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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法学
【分类】 法律教育【期刊年份】 1994年
【期号】 2【页码】 10
【摘要】

20世纪行将过去。一个伟大的新世纪——21世纪正在向我们走来。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经历了胜利、曲折和再度辉煌的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我们伟大的祖国正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持续、快速、健康地迈向新的世纪。

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法学,经历了创造、挫折和复兴的艰苦历程,在探索建立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我国法学研究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当然,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我国的法学研究同正在蓬勃发展的改革、建设事业和民主与法制建设的要求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如何切实改变这种状况,使法学研究紧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适应跨世纪的形势和任务的需要,是我国法学、法律工作者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为此,在纪念本刊创刊10周年之际,我们在抓好当前有关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法学理论研究与宣传的同时,特组织以“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为主题的笔谈会,约请一些专家学者,就我国法学研究的现状和今后的方向、任务,法学理论体系的改革和创新,法学各学科理论的开拓与发展,法学观点和法制观念的更新,法学思维与研究方法的变革,以及法学人才的培养与法学教育的改革等,发表见解,提出建议,以期引起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对这一课题的重视、关注和研究。在此谨向参加这次笔谈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刊这一期所发表的笔谈会来稿,提出了不少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有识之见,很值得一读。我们殷切地期望有关领导和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择善而从,协力以赴,使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繁荣昌盛,大放光彩。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62    
  充满希望 任重道远
  余叔通(中国法学会顾问)
  中国法学走过坎坷的道路,终于迎来难能可贵的春天。法学界无论老卒新兵,莫不为此欢欣雀跃,矢志为我国的民主与法制付出更多的艰辛。
  我们的党和国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民主与法制,经济和社会的飞速进步空前迫切地呼唤着法治和德治,人民群众对高度的民主和健全的法制正翘首以待。法学界怎样迎接这一机遇和挑战,如何无愧于时代的托付,是我们必须再三思考的课题。
  再过六年,中国将步入经济发展的第三个战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基本成型。我设想,那时理应法治修明、德治普及,理应百业有序、老幼安居,理应诸说并陈、争妍斗丽;特别是,中国法学理应步步走向世界,寰宇竞颂新中华法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鄙意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狠下功夫。
  重新学习,共同钻研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在12亿人口的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空前伟大的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方案可供抄袭。好在,我们有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指导,有亿万人民和干部的实践,更有别人长期积累的经验。在这样的基础上,完全有可能构筑完善的法律制度及其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再造辉煌。为此,我们需要紧急动员起来,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学习自己丰富的实践,学习外国人的经验和教训,学习许多我们还不懂得的或者懂得不多的东西,大至经济,小至电脑。
  百家争鸣,踊跃提出改革法律制度的建议。加速立法固然十分必要,但是完善的法治绝不能仅限于立法,立法也不能多多益善。立什么法、怎样立法,还有许许多多问题有待研究;何况,司法的问题看来比立法的问题更为重要,更迫切需要解决。怎样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审判独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怎样更合理地确定司法机关的设置和职权,真正做到相互制约又分工合作,显然大有文章可做;至于怎样使司法机关真正地清除腐败,做到清正廉洁,爱民如父,更是法学界面临的长期的课题。为此,我们需要有足够的政策水平和理论勇气,需要进行深入的不虚不假的调查研究,群策群力来促进政法工作的改革。
  扶持中青年,使法学界在换代过程中涌现一批大法学家。当前,缺代现象在法学界表现十分尖锐。自然规律已经使老年人不得不相继退出岗位,即使在位的也多感到力不从心,需要有大批的中年人、青年人来接班;而且,不是简单地接班,而必须青出于蓝而大胜于蓝。中国今天正在呼唤大法学家的出现。我们应该用一切方法扶助和支持中青年人走上历史舞台。当然,中年人特别是青年人要在政治上、业务上潜心修炼,孜孜以求,在名利面前坚持敬业致业,不辜负历史的期待。
  扩大开放,把人类的一切文明成就吸收过来。市场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发扬光大也已有数百年,特别是,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瑕瑜并见。他们的一切好的和坏的、适合和不适合于我们的东西,都值得仔细研究一番,去芜拮精,为我所用。因此,必须扩大和改进对外交流工作,加倍珍惜和大力培养对外交流的人才,舍得花钱花力。不但要借鉴他人,还要宣传自己。中国的民主与法制有自己的绝活和特色,理应理直气壮地宣扬;也有自己的毛病与缺陷,应该内外有别、实事求是地承认。总之,封闭只会落后,自大必然愚昧。我坚信,中国法学早晚有一天,也许就在下一世纪之初,将会在世界上大放光彩。
  我已经是正在下山的残阳,大概是跨不上21世纪了,但是,对未来的民主与法制,对我们的法学,始终信心十足,企盼殷切。老驴尚思奋蹄,力争为我国法学繁花似锦的盛夏的早日到来贡献微薄。愿与法学界同仁共勉。
  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发展趋势
  张文显(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中国法学》创刊十年来,始终满腔热情地培养、扶植、爱护法学新人。我国法学界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学者对她抱有深厚的感情。际此《中国法学》创刊十周年,谨以前瞻我国法学的发展趋势,聊寄感激庆贺之忱。
  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推动下,将进一步显示出以下发展趋势:
  一、科学化趋势。科学性是法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标志。然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影响和干扰,法学曾严重偏离或脱离科学的轨道,经过艰苦曲折的拨乱反正,科学性得以回归。在世纪之交,法学的科学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其主要的标志将是:第一,彻底摆脱“左”右思潮的束缚和姓“资”姓“社”的困扰,以完全的科学精神对待一切法律思想和法学理论,实事求是地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各种学派的法律思想中汲取符合法律现象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成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理论。第二,法学范畴体系和理论大厦建构起来。法学范畴及其体系是一定历史阶段法学理论思维发展水平的指示器,是法学科学化的重要标志。我国法学将在总结以往认识成果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起科学的范畴体系。第三,研究方法趋向多样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种新方法将在法学研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第四,出现各具特色的理论体系、学说。这些理论和学说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学术批评的助长,将逐步形成在马克思主义共同指导下的不同学派。现代中国法学无学派的历史将宣告结束。
  二、实践化趋势。法学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科学。但这种本质在很长一个时期未能充分显现。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将视参与实践和服务实践为其生命和价值所在,更加贴近社会实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实践将是法学研究的重心,法制建设的重大实际问题将成为法学研究的主要热点。如果说前些年法学的热点偏多于理论上的“左”或右、是与非等“务虚性”问题,在世纪之交法学的热点将是与社会实践、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实践密切相关的“务实性”问题。
  三、现代化趋势。法学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概念,既包括法学理论的现代化,也包括研究方法和手段的现代化。法学理论的现代化是与法制现代化大体同步的,而法制现代化又是与社会现代化相适应的。我国日益深化的改革开放既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现代化,也促进着法制现代化。与此相应,我国法学必将最终彻底摆脱旧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以及传统文化的束缚和限制,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精神文明和国际合作为参照,反观、审视和检验既有的法学观点和理论,实现法学新的变革。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以及法学研究经费的扩大投人,法学研究将逐步改变传统的“笔加纸”的人工操作方法,引进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这将不仅有利于开展定量分析,实现资料共享,提高法学研究的效率;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于计算机技术深入法律运行过程中进行实证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使法学在研究实践、指导实践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国际化趋势。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法学在80年代已经突破自我封闭的局面,开始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但在总体上,我国法学在国际法学舞台上平等对话的主体资格还没有得到普遍承认,我国法学的对外影响仍然有限。在世纪之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将加快我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衔接,加快我国法律与国际法律惯例的接轨,国内法与国际法将呈现互相交叉、互相渗透的局面。这一趋势必将促进我国法学面向世界,更加主动而富有成效地参与国际法学交流。
  21世纪中国法学展望
  李步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21世纪,在国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民主政治建设和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迈进。国际上,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国际生活的主旋律;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全球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进步将达到一个全新的水平。这就是中国法学在21世纪必然走向成熟与繁荣的内外环境。
  21世纪的中国法学与它的过去相比较将出现以下四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它将成为发展型的法学。理论来源于实践。实践是发展的,因而法学理论也应当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同马克思主义法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马克思主义关于法律的基本原理与基本观点,它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后者是指受马克思主义法律观所指导的法律科学,它是属于“社会科学”这个范畴。不顾现实生活的发展变化而死抱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已过时的观点不放,是不正确的。在新的世纪里,法学教条主义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必将日益减弱并最终成为历史。
  第二,它将成为开放型的法学。正如马克思主义总结和吸取了以往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一样,马克思主义法学也必须批判地吸取古今中外其它法学理论中一切有科学价值的成分和各种合理的因素来丰富自己。不加分析地把马克思主义法学之外的各种法学理论一概斥之为“伪科学”;或者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拒绝接受各种科学的有益的思想成分,都是不正确的。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法学必将彻底摆脱“唯我独尊”的左倾幼稚病,从而使自己这朵科学之花在未来世界的法学百花园中开放得更加鲜艳。
  第三,它将成为指导型的法学。法学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法学的作用之一,是对法制建设的现状作出科学的解释与说明。但是它的主要功能,应当是指导法制建设的实践。迄今以往的中国法学还基本上停留在注释法学的水准上。例如,“宪法学”或“宪法原理”应是从中外各种宪法现象中抽象与概括出来的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原理、原则与发展规律所组成的科学体系。但我国现在的这类著作主要还是对中国宪法的现实作出解释与说明。在新的世纪里,中国法学必将由注释法学上升为理论法学,并将更好地发挥它对法制建设实践的指导功能。
  第四,它将成为求实型的法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这就是科学的独立品格。做学问,切不可“唯书”,更不可“唯上”。夸大学术与政治的相互联系是不正确的。要善于运用法学研究成果去指导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不应当用现行政策去任意剪裁科学结论。在新的世纪里,法学实用主义和主观主义对中国法学的影响必将日益衰微。
  在新的世纪里,一个生机勃勃、百花盛开的科学的新的春天一定会降临神州大地,我们鼓掌欢迎它!一个思想丰富、内容精当、结构恢弘的中国法学体系一定会建立起来,我们举起双手迎接它!
  为促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形成而努力
  沈宗灵(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1.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法治社会的形成要经历相当长时期,少则几十年,多则几百年。这里讲的法治社会不是仅指制定较完备的法律,而且指法律制度、法治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确立,形成一种牢固的传统,构成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开始向法治社会方向迈进。笔者相信,在21世纪,我国一定会形成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法学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就在于为促进这一社会的形成而作出贡献。我国法学的发展、法学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社会价值及其对法律发展的影响程度,主要取决于这种贡献的多少。
  2.近十几年来,我国法学更多地注意立法学问题(如80年代初的立法体制问题到近年来关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问题)。相对而论,对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行,即法律社会学问题却较少研究。笔者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应长此继续下去。在今后,认真研究立法问题始终十分重要,同时应当更加强研究法律的实行。
  3.近十几年来,应用法学比较热门,理论法学(包括法律史学)比冷落。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样不宜长此继续下去。笔者认为,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当然,这里讲的理论法学决不是指教条式的理论,而是指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引的不断创新的理论。爬数据可耻
  4.在前一时期,宣传、解释法律条文的作品,或者说注释法学较为盛行。对法律条文的正确宣传和解释是很重要的,高质量的注释法学作品也应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注释法学不能代表整个法学。法学不应仅解释法律条文,而应对法律进行深入研究、分析、论证和评价。
  5.在前一时期,相对而论国内法学与国际经济法学较为盛行。应当改变外国法学、比较法学、一般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学等不很受重视的倾向。
  6.法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更好地培养高质且的青年法学工作者。高等法学院系的教学改革应深入进行。这里要谈的问题很多。笔者仅强调一点,法学院系培养的人主要是未来的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律顾问,等等,他们的神圣职责是维护正义、主持公道,因此,对他们特别要注意道德素质的培养。
  从幼稚走向成熟和真正繁荣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中国法学》创刊十周年了,它为我国法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法学研究的这十五年是不寻常的,因为它几乎是从零起步的。正是因为从零起步,所以能有今天的法学局面,一方面确有一种令人自豪的繁荣感觉,但另一方面也会有一种令人麻痹的近乎虚假繁荣的感觉。我国法学将要走出、但仍然没有走出它的幼年。法学热和那么多的法律报刊、杂志和书籍还仍然带有某些病态的浮肿。有人说现在法律吃香了,法学繁荣了,但这种繁荣里面仍有相当大程度的泡沫和虚浮。走向21世纪的法学应当去肿、去虚、去掉泡沫,去掉自我欣赏和自我陶醉。
  为什么说法学仍然没有走出它的幼年呢?
  第一,法学理论虽曾几度活跃,几度争论,但真正扎根于实践的有份量的理论研究不多。法律学就其本质来说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而我国法学界对于市场经济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手段、现代商法体系以及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民主机制、权利保障机制,都还没有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的探讨。没有成熟的理论就没有成熟的法学。
  第二,把法学是非和政治是非完全混淆的危险现在虽然减少了,但法学禁区仍然不少。法学研究越走向地心,越要接触到炽热的岩浆,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望而止步是法学真正繁荣的大忌。没有学术的自由探讨就没有成熟的法学。
  第三,法学虽然已经摆脱了遵命法学的桎梏,但仍然未脱离注释法学的无形约束。宣传、普及、解释性的作品易写、易销,周转期快,经济效益显著,且风险极小。而创造性的法学研究既要深入了解中国实际,又要比较世界各国立法之优劣,还要对现行法律提出其利弊及改造意见,难写、难登、难出版,吃力不讨好。但是,不摆脱注释法学,就不能有成熟的法学。
  第四,法学研究成果近年来大t涌现,其中不乏佳作,但具有基石性的、经典性的、在某一学科领域中具有代表性、权威性的著作尚难见一、二。往往有国外学者询问我国法学某一领域中的代表性权威著作,常常令我们哑口难以回答。没有一些权威性著作,就不可能有成熟的法学。
  第五,法学家的地位逐渐提高了,在立法中也越来越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但法学家的作用仍仅限于智囊团的作用。在立法机构、决策机构中很少看到法学家或是受过法学教育者的身影。比起世界各国来,我国恐怕是法学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最少的一些国家之一。没有一批法学家参与国家的政治活动和立法决策就不会有真正的法学繁荣。
  第六,我国法学界这些年来参与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越来越多,也有些学者在国外讲学颇受好评,但真正在国际法学界出名的人物屈指难数。比起其他学术界来说,法学界更缺少大师级的选手参与国际交流和竞争。没有在国际法学界可以立足、成名的学者,也很难谈得上成熟的法学。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批很有实力的中青年学者,这是法学繁荣的希望所在。我们这一代人行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走向21世纪的法学的繁荣,实有赖于这一批不轻易下海、有志于攀登法学高峰的年轻登山者!
  中国法学面临划时代的变革
  郭锋(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教授)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意义十分深远的社会变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中国法学正面临着划时代的变革。
  迄今为止,中国法学走过了近45年的历程。以往,学术界对中国法学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的发展的总体评价是比较高的。但是,当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重新审视既往的历程时,不难发现:中国法学,在前30年主要置根于阶级斗争的土壤里,而在后15年,则主要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依托。从另一个侧面看,中国法学始终是以苏联模式为蓝本,而将西方法学置于批判(或在批判后适当借鉴)的位置。
  但当中国社会正向市场经济推进的时候,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阶级斗争时代的中国法学与市场经济体制大多不相容,而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中国法学则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束缚市场经济发展的桎梏。这绝非危言耸听。翻一翻现行的刑法、民法、诉讼法,从原则到具体制度,有许多内容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立法要求(如刑法规定的投机倒把、民法规定的物权制度、诉讼法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等)。其实,就市场经济的立法而言,西方已经积累了几百年的经验,对我们来说,目前的主要任务不是进行姓“资”姓“社”的鉴别或批判,而是应当结合中国国情虚心学习和借鉴。至于前苏联法学理论对我们的影响,则是到了需要认真地加以分析和清理的时候了。
  面对汹涌而来的市场经济的浪潮,虽然有一部分法学家们感到困惑、迷惘或不解,但大多数法学家们在反思、在探索、在进取。在这千载难逢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我们深深地感到,中国的法学理论应当义无反顾地冲破旧体制下的各种极左思想和条条框框,冲破前苏联的法学模式,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去学习和借鉴西方反映市场经济共同规律的法学理论,并在中国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构筑起一套新的中国法学体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不但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而且需要提倡和树立法学家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德。真正的学者应当将自己的学术观点建立在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和严密的逻辑推论基础之上,而不应将学术与政治简单混淆或把学术见解庸俗化,变成对政治口号或特定时期政治思潮的诠释。唯其如此,中国法学才能在市场经济中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武装头脑瞄准方向抓住时机团结协作
  孙国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教授)
  欣逢《中国法学》创刊十周年之际,来探讨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回顾已往,展望未来,心情无比激动。中国法学(指当代中国法学)尽管备经艰辛、曲折,但总的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着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道路,走着一条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走着为人民服务而不断探寻真理的道路。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中国法学已走过了相当艰难的路程,迎来了法学的春天。《中国法学》就是在这个春天里,继承五六十年代《政法研究》的未竟事业,肩负着新时代的挑战和希望而诞生并开出的一朵艳丽的鲜花。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国法学虽然也有一定曲折,但总的可以说是“天天向上”。中国法学已长大了,是否可以说他已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了,象早晨初升的太阳,前途不可限量。中国法学界只要紧紧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周围,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明的方向奋勇前进,就一定能在未来、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成就,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为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并在世界法学之林,大放异彩,为人类法律文化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以为,面向未来、面向21世纪,中国法学要茁壮成长,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紧跟时代,适应时代需要,不断更新、不断发展。这就必须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法学研究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勇于开拓,发展马克思主义,二者不可偏废。为此,法学界应把学习、研究和宣传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关于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指示放在极重要的地位,切实抓紧抓好。
  第二,要重视专门法律问题的研究。法律问题是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种问题的综合表现,归根到底经济是基础。但如果研究法律不注意专门法律问题或者绕过专门法律问题,而过多地把精力花费在法律背后的经济、政治等问题上,甚至是简单地重复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一般结论,则必然会削弱对法律本身的研究。从这种意义上说,有的同志提出法学家要重视法律本身的研究是对的。法学固然要研究法的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但专门法律问题的研究毕竟是法学的本题,责无旁贷。法学家们乐于谈论法的一般的哲学、社会学问题,而对专门法律问题不甚了了的状况再不应继续下去了。法学研究的是一切法律现象、一切专门法律问题,这是法学研究的对象。当然,研究不应就现象认识现象。法学研究的方法与对象有联系,但又有区别,不应混淆。
  第三,既要重视普遍规律、国外的作法,也要重视中国国情和中国风格;既要重视时代的呼唤,也要重视历史的传统。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建国初到90年代,都应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
  第四,在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前提下,要提倡既敢于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又乐于和善于吸取、尊重别人学术见解的学者风度。法律问题相当复杂,可行方案不仅一个。最佳方案只能在多种方案的比较中发现。所以法学中如无不同意见,必将影响最佳方案的选择。在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大前提下,应当鼓励议论纷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直至形成马克思主义法学内部的不同学术流派。在学术争论中,要提倡争论归争论,友谊归友谊,不要因争论而影响友谊,也不要因友谊而不争论,甚至形成不以科学是非为标准的帮派、小圈子的门户之见。要为人民的利益坚持正确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误的。既要敢于讲真话,坚持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又要随时修正错误,不自以为是,固步自封。既要勇于改革、创新,又不做见风使舵的风派人物。关键是要有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
  发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
  李龙(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毫无疑问,中国法学已走出低谷,但离全面繁荣还相距甚远。我认为,法学的繁荣不是喊几句动听的口号,也不是单纯的注释现行法律规范,更不是单纯配合具体任务,而是以下列三项为标志:1.法学在国家决策中起重要作用;2.法律在人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圣;3.法律秩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要求。当然,达到上述目标,要作出艰苦的努力,只能逐步实现。就目前而言,主要是要提高法学的地位,发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
  历史证明,只有发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特殊功能,国家才能兴旺,社会才能进步,法学才能繁荣。古罗马之所以显赫一时,罗马法之所以广泛传播,就在于重视法学和重视法学家;《拿破仑法典》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性法律,就在于当时的法兰西把法学、法律和法学家置于国家的重要地位;“罗斯福新政”之所以被传为佳话,就在于他把宏观调控与法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德国“二战”后在经济上的飞跃,东亚“四小龙”的崛起,无不与发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特殊功能有关。
  就我国来讲,法学基本上尚未进人国家决策领域,或者说还刚刚起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就是法治经济,离开法律的引导、规范、保障和制约,宏观调控就会失灵;离开法律对微观经济行为的调整,经济实体就没有活力。因此,发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已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当然,能否发挥法学在国家决策中的特殊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法学本身的发展水平。应该说,目前中国法学的水平虽然有很大提高,但还相对落后。为了改变这种面貌,应在加强“三基”上下功夫。
  加强基础学科的建设。目前,法学基础学科往往被忽视,甚至出现本末倒置的情况,似乎只讲应用就行了。应该知道,基础与应用是相辅相成的,基础学科不发展,应用学科会失去活力;只有基础学科的突破,才能带来法学全面繁荣。
  加强基本理论的研究。它既包括整个法学的基本理论,也包括各部门法学的基本理论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必须与实践结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改变颁布一个法讲一门课那种舍本求末的教学,要将基本理论的研究作为法学的根基。
  加强基本知识的传播。法学是应用学科,必须注重法学基础知识的传播,没有这种传播与普及,就不可能有法学的繁荣。
  中国法学的科学化、理性化
  周永冲(苏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科学和理性是现代社会科学的灵魂,缺乏科学和理性精神的知识体系实难称为社会科学。21世纪必是科学和理性大张的时代,走向21世纪的中国法学的唯一明智选择和必然趋势是进一步科学化、理性化。围绕这一轴心,中国法学将实现以下转换:
  一、基础的转换:从原则到实践。科学的基础是实践而不是原则。以原则为基础曾是中国法学的致命弊端。如以阶级斗争原则为基础,曾导致法学“自戕”。以原则为基础,法学必失去客观性而意识形态化。应当指出,科学开始于普遍性,作为未来法学基础的“实践”,在外延上涵盖了人类古往今来的活动,它没有族界、不分国别,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实践检验的对象应包含一切法学理论,无有例外。
  二、核心价值的转换:从统治到正义。在以巩固统治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法学里,人被对象化、客体化了。科学理性的法学是人文科学:从大家是具有理性的平等的人出发去研究人的行为及其规范,其使命是如何创设有利人的全面发展、最少浪费的法律,其核心价值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人,尊重他人为人,损害他人要承担责任,这就是正义。
  三、概念体系的转换:从阶级到权利。时下,中国法学的核心概念仍然是阶级,这起码表明它还未割断联结古典政治哲学的脐带。21世纪的中国法学将以权利为核心范畴组建自己独特的概念体系。
  四、学科结构的转换:从公法学到民商法学。时下法学体系以公法学(指宪法学、刑法学)为核心,这是“权力本位”、“国家本位”使然。一俟“权利本位”、“个体本位”的确立,民商法学将取而代之,并随之引起整个法学结构的转换。经济法学将大部归属民商法学和行政法学;将崛起一些新的部门法学,如社会保障法学、国家赔偿法学等等。劳动法学将脱胎换骨而提高身价;比较法学、国际法学将备受青睐,超国家法学的地位将得以确立。与此相应,各部门法学的结构也将发生引人注目的调整。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五、法学功能的转换:从宣传到指导。中国法学的社会功能曾仅限于宣传现行法,论证其合理性。未来的中国法学将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普罗米修斯、阿波罗·决不会甘当在黄昏时才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当然,更不会作饶舌的鹦鹉。
  中国法学的科学化理性化,需要、也相信即将出现一个法学繁荣的新时代,这将是一个充满探索精神的科学时代,一个洋溢着思想自由、平等切磋、友善宽容气氛的民主时代,一个崇尚热爱人、尊重人的人文精神的理性时代。我们期待着它的到来!
  面向21世纪大力改革法学教育
  马克昌(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
  根据预测,21世纪当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形成并大大发展进而参与世界经济大环境的时期;是我国进入高新技术高度发展,面临激烈的竞争、挑战和机遇的时期;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断加强和完善,逐步建成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严格的社会主义法治时期。为了使法学教育能够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应当遵照邓小平同志“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导,大力改革法学教育。
  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大力培养和提拔中青年教师,是搞好法学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关键。更新观念,就是要以市场经济的法律观取代计划经济的法律观。提高素质,就是要以崭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经济知识和有关新的科学知识,取代脱离现实生活的陈旧的法律知识和其他陈旧知识。之所以提出培养和提拔中青年教师,因为教改的问题,关键是教师问题,教师问题关键是中青年教师。他们不仅现在是各科教学的骨干,而且21世纪将是他们的世纪。所以观念更新,提高素质,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教师不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就无法适应我国社会大变革的形势。所以教师在法学观念和知识上“换脑筋”,大力培养思想开拓、知识新颖的中青年教师,对法学教育改革至关重要。
  修改培养目标、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和修订教材是法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过去,法学教育的目标、专业、课程和教材,都是根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法律编定的,这显然不能适应经济体制大变革的形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培养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各种法律人才。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都应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进行调整,以适应新时代培养法学人才的需要。法学教材也要根据市场经济法律观和新的立法,适时修订。总之,要把法学人才的培养与市场的经济的需要接轨,使法学教育培养的人才能够适应新时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
  教学方法要改革,教学手段要现代化,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必需措施。长时期以来,法学教学大多采用注入式讲授方法,虽然一到教学改革时,也强调采用启发式教学法,但收效不大。在走向21世纪的变革时期,法学教育方法必须适应形势的需要,进行大的改革:可以借鉴某些西方国家的讨论式教学法或答问式教学法,课前布置预习教材或指定参考资料,课堂上部分时间重点讲授,然后由学生提问,为学生解答;或者向学生提问,由学生回答,以改变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同时应当十分注意工作能力的培养,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如举行疑案辩论、模拟法庭、观摩审判、进行社会调查、参加实践实习等,使学生了解社会、了解国情,提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面对高新技术的日益发展,法学教育必须将电脑用于教学,尽快实现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法学教育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牵涉到方方面面,有相当大的难度;但在走向21世纪的年代,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必须给予充分的注意,齐心协力,把法学教育改革工作做好,庶不负大变革时代对法学教育工作者的期望。
  法学家要努力培养自身新的学术品格
  陈鹏生(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中国当代的社会变革,不但为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带来契机,也使法学家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因此,法学家要自觉努力地培养自身新的学术品格,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对法学家来说,学术品格是其精神风貌的重要反映,它直接影响法学家的理论思维、价值判断和研究作风。法学家具有什么样的学术品格,关系到法学家所创造的法学理论如何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如何对实际作出可否取舍的价值评价,从而影响法学的发展及其模式的选择。法学的发展,其本身是一种理性的探索与开拓。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深刻的社会变革时代,法学的发展面对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靠创新的法学理论的理性品格去分析、鉴别与选择,才能划清是非界限,正确导向。而探索新形势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法律问题,尤其需要法学家具有新的学术品格,自觉地跳出长期存在的那种注释法学的文化氛围,鼓足理论勇气,大胆面对实际,充分发挥法学家主体的价值判断能力,扎扎实实地弄清楚法制现实中的重大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不能再满足于当一名“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注释派法学家。
  如果说中国古代由于自然经济的影响、封建专制的统治以及儒家思想的束缚,根本不可能象恩格斯所谈的“形成一个法学家阶层”,那么,在今天正在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我们就没有理由不把作为法学科学之精华的法学学说,和作为法学理论思维重要标志的法学学派,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在于法学家要努力培养自身新的学术品格。
  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法哲学的时代使命
  公丕祥(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教授)
  21世纪正在迅疾地向我们走来。伴随着向新世纪迈进的时代脚步,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波澜壮阔地展开。这场伟大变革的进程已经并且将继续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导引着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向。
  马克思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法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因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法哲学研究,应当密切关注自己的时代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法哲学决不能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也不能成为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主观遐想,而必须参与生动的现实生活,反映并解读时代生活的各种关系,使之成为时代精神的体现,成为法律文明的活的灵魂‘这乃是法哲学的时代生命力所在。
  那么,我们的时代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时下正在历史性地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呈现出创新乃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从本质意义上讲,这一法律发展趋势,意味着法律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它所体现的,乃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等的大变革潮流;它所反映的,是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这一特定过程中法律文明及其价值基础变迁的激动人心的画面;它所要展示的,是从我们这个民族的法律思想到法律行为的各个领域变化的多方面进程;它所要建树的,是同世界法制现代化进程相协调的但又充满浓郁的民族意味的制度安排、价值观念及其生活准则系统。因此,以理性的目光,与现实世界相撞击,自觉地审视我们时代的法律变革进程所提出的重大问题,这是当代中国法哲学的历史使命。法哲学不仅要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法制创新过程相接触并产生相互作用,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最精致、最宝贵和最神圣的精髓都融于法哲学思想之中,使之成为我们所处时代的法律问题的理性认识系统,进而成为这个时代的真正的法哲学。
  作为一场意义深远的法制变革运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能否达到预期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就此而言,中国法制现代化首先是从事这一变革的主体自身的现代化,是把表现传统法律观念并以传统模式行动的人转变为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行为的人的广泛过程。人的现代化决不是法制现代化过程结束的副产品,而是实现法制现代化并使现代法制长期发展的基本的先决条件。一个先进的法律制度要获得成功,取得预期的社会效果,就必须有赖于操作这些制度的人的现代素质,即人的价值观念、行为模式、思维方式、情感意向和人格特征的现代化。一个国家的人民只有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与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相互协调,这个国家的法制现代化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因此,人的法律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应当引起当代中国法哲学的高度关注。法哲学必须担当起时代赋予的使命,推动社会主体走出传统的法律世界,重构法律价值体系,从而向新的法律世界迈进,以不辜负伟大的挑战与变革的时代的历史期待。
  对法理学研究的忧虑与期待
  高帆(国务院法制局研究室主任)
  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才能流长。中国法学的繁荣和法制的进步,有赖于法理学研究的深入。当前,我国的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人们都热烈地期待一批有水平、高价值的法理学著作问世,以起到释疑解惑、探源指路的作用。尽管十几年来法理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也不可讳言,法理学受传统模式束缚极大,在思想观念、内容体系及研究方法等方面,都严重地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笔者作为法制战线上的一个实际工作者,对法理学研究有如下忧虑:
  第一,担心法理学研究滞后的局面难以在短期内改变。目前,法理学研究课题很多,其中有不少新问题。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所作的决定中就有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市场法律体系的构成问题、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原则、方法和途径问题、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比较研究与移植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带有全局性、根本性,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无疑是一场攻坚战。过去法理学研究的弱点之一是缺乏韧性和战斗精神,对一些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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