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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论庭审公开
【英文标题】 The Public Trial【作者】 范登峰
【作者单位】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分类】 刑事诉讼法
【中文关键词】 庭审公开;可接近性;可获得性;可依靠性
【英文关键词】 public trial; accessibility; acquirability; reliability
【文章编码】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期刊年份=2017期刊号=4页码=60期刊栏目=刑事法学标题=论庭审公开英文标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4
【页码】 60
【摘要】

庭审公开包括庭审应当以公开开庭的方式进行以及审理结果必须以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说明的理由为依据,庭审未涉及的证据和事实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庭审未说明的理由不得作为裁判的理由两个方面的含义。庭审公开关键是充分实现刑事庭审的可接近性、可获得性、可依靠性三个特征。

【英文摘要】

Public trial does not only means criminal trial being heard in public, but also means each judgment being based only on facts that are ascertained during the trial and reasons offered during the trial. The key of a public trial is to ensure accessibility of a public hearing, acquirability of information of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accusation, reliability of facts and reasons ascertained in the cour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4097    
  
  在理论界,“庭审虚化”“庭审走过场”以及审判结果的“暗箱操作”,是我国现行刑事审判久为诟病的主要问题[1]。针对刑事审判存在的问题,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规定:“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护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法发〔2013〕11号)第十一条规定:“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庭审实质化、庭审中心论要得到落实,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庭审公开,而对于何为庭审公开,学界研究不多,本文拟对此问题加以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一、庭审公开的基本含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法发〔2007〕20号)指出,审判公开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刑事庭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确保审判公开。
  庭审“公开”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庭审应当以公开开庭的方式进行;二是审理结果必须以庭审查明的事实和说明的理由为依据,庭审未涉及的证据和事实不得作为裁判的依据,庭审未说明的理由不得作为裁判的理由。
  公开开庭和公开审理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公开审理都属于公开开庭,即使因为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法定情形不能公开审理的案件,也应当公开开庭。公开开庭包括公开审理和公开判决两个方面:公开审理是指在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出庭的情况下,法庭开展的以对证据进行展示、审查、采纳,对案件事实进行确认、对是否构成犯罪、构成什么犯罪、刑罚如何适用等法律适用为内容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其形式表现为公开相关信息(包括案件名称、被告人身份、法庭审理的时间、地点、法庭组成人员等信息)及为公众旁听法庭审判提供充分便利。公开判决包含公开宣判和公开裁判文书两个方面{1}31。
  需要指出,即便是因为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法定情形不能公开审理的案件,也应当公开开庭,这里的公开开庭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刑事庭审应当在审判法庭进行,不得在看守所、侦查机关的办案区域、监狱等场所进行。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案件,庭审活动应当在审判法庭进行。巡回审理案件,有固定审判场所的,庭审活动应当在该固定审判场所进行;尚无固定审判场所的,可根据实际条件选择适当的场所。”对于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也应当按照这一规定执行。这样要求的理由是:首先,不能影响民众(包括被告人)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产生怀疑,如果刑事庭审不在审判法庭进行,而是在侦查机关或者公诉机关的办案场所等其他地方,民众有理由对法院能否独立行使审判权产生怀疑。前些年,有部分法院的部分案件在看守所进行审理宣判的现象,近几年,更有一些法院专门在看守所设立专门的审判法庭,[2]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提倡,并且应当严厉禁止,尽管这种作法确实具有方便、便捷的优点,但因为这种作法必然引起民众对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怀疑,因而应当予以禁止。其次,不能影响被告人充分行使权利。审判法庭是专门进行案件审理的场所,其法庭布置、设备配置均对被告人行使权利进行了相应考虑,如对视听资料的质证、法庭音响设备的配备等都可能影响被告人充分行使权利,而看守所的临时法庭往往不具备审判法庭的设备,因而不应将刑事庭审安排在看守所进行。第二,公众应当能够获得除涉及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等法定不能公开的信息以外的其他有关刑事审判相关信息的知情权。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主要是出于保护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目的,但不能以保护国家秘密、个人隐私为由而不提供公众获悉不公开审理案件的有关刑事审判其他信息的机会,如关于审判组织的组成情况、开庭的时间地点、宣判的时间,这些信息并不妨害对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保护。第三,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同样应当保障被告人当面获得和直接回应的权利。所谓当面获得是指必须当着被告人的面在法庭审理的现场告知被告人其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向被告人展示案件证据、向被告人释明构成犯罪及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向被告人交代其享有的法定权利。所谓直接回应是指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意见、辩护理由等有关证据不能采纳、犯罪不能成立、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应当在法庭审理的现场给予支持或者不支持的意见和理由。
  二、庭审公开的特征
  庭审公开,关键是充分实现刑事庭审的三个特征:可接近性、可获得性、可依靠性。
  (一)可接近性
  作为“公开”的一个特点,可接近性是指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民众有亲临庭审现场及了解案件审理情况相关信息的机会;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民众有了解关于审判组织的组成情况、开庭的时间地点、宣判的时间等不妨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保护等信息的机会。可接近性具有如下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人民法院审判公开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的那样——司法公正应当是“看得见的公正”,司法高效应当是“能感受的高效”,司法权威应当是“被认同的权威”。只有保障刑事庭审的可接近性,司法公正才“看得见”、司法高效才“能感受”、司法权威才能“被认同”。第二,可接近性是保障司法监督得以实现的前提。如果民众连亲临庭审现场、了解案件审理相关信息的机会都没有,所谓的监督只能是纸上谈兵。第三,可接近性是宣传法治理念、规则意识的重要方式。一方面,可接近性由于给民众亲临庭审现场、了解案件审理相关信息的机会,也无疑会给刑事庭审参与人员特别是司法人员一定的压力,从而督促案件依法处理,以致促进依法治国理念、强化包括司法人员在内的广大民众的规则意识;另一方面,民众由于可以亲临刑事审判现场、了解案件审理相关信息,通过旁听案件审理、了解案件处理相关情况接受法制教育。
  有观点认为:公开审判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保障案件当事人获得公正裁判的权利和保障公众对司法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两个方面,但这两个方面的作用都在司法实践中大打折扣,一方面,公开审判并不能有效保障当事人获得公正裁判的权利,因为即使群众看到了法庭审理过程中法官的审判活动以及最终的审判结果,但由于案件处理过程中更多的“暗箱操作”都是法官们在庭审之外私下进行的,因而公开审判并不能真正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公开审判并不能保障公众对司法的知情权及监督权,因为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几乎一辈子都不会亲临审判现场去目睹法官的审判活动,开庭审判时真正到庭的所谓的群众其实都是与本案具有种种利害关系而首要关心审理结果的人,比如当事人的亲属、朋友,加之群众即使对被报道的案件有所见解,也往往停留在口头的议论上,而很少有人向司法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与此相反,向社会公开审理案件不仅不能有效地发挥保障当事人及公众权利的积极作用,反而还具有对当事人隐私权的漠视乃至侵犯的负面效果,因为除了不予公开审理的案件涉及当事人隐私权的保护以外,而实际上所有的案件都涉及到当事人的隐私权{2}。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首先,造成案件当事人隐私权受到侵害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公开审判。确实,媒体因为从公开审判的渠道获取了案件当事人的相关信息而侵害当事人隐私权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更为突出且造成恶劣影响的现象恰恰不是因为公开审判后媒体予以报道,而是在公开审判前相关媒体的不实报道,因而当事人的隐私权受到侵犯的根本原因不是公开审判,而是隐私权保护的完善问题。其次,由于当下媒体的发展,刑事案件当事人的隐私保护确实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3}42,但不能因为出于当事人隐私权保护的考虑而放弃审判公开这一基本原则,因为如果连公开审判原则都不能坚持,所谓的直接言词原则、证人出庭制度等都将无从谈起,因而这一主张完全是因噎废食。最后,审判公开是保障司法公正的措施之一,司法公正是由包括审判公开、辩护权保障、独立审判等一系列原则与规则、制度共同发挥作用的情形下才能实现的,不能以存在司法不公正的现象而否认审判公开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北大法宝,版权所有
  我国目前的刑事庭审在可接近性方面还存在一些欠缺,如由于法庭的容量有限,法院的旁听受到一些限制,缺乏对于公开审理的案件公开庭审记录的渠道,公开案件裁判还得不到充分保障{1}31,因而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可获得性
  可获得性是指在法庭审理的现场当面告知被告人犯罪事实、展示案件证据、释明构成犯罪及承担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交代法定权利,以及在法庭审理的现场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质证意见、辩护理由等有关证据不能采纳、犯罪不能成立、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给予支持或者不支持的意见和理由的保证。可获得性对于公正审判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可获得性是“平等武装”的保证。“平等武装”是控辩式刑事审判的要求之一,被告人要想对其构成犯罪的指控进行有效的辩护,必然要求其明了指控的犯罪事实是什么、证据有哪些、构成犯罪的理由是什么、进行辩护享有哪些法定权利,只有刑事庭审具有可获得性,辩护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第二,可获得性是保障“以事实为依据”的重要方式。只有在被告人当面被告知犯罪事实、当面展示案件证据,特别是重要证人、鉴定人的出庭,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才有可能有效提出质证意见和辩护理由,从而促进“以事实为依据”的实现。第三,可获得性是保障“以法律为准绳”的重要方式。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有关证据不能采纳、犯罪不能成立、被告人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在庭审得到支持或者不支持的意见和理由,有利于促进“以法律为准绳”的实现,因为法庭必须结合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实体法的明确规定对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进行评价。第四,可获得性是实现司法权威的重要方式。被告人只有当面被告知犯罪事实、当面展示案件证据、在庭审得到关于其辩护意见支持或者不支持的意见和理由,才有可能对裁判心服口服,司法权威才可能树立起来。
  目前,我国刑事庭审在可获得性方面还有一些需要完善的地方,特别是重要证人及鉴定人的出庭以及法庭在庭审对于辩护意见给予支持与否的意见和理由方面有较大欠缺。有研究指出:一方面,我国的证人出庭存在出庭作证率低,如山东泰安市泰山区法院的证人出庭作证率仅有0.83%,相比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的0.19%有大幅提高,但仍然不足1%。公开数据显示,全国法院一审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不超过10%,二审案件的证人出庭率不到5%。另一方面,证人出庭作证因为存在证人出庭作伪证、证人所证事实与本案的定罪事实关系不大、证人出庭作证消极敷衍等现象而导致出庭效果差{4}。我国当下的刑事庭审在法律释明权方面存在怠于行使法律释明权、越权行使法律释明权、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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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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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方工.遏制权力干扰司法的改革措施必须有效[J].学习月刊,201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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