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我国在线“斯图加特模式”的建构
【副标题】 以互联网法院异步审理模式为对象的研究【作者】 肖建国丁金钮
【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人大法律评论》编辑部{编辑}
【分类】 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互联网法院;异步审理;在线诉讼;斯图加特模式;书面准备程序
【期刊年份】 2020年【期号】 15
【页码】 96
【摘要】

互联网法院异步审理模式在“时空”两个维度上颠覆了传统的司法理念,“非同步式”“非面对面”的特征对民事诉讼所追求的直接言词原则和司法亲历性造成了显著冲击。在线异步审理中的“审理”,与《民事诉讼法》上的开庭审理概念有别,也不能界定为真正意义上的书面审理。异步审理与德国斯图加特模式中的书面准备程序具有异曲同工之处,应以“斯图加特模式”的制度经验为依托,秉持“充分的书面准备程序+一次言词辩论程序”的建构理念,消解异步审理对于直接审理原则的冲击。在进行异步审理的具体程序设计时,需谨慎厘定异步审理的适用范围,保障当事人程序选择权,注重信息技术与诉讼程序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完善异步审理配套的证据规则。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96863    
  
  

引言

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扑面而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科学技术对民事司法的渗透已经不可避免,最高人民法院把信息化建设与司法改革并称为推动人民法院工作发展的“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在司法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互联网与司法的结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打造全流程在线审理模式的互联网法院应运而生。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相继成立了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1]互联网法院的设置,正是通过互联网司法实现网络治理的重要体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中国法院的互联网司法》白皮书显示,三家互联网法院充分发挥互联网司法“试验田”和“样板间”作用,审判质量、效率和效果呈现良好态势。[2]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司法活动和诉讼方式从时间线单一、场景封闭、参与方固定的传统模式,逐步转向时间线开放、场景灵活、多方参与交互的线上线下融合新模式。[3]

信息技术的应用在司法程序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民事司法而言,信息技术不仅仅推动了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诉讼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互联网空间的规则治理,也在潜移默化中挑战和影响着我们一直以来所遵循的诉讼规则和基本理论。2018年4月,杭州互联网法院推出全球首个异步审理诉讼模式,并在《涉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试行)》中将“异步审理”界定为:涉网案件的各审判环节分布在互联网法院网上诉讼平台上,法官与原告、被告等诉讼参与人在规定期限内按照各自方便的时间登录平台,以非同步、非面对面的方式完成诉讼的审理模式。[4]2019年9月,广州互联网法院在成立一周年之际,对于一年来“网上案件审理”的司法实践经验进行了总结,出台了《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规程(试行)》,其中第82条将“异步审理”界定为: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在本院规定的期限内,自主选择时间登录诉讼平台,完成陈述、答辩、举证、质证、接受询问并充分发表意见后,法院不再开庭审理,迳行调解或判决的审理方式。[5]异步审理模式一经推行,即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热议,一方面,杭州互联网法院自身对异步审理模式持积极乐观态度,在多个场合大力宣扬了其对于诉讼效率提升、缓解办案压力方面起到的推动作用;[6]但理论界对于这一新事物则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度,对异步审理的质疑声可谓不绝于耳:异步审理在民事诉讼中的性质界定为何?异步审理需要怎样的建构理念才能消解其与直接审理原则、司法亲历性之间的冲突?与传统民事诉讼和电子诉讼相比,异步审理模式是否具有其他更为特殊的程序规则?

笔者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并非易事,立法的暂付阙如使这些问题无法通过法解释学的研究方法有效开展,司法中寥若晨星的运用实例也给实证研究带来了一定阻力。在此背景下,系统地梳理异步审理在应然层面的价值功能与实然层面的制度障碍就成为学术界迫切需要回应的问题。本文将从当前异步审理的学术论争切入,阐述其对于传统民事诉讼规则带来的冲击,并借鉴德国“斯图加特模式”的制度经验,对于异步审理的性质予以重新界定,在此基础上,提出异步审理的建构理念及程序特则。本文的价值立场并非对于异步审理采否定性评价,而在于从现有民事诉讼制度体系中为该新生事物提供理论支撑,探索兼顾实现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互联网司法之道。

一、互联网司法背景下异步审理模式面临的合法性困境

(一)异步审理与直接审理原则的关系协调

当今社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日新月异,全面融入社会生活,引领了人类生活和生产方式的新一轮变革。在司法领域,随着网络案件数量的激增,如何以有限的资源投入(包括法官数量、诉讼成本的限制等)在较合理的时间内处理好与日俱增的网络诉讼案件,提高司法运行效率,已成为全国法院系统的重要课题。因此,建立与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相匹配的一套诉讼机制,大幅度降低“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无疑是提升网络案件审判质效的良方。通过互联网诉讼平台完成诉讼流程,意味着诉讼程序的完全数字化及所有诉讼程序环节均需要通过互联网来实施,这便于和发生在现实物理空间的传统诉讼区别开来。[7]虽然互联网法院的在线审理程序与现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仍未从理论上加以廓清,但无论是互联网诉讼抑或传统诉讼,都是司法机关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司法权以定纷止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司法活动,而纠纷解决的过程必须遵循程序参与和程序保障原理,满足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否则难谓之“司法”,也遑论互联网司法。

互联网法院的程序运行机制承载着创新诉讼规则的使命,智能化、即时性、虚拟性和无空间局限性,冲击着传统诉讼方式和规则,[8]甚至可能会对民事诉讼基本制度形成挑战。在异步审理模式问世之前,互联网法院审理方式统一为在线视频庭审,用虚拟空间的现场性来替代法院线下物理空间的现场性。笔者认为,在线视频庭审仅仅打破了审判的空间限制,而未打破时间限制,法官与两造当事人都需同时在线,当事人平等地获得充分陈述案情、进行质证和言词辩论的机会,法官亲历庭审、双方对审主义、程序公开等原则的贯彻都未受到减损。申言之,在线视频庭审不过是传统诉讼的技术演变形式,两者均为法院主导下的争议解决程序,只是进行的场所、借助的技术手段、采取的信息传输及交换的载体或介质等有所不同。[9]但互联网法院推行的异步审理模式则不然,学界普遍认为,这种新型审判模式对于司法的亲历性、直接审理原则等民事诉讼法基本原理制度造成了显著的冲击。王亚新教授认为,异步审理模式将会极大地改变民事司法的属性,当事人的临场参与感、司法的仪式感、剧场效应以及审判公开原则的三个要素(口头原则、对席原则、直接原则)都将受到极大挑战。[10]在大陆法系国家,开庭审理程序通常称为言词辩论程序;英美法系国家则实行对抗制审理方式;而我国民事诉讼法将言词辩论程序划分为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两个各自运行、互不重合的独立阶段。[11]可以看出,各个法域对开庭审理的程序构造虽不尽相同,却无一例外地强调你来我往的时间限制和诉讼主体的亲力亲为,具体而言,双方当事人应当面锣对面鼓地举证、质证、辩论,裁判者通过当庭同步质证活动,获取当事人和证人的第一手诉讼资料和证据资料,并结合陈述人的态度、表情、姿态等情况,形成内心的判断,由此发现案件真实。但在“异步审理”的语境下,民事诉讼行为系在虚拟的网络诉讼平台中、在当事人没有会面的前提下进行,通过“屏对屏”以文字、图片传输的方式进行纠纷解决咨询的交流,允许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步调的当事人自行安排时间参与诉讼活动,[12]实施诉讼行为。笔者认为,异步审理模式的确对直接言词原则造成很大的冲击,毕竟它既非物理空间的法庭审判那样,以“面对面”的言词方式对案件争点事实进行主张和证明,也非在线视频庭审那般在电脑前进行“屏对屏”式的同步交流,以复制出“亲自、在场”的效果,[13]而是呈现出一种非面对面、非同步式且碎片化的审理样态。如果说互联网法院的诞生标志着庭审不再囿于物理空间的限制,那么异步审理的横空出世,则代表着民事审判的时空界限被双双打破,意味着诉讼信息的传递、交流、留存、呈现、使用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二)异步审理与庭审概念的可兼容性

北大法宝

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线下实体法院以空间实体性为特征,诉讼中法官中立、尊重当事人意愿、直接言词、促进诉讼效率等原则,均以当事人和法院在比较紧密的物理空间——实体法庭内予以落实和体现,庭审具有空间上的实体性。而在时间维度,线下司法具有共时性或同步性,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法庭调解均在实在的物理空间里依序展开,如果说有“滞后性”存在的话,这种“滞后性”也只存在于非常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不会对同步性的认知构成挑战。互联网法院以虚拟空间(也即诉讼平台)取代实体空间,不再以物理上的实体法庭为必要前提,庭审空间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拓展,作为“司法+互联网”的产物,互联网法院显示了司法直面技术变化、社会变化而勇于驾驭变化的态度与能力。[14]

互联网法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来实现网络治理法治化,完成司法改革的制度目标。实际上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时,对于利用信息技术来实现法治化就有一些相应的表述,但这种表述完全是在传统的物理空间下设定的规则,例如《民事诉讼法》第73条规定了证人应当出庭的作证规则,但在例外情况下,作证可以通过远程视听传输技术来保障实现。这里的远程视频技术作证虽然是一种替代方式,但显然无法解释出《民事诉讼法》上的出庭作证之意,因为民诉法所讲的出“庭”,仍然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法庭,是一个密闭的、特殊的、狭小的空间。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进一步把采用视频传输技术开庭适用于诉讼当事人,[15]并把这种在线参与诉讼的方式拟制为“出庭”,属于一种扩张解释,与《民事诉讼法》上的概念完全不同。因此,《民事诉讼法》所用的“开庭”“出庭”“到庭”“退庭”等一系列概念,与互联网司法下的审判规则并未实现有效衔接。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打破“时空限制”的异步审理模式体现的尤为明显。在互联网异步审判过程中,庭审空间的概念变得极其模糊,即便可以将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拟制为实体法庭,但是否可以将当事人上线解释为“出庭”,法官上线解释为“开庭”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异步审理模式以非面对面、非同步性为显著特征,时常会出现当事人、法官非同时在线(出庭)的场景,若一方当事人在24小时或48小时的法定期限内分别实施了询问、回复等诉讼行为后随即下线,则能否将当事人频繁的下线行为解释为“中途退庭”呢?[16]根据民诉法的规定,退庭是一种需经法庭许可的例外情形,因为当事人可能会因中途退庭的行为遭受按撤诉处理或缺席判决等不利后果。但在异步审理语境下,“开庭”不再囿于固定时间,双方当事人自主下线系一种常见且合规的行为,即便有一方逾期未在线完成相关诉讼环节事项的,也不影响异步审理继续进行,[17]换言之,当事人不会因中途频繁下线遭受任何不利益。由此可见,下线行为虽与中途退庭在行为外观上具有相似性,但二者在适用条件、发生频率、法律后果等方面皆有明显的差异,难以同日而语。因此,异步审理模式下当事人频繁下线行为如何与民诉法的概念完成对接,“到庭”“开庭”“出庭”“退庭”等概念是否要突破民诉法及《民诉法解释》上物理空间的限制,并在现有民事诉讼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完善,都是当前程序法学者亟待回答的难题。

(三)异步质证的合法性及其与同步质证的冲突

互联网法院并非传统法院的网络版和替代品,而是与传统法院并立的具有独特功能的专门法院,其设立目的在于实现民事诉讼的电子化、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18]因此,互联网法院的有序发展,同样有赖于程序规范的日臻完善和理论创新。网络治理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命题就是兼顾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尽管程序公正和诉讼效益都是设计和评价诉讼程序的内在标尺,但诉讼制度或程序真正永恒的生命则在于其公正性。因此,电子诉讼的程序建构要尽可能的保障线下诉讼蕴含的程序意旨不因电子诉讼而有所减损。[19]实体世界的纠纷解决方式采取的是“面对面”的近距离的“察言观色”,当事人的一个姿势、脸部表情、肢体语言和其他非字句的暗示均可能有助于法官查明案件事实,推动纠纷解决。[20]与传统审理模式不同,异步审理以方便庭审、优化诉讼资源配置为目标,以信息化、标准化手段,对审判环节的主要流程、关键环节进行设置,每个环节均有提示,开庭不再囿于固定的时间,而是根据审理流程在不同阶段的特点,对时间进行重新规划和管理,进而提升纠纷解决的效率。[21]

但是,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异步审理通过交互式的“人机对话”模式来完成诉讼行为,当事人只能通过书面形式的文字、图片信息实现沟通和交流,并且这种诉讼资料的传输、交换与交流又是非同步的,各诉讼参与方相互之间无法看到对方的相貌、表情、动作及周围环境,不利于法官形成自由心证。异步审理实行异步质证规则,异步质证与传统证据规则和实践做法产生了较大出入,极大弱化了质证活动一直以来所追求的“对抗性”“仪式感”与“剧场效果”,对直接言词的质证原则形成挑战。在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中,所有诉讼参与人在口头辩论程序中提供的一切资料和信息,都会影响到辩论意旨的兑现和落实,当事人的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都会在法官心中留下烙印。通常情况下,未经过深思熟虑和利益考量的言语表达往往会更接近于客观真实,然而,互联网法院异步质证的程序设计,恰恰弱化了审判的庄严感和攻击防御的紧迫性,当事人有充分的准备时间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发问和更有效的辩论。缺乏诉讼参与人的语言、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互动咨询,法官甚至很难准确把握当事人的真实情绪,是高兴、愤怒、难过还是悲伤,更谈不上进行有效的情绪管理了。这种“情绪资源”的缺失,导致线下面对面纠纷解决中非常有用的技巧,到了线上环境,几乎无用武之地。因此有学者认为,在“异步审理”碎片化的审理时间内,原本可一气呵成的审判过程分解成了无数个阶段,各个阶段之间又具有较长的时间间隔,将会加重法官心证过程和查明真相的难度。[22]

异步质证模式下,证人证言审查判断问题也会对司法实践带来困惑。传统法庭具有“剧场效果”,能够营造出一种庄重威严的氛围“迫使”当事人、证人如实陈述案情。[23]但现有的技术手段和规则无法保证在线诉讼过程中证人未实际旁听过庭审,以及作证过程中不受他人引导指挥,因此,诉讼法意义上的“隔离作证”规则尚未真正贯彻落实。由于不能面对面,在线诉讼中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如何辨别,采用同步还是异步的方式进行审查,有证人出庭的案件是否一律排除异步审理模式的适用,这些问题都需要从法律上进一步予以明确。异步质证模式虽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质证效率,降低了司法成本,但证人证言往往仅能以书面方式呈现,法官失去了近距离对证人“察言观色”的机会,无法准确判断证人的心路历程,也很难保证证言的内容全面真实。因此,在线异步审理中如何保障书面证言没有失真,减少虚假陈述、伪证现象发生,将是互联网法院探索证据规则的过程中需要解答的现实问题。

二、异步审理模式的本质:集中审理前的书面准备程序

(一)异步审理并非“审理”,而是审理前准备

传统民事司法中,法官享有诉讼指挥权,必须亲自主持整个审判程序;而在时空交错的异步审理模式下,当事人、法官却可能完全不对面,而是通过人工智能设定程序,引导当事人在规定时间节点完成询问、答辩、举证和质证,整个诉讼流程可视为由诉讼平台代表法院主持完成。法官只控制异步审理的启动和结束,几乎不参与审理过程。由此引发的质疑是,法官不参与指挥审判是否有违民事诉讼法理?法官在异步审理模式中究竟是组织者抑或裁判者?笔者认为,这些问题的厘清,有赖于对异步审理的性质予以准确界定。

根据杭州、广州两大互联网法院出台的异步审理规则来看,无论这种新型诉讼模式被称为“异步审理”(杭互)抑或“在线交互式审理”(广互),司法实践的立场都将其定位为一种审理方式或审理模式。传统民事诉讼理论认为,法院或仲裁审理的方式分为开庭审理和书面审理两种,[24]那么异步审理与哪种方式更为接近?笔者认为,首先,如果对《广州互联网法院在线审理规则(试行)》第82条进行文义解释,“在线交互式审理无需开庭”的规定便排除了异步审理系开庭审理的可能性。其次,与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言词辩论程序相比,言词辩论(开庭审理)程序的基本理念与基本制度在异步审理模式中均付之阙如,例如言词辩论准备和言词辩论主期日的系列规定,强化当事人的出庭义务和陈述义务,法官释明义务的行使规定等等。事实上,作为一种与在线视频庭审(可拟制为开庭审理)有别的新型审判模式,异步审理从诞生那天起就注定了其与开庭审理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如果一定要把“异步审理”解释为一种审理模式的话,其性质似乎只能界定为书面审理。根据诉讼程序公正的标准和要求,当事人享有获得公正审理的权利,应被给予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主张并相互进行辩论。程序公正的实现并不以开庭审理为必要条件,特别是对于在线诉讼而言,是采用普通程序还是简易程序、是开庭审理还是不开庭审理,在时间和成本上的差别远比传统诉讼小,因为网络技术的运用几乎使一切活动都能以相同快捷、经济、高效的方式实施和完成,[25]然而,这并不表明在线异步审理等于径行适用简化的书面审理程序。在笔者看来,将异步审理界定为书面审理,将产生以下不妥当之处: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96863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