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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中国法制的反思与重构
【副标题】 京城部分学者访谈录【作者】 施滨海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1988年
【期号】 12【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181    
  中国思想理论文化界所迈出的每一步,无不作为中国政治的晴雨表而昭示于海内外。在反思已经过去的中国十年法制和开始新一轮法制的时刻,记者在京城感受到一大批在深化改革中,为创造和重构未来中国政治与法治氛围的知识分子精英的那股执着的抗争精神与强烈的使命感和理论勇气。围绕人权、法治、法律至上、法学家的社会责任感等敏感话题,记者同部分学者进行了坦陈的对话。
  吴家麟:
  “法治人治结合论”观点是对人治的肯定中国法制没有搞好根本’原因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这些年有种怪现象,那就是在“要人治、不要法治”的错误主张破了产之后,就只提“法制”,讳言“法治”。当然,把“法制”的涵义作了扩大的解释,解释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也可以说包括了“法治”的涵义在内,但总不如“法治”的提法那样明确、鲜明。为什么法律系能开“中国法制史”课而开不出“中国法治史”课呢?有的法理教科书说:“民主是法制的前提和基础。”这个提法不大确切,因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尽管没有民主,也不照样有法制?讳言“法治”,大概是因为一提到“法治”,人们就会联想到“人治”,就会对“法治”和“人治”进行历史的反思和作出选择性的评价;对某些人来说,可能缺乏这种承受力,有点受不了。
  古今中外,治国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法治,一种是人治。搞人治,就是要人高于法、权大于法、法服从人、树立统治者个人的最高权威。而搞法治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即要法高于人、法大于权、任何人都服从法、树立宪法和法律的最高权威。两者泾渭分明。现在,经过“文革”10年灾难,已没有人敢公开宣扬人治了,但在某些领导人和某些法学家圈子中,还流行着一种人治和法治可以相互结合相互补充,以法治为主,以人治为辅的“法治人治结合论”观点,而且还颇有市场。法治和人治能不能结合?我看不能,结合就是同时肯定法治和人治,肯定落后过时的东西。正象婚姻生活中的合法婚与婚外恋一样,如果认为两者可以结合,就是肯定婚外恋的合理性。
  为什么许多东西都可以结合而法治和人治就不能结合呢?因为两者是互不相容的,“法高于人”和“人高于法”能相容吗?能结合吗?法治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对人治的否定。只有讲法治,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本质。但是,我们的某些领导人却认为,如果把“法治”写进文件,就等于承认我们长期以来是在搞人治,没有搞法治。为什么要对法治躲躲闪闪呢?说穿了,是怕揭过去搞人治的底。没有勇气正视过去,怎么会有勇气对待将来?人治和法治哪一个好,中国、苏联等许多国家的历史已作了公正的结论,对此,我们何必采取驼鸟政策!?
  搞法治的基础是政治民主。没有民主,就不能有法治。当然,民主也需要法治来保障。在搞法治方面,我们应该也可能比资本主义国家搞得更好一些,但实际上我们搞得并不好,这一点应该有勇气承认。“文革”中连国家主席的人身自由权利也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说普通平民百姓了。民主与法治方面的失误,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中国的法治没有搞好,有经济、政治、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原因,但根本原因,是“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领导是有责任的。应该承认现阶段还存在着许多人治的现象,但不能用“结合论”去肯定,而是要采取有力的措施去改变这种状况。具体说来,需要正确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党与法的关系,党应该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做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并要自觉地接受监督和制约;二是政与法的关系,政策必须服从法律,而不是现在实际上的法律服从政策,特别是不能一遇到紧急情况,就把法律抛在一边,完全依政策办事;三是权与法的关系,必须建立权力制约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权与法的关系;四是情与法的关系,不要以情代法、徇情枉法、人情大于法律,执法搞关系网的弊端一定要根除;五是改与法的关系,改革不能冲破法律, 要冲破就必须经过程序,所谓“绕着红灯走”是一种典型的破坏法制统一和权威的错误观念。只要以上几对关系处理好了。厉行法治就有希望,而现行法治体制的弊端如果不加革除,以上几对关系也就无法处理好。所以切切实实而不是敷衍了事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进入法治国行列的关键。
  于浩成:
  不必矢口否认我国存在的人权问题同侵犯人权的现象作斗争是我国自立于世界文明国家之林的必要条件
  88年12月10日是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40周年。这个宣言一开始就申明“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还以30条条文宣布了一系列公民、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权利,所有国家和所有个人都应努力促进,尊重这些权利,并使这些权利获得普遍的承认。
  40年来,人权问题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个问题在我国却一直几乎成为一个禁区。尽管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连国家主席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共产党员张志新仅仅由于坚持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被逮捕,监禁,处死,在行刑前还被残忍地割断了喉管。类似的事实简直是不胜枚举,磬竹难书。然而我们有些人却闭起眼睛.根本不认帐,竟然矢口否认我国还有人权问题。报刊上还曾一度出现“批人权一的大量文章,后来又一度出现大批特批人道主义的浪潮。总之,把一切带“人”字的,如人性、人权、人道主义等都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讲人权,而无产阶级则不讲人权。这种错误的认识和荒谬的做法极大的阻碍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建立。
  我国是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签字国之一,我国代表几年来在一些国际会议上尽管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讨论人权问题时总是躲躲闪闪,力图回避,因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保障人权已被公认为国际法的一项普遍原则,而我们往往借口不容许别国干涉内政拒绝讨论本国的人权情况,但这种借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家可以反问一句。既然人权是一国的内政,你们为什么还不断发表声明谴责南非的种族歧视呢?南非不是也可说这是本国内政,拒绝别国加以干涉吗?其实,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讲,首先,国外有些人是没有资格侈谈保障人权的,他们为帮助我国军阀、官僚、买办、地主阶级屠杀千百万中国人民,在调上海等地公园门口曾经挂出“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严重侮辱中国人的人格,又有什么资格再来谈论我国的人权问题呢?其次,应该指出,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人权受到蹂躏以及当前存在的一些侵犯人权的现象也非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产生的,恰恰是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结果,这些现象一经发现,我们党和政府总是采取措施认真加以纠正的。应该承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在短时间内一下子就能建立得十分完好无缺,还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国家制度的某些环节还有缺陷,法制还不完备,因此,人民的民主权利有些还得不到可靠的保障。我们不但不需要粉饰太平,矢口否认我国还存在人权问题,而且应该正视现实,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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