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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江西社会科学》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认缴登记制中的适用
【作者】 石冠彬江海
【作者单位】 2011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南方基地{研究人员}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公司法
【中文关键词】 认缴登记制;章程自治;《公司法》第20条;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文章编码】 1004-518X(2015)12-0168-0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2
【页码】 168
【摘要】

现行《公司法》在公司注册资本问题上持认缴登记制的立场,彰显了章程自治的现代公司法理念。《公司法》第20条所确立的人格否认制度与章程自治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利用公司独立人格与股东有限责任规避交易风险乃公司得以存在的价值体现,只要公司不存在欺诈等违法行为,不可仅根据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否认公司独立人格;股东认缴出资额明显超过其资本能力时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章程约定的股东出资期限以认定有效为原则,若绝对不可能实现,应根据《公司法》第20条确定股东的出资责任;公司股东恶意将非货币财产高估作价的,可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8042    
  现行《公司法》赋予股东可以通过章程形式自主决定出资事项,相对于2005年旧版本的法,学界存在“公司资本从有限制的认缴制到无限制的认缴制”{1}“改注册资本的实缴登记制为认缴登记制”{2}“在公司出资问题上确立了授权资本制”{3}等不同表述,但上述差别是观察视角的差异,并无实质区别,论者们其实均在表达我国现行《公司法》就公司资本制度问题原则上已采纳认缴登记制的立场。与2005年《公司法》的修改赢得学界普遍认可不同,2013年的公司资本制度变革引发了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激烈争议。{4}简单说,除了有学者批判此次资本制度改革的立法程序上存在行政权倒逼立法权的瑕疵外,{5}学者多围绕资本制度改革是否有损公司债权人、是否危及交易安全而展开讨论,限于篇幅,本文仅讨论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认缴登记制框架内的适用问题,以期对司法实务能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确立于2005年,现行《公司法》20条第3款延续了原有规定:“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行《公司法》就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仍然只是作出原则性规定,对于何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等构成要件并未加以细化规定,而是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理论上,认缴登记制允许股东就出资事项以章程形式自治乃着力于降低创业门槛、简政放权,自然不可能允许股东打着章程自治的旗号滥用权利、危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及整个市场经济秩序的交易安全,因此,若股东的章程自治行为被界定为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并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权益,至少从逻辑上存在适用《公司法》20条第3款的可能性。
  与此同时,公司资本制度认缴制改革贯彻的是公司章程自治这一现代公司法理论,集中体现了“公司设立自由主义”的精神,即股东原则上有权决定以什么出资、何时出资来决定公司的设立事项。很显然,赋予股东章程自治权符合降低创业门槛、简政放权以打造服务型政府的时代潮流。在理论上,甚至有学者主张“自由主义应当成为公司法的基础和支点”{6}。从该角度而言,此次公司资本制度的认缴登记制改革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公司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对中国公司法理论与实务关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障提出了挑战,认缴登记制下的公司法理论与司法实务必须回答如下公司章程自治背景下的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问题。
  首先,注册资本额度的章程自治可能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与开展正常营业工作所需成本明显不对称的、资本数额显著不足的公司。这类公司连运营都靠举债维持,其交易风险明显增大,那么理论与实务是否应当认定股东设立这类资本显著不足的公司属于滥用其有限责任和公司独立法律地位的行为,从而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认定股东的出资责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如果股东直接认缴了明显超过其承受范围的出资额,是否仍有必要认定公司人格独立?其次,认缴登记制原则上允许股东对出资期限自由约定,这可能导致股东在实务中约定客观上根本不可能兑现的出资期限,在此种情况下是否仍有必要肯定公司的独立法律地位?出资期限的合理与否又应当如何确定?最后,现行《公司法》废除了强制验资程序,但仍然明文要求股东就非货币财产作价入股之时不得高估,即要求保证资本的真实性,若股东以非货币财产出资之时高估作价,是否也有适用上述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余地?
  二、注册资本章程自治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
  2005年《公司法》26条第2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3万元。法律、行政法规对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较高规定的,从其规定。”第59条第1款还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中的一人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10万元,第81条第3款对股份有限公司也有人民币500万元的最低注册资本额度要求。在现行《公司法》施行之前,在我国注册公司:一般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必须达到3万元、一人公司必须达到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则要求500万元以上,且法律、行政法规还可对特殊公司的注册资本额度做更高的要求。但是,现行《公司法》26条、第80条则明确规定只要不存在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的例外情形,则法律不再强行规定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以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为准,以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的设立原则上将再无门槛要求,改由公司股东通过章程的形式实行自治。对此符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彰显自治的公司法理论”{7}的变革,有学者予以了强烈的批判,认为国家立法、司法将注册资本与交易规模是否相适应的问题完全交由公司交易的相对人自己把握、自己管控风险,是一种“缺少公权道德”的行为。{5}
  现行《公司法》废除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是否可能有损公司债权人权益,有无适用现行《公司法》20条第3款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余地呢?对此,应当认为《公司法》废除了最低注册资本制度,只要公司股东不存在欺诈等违法行为,则公司债权人无权仅以公司注册资本显著不足为由请求法院否定公司人格的独立性。
  一方面,废除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所引起的公司注册资本显著不足并不会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在一定程度上还将更有利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障。传统公司法理论倡导的资本信用论实为悖论,[1]实践证明意欲通过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立法安排从而保障公司债权人权益完全是立法者闭门造车、主观臆断的结果,{8}事实上乃人为设定了违反公平原则的市场准入门槛,{4}从而催生了代为垫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制度性造假的局面,并最终损害到公司债权人的权益。同时,通过《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的施行,实践中已经形成“工商登记认缴资本、企业公示实收资本”的二元资本公示格局。这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体系的形成,将使公司交易相对人更方便了解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与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背景下交易相对人无法判断公司工商登记的注册资本是否真实相比,认缴制下的注册资本更为接近实际状况,有利于公司交易相对人防止交易风险。因此,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废除有助于制度性造假的情况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同时公司交易相对人也将根据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更加真实地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从而更为谨慎地采取交易行为。总之,认缴登记制不仅不会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反而更有利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障。
  另一方面,即使公司注册资本显著不足,甚至连正常运营都靠公司对外举债得以维持,最终公司债权人的债权因为公司并无净资产而无法兑现,也不能因此将股东以极少出资额出资的行为认定为“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并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权益”。
  第一,“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公示的,为公众知晓,交易相对人在明知交易对手资本不足的情形下自然应当有足够的理性判断是否与之发生交易。”{9}在公司交易相对人从公司注册资本判断出公司资本实力并不雄厚的情况下,若仍自愿与公司发生交易,理应视为自愿承担商业风险,难以归责于《公司法》废除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这一改革措施,并不能说废除最低注册资本后公司股东以较少出资额设立公司的行为“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第二,即使认定了上述公司债权人权益受侵犯是股东出资数额过低导致的,也并不符合《公司法》20条第3款要求的“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的构成要件。废除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符合现代公司法理论所强调的章程自治精神,股东投入多少资本从事特定生产经营活动本即属于一个投资者自由、企业自主、市场自律的问题,何来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一说?
  第三,现行《公司法》已经明确废除了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制度,赋予股东在注册资本上的章程自治权,那么,只要股东不存在诈欺等违法行为,自然不可能将股东依法行使权利的行为界定为权利的滥用,加重股东的出资责任。作为市场交易主体,法律赋予公司股东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法律责任这一“逃避债务”的“法定权利”,既然如此,只要公司股东如实披露出资实况,不存在诈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情况,理应坚持公司的独立人格。诚如学者所言:“可以说,随着有限责任日益被视为市场主体合理配置商业风险的正当途径,以及借助有限责任公司形式从事商业活动被视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天然权利。”{1}既然公司人格独立乃原则,股东以认缴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是公司股东合理避免商业风险的正当途径,司法实务自然不应当因为公司资不抵债就认定股东认缴出资额显著过少属于滥用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有限责任的行为,不能仅仅因为公司从事与其资本实力不相对称的业务而否认公司的独立人格。
  第四,以资本实力雄厚与否来认定公司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显然不合理,有违不同公司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的原理,也与2013年《公司法修正案》对公司资本制度修改所贯彻的“鼓励创业、降低投资门槛”这一指导思想相悖,“人格用数字来衡量”的做法也有悖于人文主义情怀应当能在民商事法律制度中得以体现的新时期法治精神。股东认缴出资额的多少乃私法自治的范畴,符合制度设立初衷的逃避债务行为,只要股东不存在欺诈等其他违法行为,认缴的出资额再少也不能被认定为股东滥用公司独立法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自无适用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的空间。
  有观点认为:“当某一公司设定的资本规模与其营业内容严重脱节、根本不足以应对其可能承受的债务风险时,已不属正常的商业经营而属于过度的商业投机行为,其过小的资本安排应推定为公司设立者规避和转嫁商业风险的不良动机。”{1}但是,“这种利用较少资本计划经营大事业者或高风险事业者,目的就在于利用公司人格和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降低到必要极限之下,并通过公司形式将投资风险外化给公司债权人”{10}(P144)乃公司制度的价值所在,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投机行为是否过度。即使股东过低的出资额加剧了交易风险,也不能将公司股东的这类行为评价为“滥用公司独立法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以逃避债务”的行为,只要公司股东不存在诈欺等违法行为,仍应肯定公司之独立人格。
  综上所述,现行《公司法》废除最低注册资本制度本身并不会损害公司债权人权益,借助于《企业信息公示暂时条例》的配套施行,废除最低注册资本从制度上将有助于公司债权人权益的保障。
  三、出资期限章程自治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适用
  2005年《公司法》26条、第81条对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出资期限分别作出强行规定。设立普通有限责任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必须在公司设立之时,股东必须完成占认缴出资额20%以上的出资行为,剩余出资除投资公司可以在5年内缴足之外,其余公司必须在2年内缴足;而以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因为股东的开放性,则必须一次性缴足出资。第59条第1款还要求有限责任公司中的一人公司必须一次性缴足出资。现行《公司法》26条、第58条、第80条除要求以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一次性缴足出资外,对于普通有限责任公司、一人公司、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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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赵旭东.资本制度变革下的资本法律责任——公司法修改的理性解读[J].法学研究,2014,(5).

{2}樊云慧.从“抽逃出资”到“侵占公司财产”:一个概念的厘清——以公司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为切入点[J].法商研究,2014,(1).

{3}石冠彬,江海.论公司发起人的出资补缴责任——兼评《公司法解释三》第13条[J].法商研究,2014,(2).

{4}刘燕.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J].法学研究,2014,(5).

{5}甘培忠.论公司资本制度颠覆性改革的环境与逻辑缺陷及制度补救[J].科技与法律,2014,(3).

{6}施天涛.公司法的自由主义及其法律政策——兼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J].环球法律评论,2005,(1).

{7}于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法学理论研究[J].当代法学,2013,(4).

{8}刘俊海.建议《公司法》与《证券法》联动修改[J].法学论坛,2013,(4).

{9}施天涛.公司资本制度改革:解读与辨析[J].清华法学,2014,(5).

{10}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11}李志刚.公司资本制度的三维视角及其法律意义——注册资本制的修改与股东的出资责任[J].法律适用,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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