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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犯罪研究》
从“喧嚣”到理性
【副标题】 网络反腐的制度定位与法律体系构建【作者】 姚佳
【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网络反腐;制度定位;法律体系
【英文关键词】 network anti-corruption;system positioning;legal system
【期刊年份】 2013年【期号】 4
【页码】 38
【摘要】

近年来,在中央的权威认可肯定和地方的相继推动之下,网络反腐作为我国公民新型的监督方式与反腐手段,对推进反腐败事业与落实公民民主参政权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当前对网络反腐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公权力的跟进,其法定依据仅为从支配、管理角度出发的政府临时性文件。表面“喧嚣”热闹的网络反腐,要在真正发挥反腐实效的同时,又兼顾社会公众的其他合法权益,就必须以相对独立的制度定位,在我国当前反腐败制度体系下,进行理性的制度设计,并与权力反腐相互促进,共同走制度反腐的法治化发展道路。

【英文摘要】

In recent years, admitted by the central authority and with the impetus from local governments, as a new mode of supervision and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network anti-corruption is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anti-corrup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of citizens. Currently the role of the network anti-corruption depends on public authority, its legal basis is to follow up some of temporary files which are based on government controlled and managed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make network anti-corruption more effectively,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othe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a relatively independent positioning system should be considered, and the system can be designed rationally under China's current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al system, with the mutual promotion of power anti-corruption, common lawful anti-corruption system could be develop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78825    
  
  

一、缘起

从“房产局长天价烟”、“区委书记‘一夫二妻’”,到“雷震富事件”引发重庆一大批官员罗马,从“房叔、房姐”到“表叔、表哥”,再到最近的“红豆局长”,以微博、博客、BBS等形式在网络平台曝光、传播的一系列事件,充分反映出了当前我国广大民众对发挥网络监督作用的热衷。有学者提出,“每一个网民就像是一个个摄像头在紧盯着特殊利益群体。网络成为‘全天候的反腐利器’,它的威力在反腐败斗争中一次次得到彰显。”[1]上述辉煌成果与重大影响似乎预示了一个网络权利反腐时代的到来。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机关,均不断提出要重视网络反腐的巨大作用,同时出台各项政策,并希望以此来将我国公民的参政权落到实处。但是,网络反腐的一片“喧嚣”,必然意味着现实反腐的层层推进么?各项政策的出台,必然意味着公民网络监督权、参政权能获得有效保障么?

笔者认为不然。一片热闹的喧嚣虽然表明着言论的自由,但其造成的现实影响仍需深入的研究,一味的推崇无疑是反腐制度内部定位的偏失。与此同时,现代法治化国家对于新生政治、社会现象,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长期停留在政策阶段,并非法治建设追求的最终目标。因此,在明确制度定位的基础上,理性构建网络反腐制度的法律体系,是当前“网络盛世”下应有的思考。

二、网络反腐概述

(一)网络反腐的概念与特征

根据现有研究,学者对网络反腐的概念界定基本达成共识,认为应“从技术角度入手,认识到网络平台引发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权力监督形式”,即通过网络技术及所引起的社会舆论效应对执政行为的监督和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从而达到有效预防、遏制、惩戒腐败行为的一种全新方式,是反腐败事业的新形式。[2]网络反腐以网络这个独特的信息发布与传播平台为依托,将信息源的范围扩张到最大,也即只要学会且能够在网络发布、传播信息,每一个普通民众均可作为信息源与传播手。伴随着信息发布平台的日益增加,BBS、微博、博客、人人网等以不断创新便捷的发布形式,为民众在网络的活跃度不断加温。

网络反腐的遍地开花与形势“一片大好”,正是得益于其较之传统反腐败形式而言,具备的全新特征:第一,打破信息垄断,解构以传统媒体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制度结构,是公民个人社会责任的叠加,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严格控制。正如卡斯特所言,“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构建了我们生活的新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3]。可以说,官员贪腐的信息不需经层层审查,也不会因传统媒体在现实中所受的多方制约而被“撤稿”,信息源得到信息的同时便可发布。第二,加快信息传播速度、拓宽信息传播影响。与传统媒体的信息发布程序相比,网络信息的发布几乎不经过任何耽误[4],一经发布即可传播,同时,借助各大网络运营商提供的链接、搜索、转发等功能,信息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均可以几何倍数递增和扩大。无论是雷震富的不雅视频,还是房叔、表叔的相关信息,再到“红豆局长”的“神逻辑”,一夜成名莫过如此,网民的“疯转”使得相关利益方在无法完全屏蔽该信息的同时,反过来也促进了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因为民众的朴素观念认为,官方对于腐败信息,往往“掩饰就是事实”,最终一面倒的讨伐性网络民意正式形成。第三,对传统媒体的引导和相互印证加强了民众对网络信息的信任程度,网络民意对现实舆论及相关部门工作的影响日益增大。近年来的网络反腐事件一次次证明,传统媒体总是以更深入、更全面的综合报道来弥补在信息发布上错失的先发良机,这种后续性质的报道无疑是为网络的先发信息佐证。在如今权力腐败的严峻形势下,政府与社会大众的对立越发明显,仇富仇官心态的急速膨胀,网络的喧嚣成为现实的助推器。

(二)网络反腐的现状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网络反腐如今正呈现出勃勃的生机,一大批官员因网络曝光而下马、一系列政策为推进其发展而出台,中央的权威认可与地方的不断尝试,共同营造了网络权利时代的表象。

“坚持和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既是我国反腐败斗争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政治保证,也是我国反腐败工作的一大政治特色”[5],因此,中央高层躬亲示范,通过一系列利用网络、重视网络民意的“网络问政”行为,以及对“网络反腐”作用的直接肯定,极大提升了网络反腐的制度地位。2009年5月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再版发行的《党的建设辞典》对“网络反腐”词条做出了官方界定[6]。2009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在考察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络信息工作时,强调要充分认识互联网发展带来的深刻变化,切实加强新形势下反腐倡廉网络信息收集、研判和处置工作,拓展了解社情民意渠道,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反腐倡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不断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7]。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2010年3月12日也对《中国日报》表示:“对网络的举报,监督,我们非常重视。而且非常充分地肯定它的积极作用,这是老百姓能够参与反腐败的重要渠道,也是行使话语权、监督权的重要表现。”[8]网络反腐作为一种反腐败和实现对公权力监督的模式,得到普遍的认同与肯定。

另一方面,网络反腐的相关政策也在不断出台与试行。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建立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中央纪委、监察部首次公布中央纪委信访室、监察部举报中心的网址;2008年8月13日,株洲市出台全国第一份网络反腐方面的政策文件,即《关于建立株洲市纪委网络反腐倡廉工作机制试行办法》;江苏句容市、四川省宜宾县等地设立网络评论员,旨在引导反腐倡廉的网络热点问题;贵阳市政府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负责发布网络信息,回复网络舆论;河北省行唐县成立干部作风网络舆情采集中心,以QQ、电子信箱等形式受理群众举报,湖南省桃江县开通“党风廉政舆情在线”;2010年,浙江温岭市建立反腐倡廉网络舆情信息互通工作联席会议制度。[9]

三、网络反腐的制度定位

(一)网络反腐的现状评述—“过于喧嚣的孤独”

当前,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抑或是学者,均对网络反腐大力推崇,当然作为网络反腐主力军的广大网民更是将之定位为反腐的“尚方宝剑”,认为任何贪腐信息只要一经“上网”,与之有涉的相关官员势必会被查处甚至下马。只代表部分人观点的网络民意被放大,无数网民发表各自的挞伐并疯狂转载相关信息,一时间网络平台上关于某一事件的嘈杂喧哗可想而知,网民在行使着学者文中的“电子民主时代的参政议政权”[10],对当事人进行不加克制的批判,可以说一定程度上不断侵犯着当事人及其亲友的隐私权与名誉权。[11]而传统媒体的跟进更是将这份“喧嚣”带入现实社会,社会舆论成为网络民意的翻版。喧嚣,意为声音杂乱不清楚,吵闹喧哗。笔者在上文中之所以以“过于喧嚣的孤独[12]”来概括当前网络反腐的现状,意在表明该制度作用被过分夸大后,模糊了其在反腐体系中的位置,而政策决定性质的规范,无法引导该制度健全发展,难免出现今后被“架空”的孤独命运。笔者将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做出该评述的理由:

首先,网络反腐的成果表明了该形式的有效性,但其发挥作用的过程同时也揭示了制度本质—舆论监督的方式—其反腐作用的发挥取决于现实中制度反腐的推进,网络平台无论喧嚣多久,在制度保障的缺失下,只能被至于孤独之境。株洲市纪委书记调离后,当地网络反腐一度消沉,恰好证明了一旦制度跟进遭遇停滞,网络反腐只是纸上谈兵,根本无法发挥任何实质作用。其次,网络反腐的双刃剑效果引发了对其合法性的质疑,成为社会公众又爱又怕的对象,过分推崇网络反腐,同时并未辅之确定有效的法律支持,不仅打击网络举报人热情,也会不断消解公众的信任。第三,贪腐信息的网络公开,使得被举报人极易迅速得到消息,并可能毁灭证据、转移财产、出逃出境、找人替罪等方式来逃避法律追究,对现实反腐工作的推进可能起到反作用。第四,网络反腐对政府执政能力与水平提出挑战,因网络反腐而引发群体事件会影响现实政局的稳定。

(二)网络反腐的制度定位

经历了运动型阶段反腐和权力型突击反腐两种模式之后,2012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胡锦涛同志总结十七大以来全党全国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取得的成效、遇到的问题,对新时期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着重强调全党应当“大力保持党员、干部思想纯洁,加强思想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13]至此,党的反腐败工作指导方针正式转变为依靠制度建设的反腐模式。但制度建设的成效非一朝一夕可成,但腐败之风却早已日积月累良久,因此当前我国仍处在反腐败等民主政治制度供给相对不足、公众监督参与空间狭小的阶段,社会公众无法以正常制度性渠道参与、解决社会发展、权力运行时出现的问题,由此而产生的对公权力的极端不信任与日发强烈的政治诉求相结合,在电子技术的支持下,催生了网络反腐这一新型的权力监督模式。

从当前政府、社会公众以及学界对网络反腐的态度来看,这一新生的反腐“利器”似乎被赋予了过高的期望。的确,“网络反腐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是信息条件下推动社会建设的鲜明标志,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与潮流,只可重视而不能忽视,只可利用而不能排斥。”[14]但是,“网络政治本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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