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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律》
政治与司法视野下的反腐败:
【副标题】 评陈水扁家族洗钱案【作者】 杨雄
【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院【分类】 刑法分则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2
【页码】 4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4341    
  案情:
  5月20日,陈水扁卸任后,特侦组立即分案侦办机要费案,并将陈水扁列为被告。陈水扁也是台湾司法史上第一位卸任领导人被检方列为侦字案被告的案例。
  7月24日,特侦组首度以被告身份讯问陈水扁,由于检察官低调进行,外界并不知悉。
  8月12日,陈水扁第二度到特侦组应讯,由委任律师李胜琛、洪贵参、顾立雄等三人陪同。
  8月15日,瑞士司法机关提供扁家海外密账,特侦组立即分案侦办陈水扁家庭疑洗钱案,并于当晚第三度传唤陈水扁说明。
  8月16日,特侦组搜索陈水扁位于台北市信义区的宝徕花园广场住处、陈水扁办公室、吴淑珍胞兄吴景茂台南住处等地,并访谈吴淑珍。检察官当天将陈水扁、吴淑珍、吴景茂、陈致中、黄睿靓列为被告,并将陈水扁、吴淑珍、吴景茂三人限制出境。
  8月18日,特侦组传唤吴景茂、陈俊英夫妇,陈俊英应讯时昏迷送医。检察官当天传唤前“调查局长”叶盛茂,查隐匿公文案,并将叶盛茂列为被告及境管。
  8月20日,李登辉秘书室主任苏志诚到特侦组作证,说明李登辉时代机要费支领情形。特侦组同日将叶盛茂隐匿公文案移交台北地检署侦办。
  8月22日,特侦组检察官前往宝徕花园广场扁住处就讯吴淑珍。
  8月25日,陈致中、黄睿靓夫妇上午自美返台,特侦组下午传唤两人到案,并将两人限制出境。
  8月27日,“法务部”利用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庆启人到新加坡参加会议的机会,向新加坡政府提出司法互助请求。
  9月3日,特侦组第四度传唤陈水扁到案。
  9月20日,特侦组收到新加坡司法互助资料,包括吴景茂在瑞士信贷新加坡分行等五个账户的资金流向。
  9月25日,特侦组二度搜索陈水扁住家、办公室等二十七处,将前“总统府”出纳陈镇慧列为贪污被告,并向法院声押获准,为本案第一位被羁押的被吿。
  10月2日,疑洗钱案,特侦组将吴淑珍友人蔡铭哲、蔡铭杰改列被告,并将蔡铭哲声押获准。
  10月3日,机要费案,特侦组将前陈水扁办公室主任林德训改列贪污被告,并声押获准。
  10月7日,特侦组声押吴景茂获准。
  10月15日,疑洗钱案,特侦组搜索升恒昌公司等据点,并传唤负责人江松溪等人到案,讯后饬回;南港展览馆案,检方声押前“内政部长”馀政宪获准,原在押被告力麒建设负责人郭铨庆转污点证人,被检方饬回。
  10月17日,查企业汇款扁家人头账户,特侦组搜索中信、开发、元大三大金控等地,并将前兆丰金控董事长郑深池列为被告。
  10月21日,南港展览馆弊案,特侦组将吴淑珍、馀政宪、郭铨庆三人列为行、收贿罪的被告。
  10月24日,查企业汇款案,特侦组以证人身份传唤中信金控董事长辜濂松说明。
  10月28日,特侦组查龙潭土地开发案,搜索前新竹科学园区管理局局长李界木住处等地,并将李界木改列被告,声押获准。
  10月30日,查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义仁涉侵占机密“外交”款项案,特侦组搜索邱义仁住处等地,并将邱义仁声押禁见获准。
  11月4日,特侦组侦办机要费案,自“监察院”获取新证据,将前陈水扁办公室主任马永成改列贪污被告,并声押禁见获准。
  11月6日,查SOGO案,特侦组搜索太平洋流通公司等处所。
  11月11日,特侦组第五度传唤陈水扁到案,历经近六小时讯问后,检察官以陈水扁涉犯重罪,向“法院”申请羁押陈水扁。陈水扁随后将被用囚车移送至台北看守所关押,从而成为台湾地区司法史上第一位遭到收押的卸任领导人。
  11月13日,陈水扁的委任律师郑文龙于10点左右前往台北看守所探望陈水扁。郑文龙探望完陈水扁表示,陈水扁称收押是事先拟好的剧本,台当局是未审先判,奉命起诉。陈水扁还向透过郑文龙提十点理由宣布禁食。十点理由包括“哀司法已死、悼民主退步、甘愿为台湾坐黑牢”等等。
  11月27日,陈水扁开始进食,结束长达15天的禁食已经结束,无法再以禁食为借口,要求送医。
  12月12日,陈水扁案首轮侦办结束,特侦组依贪污、洗钱等罪起诉陈水扁等人,并移审法院。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后,认为陈水扁侦查中均到庭,且身为卸任“元首”,应无逃亡之虞,予以当庭释放,并限制出境、出海、住居。
  12月18日,台湾特侦组针对台北“地方法院”将陈水扁无保释放案提出抗告。台湾“高等法院”合议庭开庭评议后认为,陈水扁虽然承诺会准时到庭,但案件中相关证人和被告跟陈水扁有一定程度的交情或依属关系,如果推翻不利陈水扁的证词,将会影响案件证据力,所以必须斟酌陈水扁,可能会有淹灭事证或串证的可能,合议庭裁定发回地方法院更审。
  12月18日,台湾台北“地方法院”合议庭经过长达8小时的审理,审判长认为检察官所提出的干扰证人、串供与逃亡的事证不足,再度裁定将陈水扁无保释放。虽然合议庭仍认为陈水扁无逃亡之虞,不过合议庭也要求陈水扁,不可对证人、司法官和警察等人员施压,并再次提醒陈水扁将来要准时出庭,不可挟群众扰乱司法。
  12月25日,特侦组向台湾地区“高等法院”第二次提出抗告。
  12月28日,台湾地区“高等法院”再次裁决撤销台北“地方法院”的裁定,全案发回重审。
  12月29日,台北“地方法院”审理陈水扁羁押案。合议庭经过12个多小时的庭讯、评议后认为,陈水扁涉嫌重罪,且有串证、灭证、逃亡之虞,于30日凌晨2时25分作出裁决,将陈水扁当庭收押但不禁见。
  一、“总统”是靠不住的—政治权力的制衡
  陈水扁家族洗钱案,在我国台湾地区民主政治发展历程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揭示了从三级贫户到“台湾之子”再到“贪腐大佬”的陈水扁如何不受在野党、司法、监察机关、媒体和社会舆论等的监督,打着“台独”的旗号,玩弄政治权力之术,欺骗广大民众,为自己攫取非法利益。将陈水扁绳之以法,是台湾地区民主政治发展的转折点,它是一部现代政治权力制衡机制活生生的教材。
  众所周知,公共权力的运用一方面可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让社会有序运转;另一方面,公共权力还关涉社会资源的分配和个人利益的予夺。换言之,公共权力本身包含着利益的因素,具有可获利性。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虽然是代表公意的公权的行使者,但他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人都有求生的欲望和趋利避害的本能,这是人作为生物体的天性,也是一种自然而真实的存在。在人性本能欲望的驱使之下,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一旦缺乏制约和监督机制,就有可能将自身掌握的权力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加以运用,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损及公共权力所可能辐射到的相关利益主体。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采取一系列手段来制约权力的行使。人类在民主政治的实践中总结了许多方法来划定权力的边界,约束权力的滥用,其中包括以道德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以权力制约权力和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些手段制约权力的着眼点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政治体制、社会格局之下,社会治理者所采用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以道德制约权力的模式,在我国可谓源远流长。从孔子的“为政以德”到孟子的“仁者爱人”再到时下的“以德治国”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倡导,都显示了伦理道德在制约权力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以道德制约权力,主要是依靠执政者自身的道德律以及日常的内心反省,再加上周遭的舆论谴责达到防范权力滥用的目的。然而,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这种道德的约束力较强,但在现代陌生人社会中,物质的诱惑和人性本能的欲望常常驱使着某些掌权者敢于突破道德的底线,道德对权力的制约力逐渐减弱。既然,道德对权力的制约显得过于软化,那么,就必须寻求对权力的刚性制约。法律是在道德基础上抽象出来的硬性规则,它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规定权力行使的边界、程序和限度。在法律至上和“法大于权”的法治国度中,执政者一般会惧怕滥权后的法律后果而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法律毕竟权力之间博弈的结果,在权力遭到滥用时制定出的法律可能缺乏正当性和科学性,而且,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由具体的个人去执行,一旦法律的执行屈从于执法者,就难以对权力产生实质的约束力了。在陈水扁执政时期,其以权力制约了法律的执行,架空了法律对他的制约,以至于在其下台之后,台湾地区的司法机关才有机会将其绳之以法。
  任何民主国家在运用国家权力的时候,都不可避免地运用权力之外和权力内部的因素来制约权力。换言之,国家既可以通过权力内部的分立制衡权力的运行,还可以通过公民权利的制约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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