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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完善死刑案件被告人辩护制度之构想
【英文标题】 Suggestions on Perfecting the Advocacy System for the Defendant on Death Penalty Cases
【作者】 杨翠芬【作者单位】 河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辩护制度;控辩平等;律师帮助
【英文关键词】 the advocacy system;the equal rights between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the lawyer aid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7)07—0136—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7
【页码】 136
【摘要】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规定方面存在许多缺陷,对关乎生命的死刑案件,这些缺陷更为明显。主要体现在控辩双方法律地位不平等(包括取证权不平等、会见权不平等)、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得不到充分保障、面临死刑者无法获得充分的律师帮助等。提出构建控辩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诉讼模式、完善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保障死刑案件被告人充分的律师帮助权的改革思路。

【英文摘要】

There are many defects in the system of advocacy on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 fore;they are much more serious in the death penalty cases,which show in many fields such as the unequal position between the prosecutor and the defendant(including the unequal way of obtaining evidence,as well as the right of interview),Self—right to defense of accused can’t be ensured,and the dying accused can’t gain the abundant aid,etc This essay shows many ways of reform on the lawsuit component of the equal legal position,perfecting the self—right to plead for the accused,and ensuring the abundant rights of aid by the lawyers in the death penalty cas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283    
  
  

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将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不再下放,这对于统一掌握死刑适用标准、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维护死刑案件被告人合法权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要保证把每一个死刑案件办成“铁案”,只是收回死刑复核权还不能完全解决,必须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其中,完善死刑案件被告人辩护制度就是一项重要内容。

一、现行死刑案件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通过充分行使辩护权,与追诉机关进行平等对抗,以维护其合法权益。这一制度对于完整诉讼结构形态的形成、案件事实真相的查明、程序正义的实现都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辩护制度的规定方面还有许多缺陷,特别是死刑案件更需要特殊的辩护制度保障。

(一)控辩双方地位不平等 皮埃尔·勒鲁曾说:“平等创造了司法和构成了司法”{1},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核心机制的控辩平等原则,要求检察官和被告人双方在诉讼中都应该是平等的诉讼主体,享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任何一方不得对法官施加特殊影响,法官应严格保持中立。只有控辩平等,司法正义才能实现。但在死刑案件的诉讼过程中,控辩不平等情况如同非死刑案件一样严重存在。

1.控辩双方取证权不平等

侦查机关为了查明案件事实,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有权采取询问、讯问、鉴定、扣押、搜查、邮检等各种侦查手段,法律对公、检、法机关收集证据的权力给予了充分的保障。《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证据。对于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应当保密。凡是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必须受法律追究。”正是由于法律强有力的保障,控诉机关收集、调取证据比辩护律师调查、收集证据容易得多。

与司法机关强有力的法律后盾为基础的调查取证权相比,法律尽管也赋予了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但同时又规定了较多限制,致使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实现。《刑事诉讼法》第37条规定:“辩护律师经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辩护律师经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4条规定:“辩护律师向证人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与本案有关的材料,因证人、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同意,申请人民法院收集、调取,人民法院认为有必要的,应当同意。”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现行法律将律师调查权的行使建立在被调查对象“同意”、法院、检察院“许可”的基础上,如果被调查对象不同意或者法院检察院不批准,法律没有赋予辩护律师此种情况下进一步的救济权利,调查取证只能以失败告终。所以,控辩双方取证权法律规定的不平等,导致辩护方虽拥有调查取证权,但实现此权利却困难重重,甚至根本无从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形同虚设。

2.犯罪嫌疑人的会见权规定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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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人员在场监督的情况下,无法完全按照真实意愿向律师陈述案件事实,而且面临死刑的犯罪嫌疑人,思想压力更大,侦查人员的在场监督对其负面影响也就更大。实践中,律师的会见权还往往被司法机关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而剥夺,即使允许会见,又对会见的次数、会见的时间等做出限制。与此相反,法律却没有规定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律师的在场权,即使是死刑案件也无此规定,侦查人员的讯问缺乏律师的监督。

3.没有规定死刑案件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制度,使控方证据得不到有力质证

死刑案件关乎生命,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都应该当庭质证,证人证言是一种重要的证据种类,但证人证言的形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受到证人作证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制度,即使死刑复核程序也没有规定,法庭审理过程中,控诉方往往只宣读证言笔录,这就使得证人证言无法得到有效质证,法官不能亲自观察到证人作证时眼神、脸色、神态、语言表述的细微变化,也就无从根据证言证据对案件作出准确判定。

(二)死刑案件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得不到充分保障

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诉讼权利,这种权利首先以自行辩护的形式实现,自行辩护权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包括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各个阶段,当然也应该贯穿于死刑复核阶段,但在关乎生命的死刑复核程序中,《刑事诉讼法》并没有直接规定被告人辩护权的内容、行使方式、义务主体、保障机制等,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中根本未涉及这一问题。可见。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的辩护权是不明确、不具体的。

自行辩护权的行使有两种方式,即直接言词辩护和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由于《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死刑复核案件要开庭审理,相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80条、第281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不开庭审理,只是对高级人民法院报送的材料进行书面审理,也没有规定复核法官必须对被告人进行直接讯问,听取其供述和辩解,因此,死刑案件被告人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无法通过庭审方式把辩护意见传达给合议庭,被告人的直接言词辩护权在这一程序中无从实现。那么,其自行辩护权就只能通过递交书面材料的方式实现了,而在现行羁押体制下,转达被告人自行辩护意见的义务转达机关、转达渠道等并未通过法律实定化,其意见一般难以到达或难以及时到达办理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官手中,这就导致被告人的自行辩护权难以实现的局面。

(三)面临死刑者无法获得充分的律师帮助

死刑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人身自由一般都受到司法机关的限制,本人行使诉讼权利有诸多不便,律师帮助对于其维护合法权益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使面临死刑者无法获得充分的律师帮助。

1.律师参与辩护时间太晚

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介入诉讼,此时律师有会见权,可以向嫌疑人了解案情,但同时又规定了种种限制,如征得侦查机关同意、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监督等。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又往往对这种限制做出进一步规定,如限制会见次数、会见时间、会见时能问的问题,使得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当事人相当困难,即使能够会见,由于侦查人员在场,又不允许涉及案情,律师无法通过会见权的行使为嫌疑人提供有效的法律帮助。又由于此时律师的身份不是辩护人,不能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所从事的工作只是提供法律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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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法)皮埃尔·勒鲁,王允道译.论平等(M).商务印书馆。1998.

{2}张少谦.死刑的正当程序(A).赵秉志。邱兴隆.死刑正当程序之探讨(C).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3}余正琨.论辩护律师调查取证请求权(J).江西社会科学,2000,(7).

{4}樊崇义.刑事辩护的障碍与困惑透视(J).河南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1,(3).

{5}马进保.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诉讼探析(A).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丛·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6}顾永忠.刑事辩护的国际标准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改完善(A).陈兴良.刑事法评论·第16卷(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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