令人沮丧的司法现实的精确描述,对于裁判文书全面公开的预设效果提出使人难以反驳的根本性怀疑。[4]除此以外,法学界、司法界人士虽然就关注、研习的角度和方法有所不同,但是对这个论题所引发的隐私权问题以及较为具体的裁判文书“应当如何公开”、“公开的形式和具体内涵”等,即怎样通过互联网平台公布裁判文书及其公布机制的构建等更为具体的操作性层面的论题进行着持续性的讨论。[5]然而,裁判文书的公开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学者对其寄予的难以承担的期待,比如,裁判文书的公开机制采取美国案例报告的标准和要求,[6]或者希望裁判文书公开促成案例指导制度,从而解决“同案不同判”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可能并非最终能通过裁判文书公开得以解决。以上林林总总的论辩似乎忽视了,或者说尚未就公众对法院通过网络所公布的裁判文书的有效获取性问题进行探讨。
  从1999年起最高人民法院连续制定的3个五年纲要的相关规定中,可以看到法院裁判文书发布、公开的过程。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专门规定了“文书公开”的内容。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确定司法公开示范法院的决定》的通知;同年10月发布了《司法公开示范法院标准》,制定示范标准及考评办法,其中包括对文书公开的考核;同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对裁判文书上网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201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上网公布暂行办法》已开始实施。按照该办法,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最高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将全部在最高人民法院政务网站—中国裁判文书网予以公布。可见,我国法院裁判文书公开主要依靠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内部文件的形式推动,其重视程度和操作层面都有很大差别,而且这种差异和不平衡会保持一个过程。笔者在此强调的是,该有效获取性论题是裁判文书通过网络公布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然而,问题在于:如果法院系统所制作的裁判文书库不具有有效获取性,而不过是海量裁判文书的无序堆积,那么,纵然全国所有法院的裁判文书全部上网,也可能无助于光彩卓著的司法正义的理想、法制的终极价值等等的实现。因为通过网络和信息平台公布裁判文书,并非自动等同于公众实际上可以有效获取裁判文书库的内容。将裁判文书通过互联网公开发布并非难事,而确保公众能够自由、有效地从裁判文库获取所需内容却非易事。笔者认为,法院所公布的裁判文书的有效获取性应当成为裁判文书公开是否得以实现的重要检验准则之一。对裁判文书公开的探讨聚焦在“有效获取性”点上,并展开讨论予以持续关注,这可能与对“司法公正”或“司法透明”等形而上法治理念的关注同等重要。笔者在此文中试图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1.裁判文书的真正意义上的“可获取性”是否比貌似集大成的裁判文库本身更为重要?
  2.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技术是否具有终极能力解决司法公开这个问题?
  3.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最新信息技术来解决传统裁判文书的出版机制的弊端?
  二、从现有司法裁判文书库应用的失败实例中考察主要获取障碍
  实例1:中国法院网[7]和河南法院网[8]裁判文书库的应用小词儿都挺能整
  一位法学院学生拟就中国小产权房问题撰文。他在获得一系列涉及有关小产权房的法律、法规之后,需要一些有关小产权房纠纷的法院裁判书。中国法院网为中国司法系统的官方平台,比商业性、非盈利机构平台具有权威性,因此成为首选资源。对置于中国法院网首页的“裁判文书”栏目的检索,其途径包括案件类型、年份、案号、标题、正文等项目,但是,数据库不提供查询指导信息。检索很快就遇到了难题:
  第一,选择“年份”检索无实际意义。尽管显示数据期间为1949年至2013年,但是该“年份”并非为判决书公布时间,而是该文书上传数据库的时间,因此为公众未知的选项。为全面保险起见,数据库所设起止时间为1949~2003年,裁判文书查询者不得不就数据库逐年查询,极为繁琐累赘。所幸小产权房问题是近年来出现的法律问题。
  第二,因为学生事先没有关于任何一个具体案件的情况,所以,“案号”和“标题”这两个检索项对他也没有意义,故只能选择“正文”检索。在输入“小产权房”并检索后,他得到超过1700项结果;又通过“民事类型”进行第二轮检索,还是得到1400多项结果,粗略一看,就可以知道大多数案件并不是小产权案。原因是,该系统将他所输入的“小产权房”既作为一个专门名词,又作为4个单独的汉字同时检索,而且没有数据通常提供的“精确”或“模糊”选择学生除了对这1300多项裁判文书一一浏览外,似乎别无更佳选择。之后,他又在正文里相继加上“合同”和“买卖”分别检索,分别得到1043个和599个检索结果(2013年4月12日检索)。
  第三,在浏览结果时,他发现案件既不是以审判时间为序,也不是以案件标题为序,更不是以案件号码为序。原来裁判文书是以该文书上传数据库的时间为序的这个结果顺序也不具有任何法律实质性或检索意义。
  在检索过程中,他注意到法院网首页上设有地方法院链接,但地方法院网页有的包括“裁判文书”,有的则未包括;有的法院的裁判文书库提供检索功能,有的则未提供。该学生在数小时的反复查询以后,浏览确定了近10个相关案件的判决书,随后尝试访问汇集案例数量最多的河南法院网。河南法院网的裁判文书虽然为所有文库中最为全面完整,但在检索上与中国法院网具有同样的问题:(1)查询者无法就特定时间段全面查询,必须逐年查询;同时,年份设定为必选项,否则无法继续查询。(2)查询条件设置的逻辑不明:“标题”和“全文”之间的关系究竟为“或”还是“和”模糊不明。比如,在标题项中输入“合同”,同时在全文项输入“小产权房”,查询结果居然完全忽略“全文项”。(3)在标题项检索“小产权房”,无结果;在全文项检索“小产权房”得到的结果无意义。(4)查询结果以上传数据库的时间为序,无检索上的意义。
  实例2: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9]的应用
  一位中国专利法律师,多年来关注美国孟山都种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植物品种专利申请和多起相关跨国诉讼。该律师想查询中国法院是否有受理并判决了我国当事人与孟山都种业公司有关的案件。
  该律师利用中国知识产权网进行检索。在检索过程中发现,这一数据库的基本构架累赘,首页中的检索项无实质意义,须点击“检索”,使系统得以进入第二层“高级检索”以后,才可实施检索。该裁判文书系统的检索项中,设有检索词、案号、案由、省份、文书类型、审理法院、裁判时间各项,但是对于以法律具体问题研究为靶标、却无特定案件信息的查询者而言,只能选择“检索词”一项,而该系统却不具有将词组与字之间相区别的功能,使关键词查询效率不高。该律师在检索词项输入“孟山都”后,没有检索到相关结果。
  实例3: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10]的应用
  一位博士生在撰写其题为“关于中国海事法院在审判中适用外国法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文素材时,了解到三起有关的重要案件信息,它们分别为:广州海事法院[11]于1989年3月受理的远东中国面粉厂有限公司诉利比里亚美姿船务公司、香港东昌航运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货损赔偿纠纷案,武汉海事法院于1999年审理的外国船舶所有权确认的案件(“天裕”号轮船所有权案),以及上海海事法院于2001年受理的涉外海上保险案。他需要找到上述案件的判决书原文,同时,希望能找到更多的同类案件整理。
  该博士生利用中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进行查找,在反复检索之后,却未能找到所需要判决文书。在检索中,他发现该裁判文书库的下列问题:(1)该裁判文书库只设定简单的“文书关键词”检索,无高级检索;(2)文书库未收录2001年之前的裁判文书,且无检索帮助的文字说明,徒费读者大量查询时间;(3)该裁判文书库资源来自全国各海事法院,却并未对各法院文书进行整合,因此,从特定海事法院检索裁判文书所得到的结果与从涉外商事海事审判网检索的结果完全一致,而结构上的重复难以避免误导查询者。本研究主题针对中国海事法院在审判中适用外国法的实践,首先,查询者无法按照法院进行限定,检索结果既包括各海事法院也包括各高级法院和个别中级法院的裁判文书。其次,由于该文库只提供唯一的检索项,以“适用外国法”检索获得58个结果(2013年4月11日检索)后,查询者只能一一浏览、选择,从而定夺所需材料,而无法采用其他选项对其查询结果进行筛选。
  三、对我国裁判文书库的评价
  从以上所描述的障碍颇多的检索实例中,我们即便不是技术至上主义者,也不免惊讶而失望地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的尴尬:如果从媒体报道所展示的裁判文书上网的统计数据[12]来看,司法裁判文书的公开性图景无疑大为改观,然而,一旦对裁判文书库给予近距离观察并深入解读的话,这些公开了的裁判文书—以中国法院网为平台的裁判文书库、河南法院裁判文书库、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库以及中国海事法院裁判文书库等公认的、当今最为权威、全面、及时的司法机构的官方数据库,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数据库的特征和功能,故而不具有实质性的查询和获取意义,有些文书库甚至不可能被查询,不少裁判文书库则无异于“死库”。[13]裁判文书通过网络公开发布的成果数据诚然令人印象深刻,或许多少实现了司法公开的象征意义,但其实际效用却远非如此。
  从信息技术角度出发,数据库是指数据、信息、知识文献等一套有机组织了的集合体,其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功能:第一,对信息数据的储存功能;第二,将信息和数据置于逻辑框架中的管理、操纵功能;第三,对信息数据的有效准确的获取功能。数据库的最重要的两个特征便是:第一,整体有机性,数据库中的信息、数据、乃至知识基于全面而整合了的资源,按照特定的数据模型进行组织、描述和存储;第二,共享性,即数据库中的数据是为众多用户共享其信息而建立,当具有有效获取性。数据库对最终用户的应用价值是数据库设计者的首要考虑因素。如果将信息数据库的基本原则引入司法裁判文书库论题,那么,裁判文书库的最终使用者即包括法官、律师、法律研究人员和学者、案件当事人以及普通大众,无序且非严格构建的法律数据库不具有可获取功能,则无助于法学本身的专业研究,也无助于普通意义上的非专业知识获取。这类数据库容量再庞大,也不过只是实现了数据信息的储存功能,即提供足够浏览的海量、无序、零散的信息而已。
  笔者将以同属大陆法系的德国、台湾地区法院系统所制作的裁判文书数据库为比较对象,在比较中发现、捕捉我国司法裁判文书库因其建设中对最终使用者的可能忽视和数据库有效获取的缺失所显现的具体问题,由此探讨提高裁判文书的有效获取性的方向和措施。
  笔者以“中国法院网”为平台所公布的裁判文书作为研究客体,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以及新疆兵团法院等共计33个法院为统计单位,对各级法院网络公布的裁判文书作为期约一年的跟踪并采集有关数据(时间截止2013年3月)。同时,通过“世界法律信息中心”(World-LII)[14]法律信息中心的平台、德国宪法法院网以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网所制设的对德国的各级法院,包括德国宪法法院、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德国16个州[15]的法院网上所公布的裁判文库中收集了相关数据,[16]与中国法院裁判文书库进行比较和分析。此外,还通过“世界法律信息中心”链接的台湾地区“司法院”网,[17]检索台湾地区“司法院”所制设的“法学资料检索系统”中的裁判书,将其与中国法院网的裁判书进行比较。
  笔者在该文中对数据库所选定的评估指标参考了国际法律信息界普遍认同的评判标准,并相应收集有关数据。这些数据主要包括裁判文书库的设置、法院辖区分类、文书分类、PDF格式、文书库涵盖时间、定期更新、检索功能(简单检索或高级检索)、自由浏览、限制浏览、数据库说明等各项。通过对数据评估、分析,描述现有裁判文书数据库的总体建设状况。
  1.裁判文书公布渠道。虽然我国最高法院和一些高级法院对于裁判文书上网已制定了具体办法,[18]但各级法院公布的平台渠道互不统一,内容又相互重复,链接累赘。我国各高级法院的网址项显示不同的互联网域名,有“gov.cn”、“cn”以及“org”。换言之,裁判文书的公布机制似乎远未实现标准化和统一化。但是,这并不是司法信息数字化过程中只有中国才独有的问题,如果通过“世界法律信息中心”(WorldLII)门户作一些搜索的话,不难发现,其他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也存在着极为相似的问题比如,德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法院判决不具有英美法律体系所具有的法律权威,虽然德国宪法法院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出版的全面详尽几乎可与英美判例报告出版机制相媲美,但出版过程仍颇为缓慢。[19]在WorldLII网可以看到,德国裁判文书公布的渠道似乎呈现多样化状况,其中包括:官方数据库,比如德国宪法法院和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网;公益性数据库,比如德国法律信息中心项目的数据库,[20]其包括联邦、州以及国际法庭、欧洲人权法院、欧洲法院等裁判文件;另外还有数据库出版商提供的公益性文库,如德国法律出版商JURIS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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