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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股东连带责任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适用
【英文标题】 Application of Shareholder’s Joint Liability in IP Litigations
【作者】 陈健淋【作者单位】 上海中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知识产权法【期刊年份】 2017年
【期号】 34【页码】 50
【摘要】 以知识产权侵权为背景研究股东的连带责任,其特殊性在于知识产权作为权利客体易受侵害,而股东在法人侵权中起积极推动作用。若股东明知知识产权存在而积极实施侵权行为,在法人自有资产不足以赔偿权利人损失的前提下,可依法追究其连带责任。实践中可以依据人格否认制度以及共同侵权制度区分不同情形予以适用。当股东明知知识产权的存在,为获取非法利益,积极利用其高管身份教唆、帮助、参与实施侵权行为,应当适用共同侵权制度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而当股东滥用出资人地位,高度控制公司时,可以根据公平正义的需要,适用人格否认制度追究股东连带责任。在多数情形下,追究股东责任是因为他们利用高管职位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人格否认制度适用于有限情形。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3412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股东参与实施侵权行为或者利用法人制度逃避侵权责任的现象并不少见。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是否可以以及如何追究股东的侵权责任,是实务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以民法总则中的连带责任规定为引领,结合民事侵权理论和人格否认理论,对知识产权侵权中的股东连带责任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比分析美国的经验做法,提出我国知识产权侵权中股东连带责任的适用规则和典型情形。
  一、股东连带责任的适用困境
  当前,创新驱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加强知识产权的司法保护对于推进我国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作用更加凸显。法院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赔偿数额时,既要力求反映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相应的市场价值,又要适当考虑侵权人的主观状态,实现以补偿为主、惩罚为辅的双重效果。随着司法判赔数额的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取证难、周期长、成本高、赔偿低、效果差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善,但判赔数额并不直接等同于充分救济,作为非自愿债权人,知识产权权利人的赔偿与侵权法人的偿债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实践中,许多权利人获得了较高的判赔额,但因侵权法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有限,依旧无法获得足额的经济赔偿。
  法人的独立责任提高了公众的投资热情,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积极推进的作用,然而该制度发展至今,也产生了许多漏洞。例如,因公司法对于公司资本的要求不断降低,公司偿债能力多有不足;由于诚信制度的缺失,股东利用公司外壳逃避责任的现象时有发生;公司成立后,所有权和经营权没有完全分离,股东控制公司实施违法行为大量存在。一方面是大量中小企业赔偿能力不足,而另一方面是股东利用法人恶意侵犯知识产权以攫取巨额财富。在恶意侵权案件中突破法人独立责任,追究股东连带责任,已然成为实务之需。
  司法实践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在成都成量工具集团有限公司与上海亚豪工具有限公司、刘国增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1]成都成量工具集团有限公司是商标的持有人,上海亚豪工具有限公司自2009年下半年起生产并销售标有涉案商标的丝锥,该公司由刘国增等两名股东投资设立。因被告亚豪工具公司实际由被告刘国增一人经营,一人决策,并将销售侵权产品的货款打入其个人的银行账户中,所获利益归其个人用于其家庭开销等,因此被告刘国增实际是利用其经营的公司实施侵权行为为其个人牟取非法利益,损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故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判令,被告刘国增与亚豪工具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从判决书的描述似乎可以看出,法院倾向于认为股东和公司在人事、财务等方面发生了混同而追究股东连带责任。
  另一起追究股东责任的案件是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有限公司、中山樱花卫厨有限公司、苏州樱花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中山分公司、屠荣灵、余良成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2]该案中,樱花卫厨(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享有在先注册商标,起诉要求被告四家公司停止侵权行为、赔偿经济损失,公司股东屠荣灵、余良成承担连带责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屠荣灵与余良成在明知樱花卫厨公司“樱花”系列注册商标及商誉的情况下,通过控制苏州樱花公司、苏州樱花公司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集成厨卫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实施侵权行为,其个人对全案侵权行为起到了重要作用,故与被告四家公司构成共同侵权,对侵权损害结果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屠荣灵在在先判决认定苏州樱花电器有限公司构成侵权的情况下,相继成立了以侵权经营为主业的苏州樱花公司、苏州櫻花公司中山分公司、中山樱花卫厨公司,其为逃避法律义务而设立公司的行为该如何评价?是因构成公司人格否认而承担连带责任?抑或如判决书所认定,因与公司构成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
  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何种情形可以判令股东承担连带责任,如何根据不同案情区分适用共同侵权制度和人格否认制度,判例背后反映的司法困境,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股东连带责任的理论基础
  (一)关于法人独立与股东连带责任
  我国司法秉承法人实在说,以法人人格独立和股东有限责任为两大基石,认可法人具有侵权行为能力。在知识产权诉讼中,多由法人独立承担侵权后果,股东因为不是独立的主体而不承担责任。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法定代表人因执行职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法人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股东有时兼任法定代表人,可否以此为由进行抗辩?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58条对这一条文进行具体解释:“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以法人名义从事的经营活动,给他人造成经济损失的,企业法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股东作为法人的员工参与侵权,其行为能否完全被法人所吸收?
  民法总则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中,所谓执行职务的行为,是指执行法人目的事业职务内的行为,[3]并非法定代表人的所有行为都由法人承担责任。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民法通则意见第58条规定的经营活动,是指以法人名义从事的活动,活动的内容、时间、地点、场合应与法人相关联,活动的受益人应当为法人,满足上述条件的法定代表人或员工的侵权行为才由法人承担,否则应单独评价。引申之,如果股东在职责范围内正常履职,其行为应当为法人主体所吸收,由法人对外承担责任。若股东超越职权、积极从事侵权业务,或者以法人为工具实施侵权行为,其行为应当单独评价,由股东与法人一起承担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指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的约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当事人对共同产生的不履行民事义务的民事责任承担全部责任,并因此引起内部债务关系的一种民事责任。[4]民法总则第一百七十八条第一款规定:“两人以上依法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人有权请求部分或者全部连带责任人承担责任。”连带责任是一种比较严重的责任,权利人可以向任意连带责任人请求承担全部责任。连带责任的产生有法定和约定两种方式,就侵权法而言,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当侵权行为符合法定情形时,原告可以进一步起诉“深口袋”,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权利人通过追究有偿付能力的股东责任,可以得到充分救济,不会因为部分共同侵权者的赔付能力影响了全额赔偿。
  (二)知识产权侵权与股东可归责性
  以知识产权侵权为背景研究股东的连带责任,其特殊性在于,侵犯知识产权的法人多为资金技术短缺、研发能力有限的中小企业。在这些企业中,法人组织结构并不规范,经营权和所有权容易发生混同,股东作为出资人同时担任法人的高管,对公司享有高度控制权。股东对于法人的侵权有着特殊的原因力,有必要对其行为进行单独评价。同时,股东通过模仿已公开的知识产权,辅以法人形式进行制造销售即可实现盈利,知识产权作为权利客体容易受到侵害。因此,对于股东责任的追究有助于打击侵权行为的“幕后推手”,实现对于知识产权的严格保护。
  从理论上分析,在知识产权侵权中追究股东连带责任也是合理的。具体体现在:一是股东有行为能力。不受控制的行为即使产生损害后果,追究责任也难以预防行为的再次发生。股东或设计侵权产品,或利用职权命令控制下属从事侵权行为,这些行为系在明知前提下有意为之,股东在行为之初就应当预见到可能面临的不利后果。二是股东存在多种选择。当行为人无从选择时,追究其责任也难以预防行为的再次发生。股东可以选择合法经营或者非法经营,但最终因利益驱使而引导公司从事了侵权行为。三是股东因侵权而获利。任何人不可因违法行为而获益,股东通过侵犯他人知识成果而获利丰厚,影响了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对其行为予以规制。四是股东具有更高的赔偿能力。如果主体的担责能力较高,由其承担过低的责任将使得主体责任客观逃脱。股东通过法人侵权攫取高额利润,在法人资产不足时,他们理应成为责任主体。从上述角度分析,在特定情形下追究股东的连带责任有助于打击侵权行为、促进社会效率。
  (三)股东连带责任的路径选择
  1.因共同侵权而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七种侵权行为可导致连带责任的产生: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教唆人、帮助人与行为人的连带责任,共同危险行为人的连带责任,分别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全部损害行为人的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的连带责任,高度危险物所有人与管理人、非法占有人的连带责任,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的连带责任。就知识产权侵权而言,共同侵权和帮助侵权是产生连带责任的两种主要方式。共同侵权指的是行为人和侵权人共同实施了生产、制造、销售、许诺销售等侵害知识产权的行为。帮助侵权指的是没有实施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但故意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或在明知或应知他人即将或正在实施直接侵权时为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以及特定情况下直接侵权的准备和扩大其侵权后果的行为。[5]
  在知识产权诉讼中,需要追究股东连带责任的情形多发生于股东积极参与法人的侵权行为,如股东积极提供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供公司复制发行,又如股东设计侵权产品供公司制造销售,这些行为多为帮助侵权。王泽鉴先生认为,广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包括: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加害行为)、视为共同侵权行为(教唆和帮助者)、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6]共同侵权行为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作出相应的限缩或者扩张解释,便于司法实践灵活掌握。[7]在侵权法中帮助侵权可视为共同侵权的一种,且两者都承担连带责任,审判中对此并不严格区分,本文以共同侵权盖论之。
  2.因人格否认而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是指为阻止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和保护公司债权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就具体法律关系中的特定事实,否认公司与其背后股东的独立人格及股东的有限责任,责令公司的股东(包括自然人股东和法人股东)对公司债权人或公共利益直接负责,以实现公平、正义目标之要求而设置的一种法律措施。[8]民法总则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营利法人的出资人不得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滥用法人独立地位和出资人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法人的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法人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该条规定将人格否认从公司拓展到全部营利法人。法人滥用人格分为五种情形:一是为规避法定的义务或者合同义务。如规避纳税或者竞业禁止义务,重新设立公司;或假借公司之名从事非法行为,掩盖其逃避债务的真实目的。二是人格混同。法人与股东人格混同,使法人成为股东或另一公司的另一个自我。例如,股东与法人财产混同、经营业务混同、组织混同、股东对公司过度控制。三是资本不足。法人资本与法人经营的规模及其隐含的风险相比明显不足,[9]股东的出资不足将导致经营风险转移至公司外部。四是股东的利益分配政策剥夺了法人的利润。五是法人和股东的关联交易。司法实践中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应符合如下条件:法人已经取得独立人格;股东实施了滥用法人人格的行为,并造成债权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严重损害结果;滥用法人人格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法人无清偿能力。
  当前,出资人利用法人独立地位逃避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比较严重,且方式和手段呈现出复杂、隐蔽和多元化的特点。将法人人格否认作为营利法人的一般规则加以规定,有利于防止出资人滥用法人人格、有限责任获取非法利益,以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正常的交易秩序。[10]从国内的生效判决来看,适用人格否认制度来追究知识产权侵权中的股东责任案件较少,与实践中股东滥用公司独立人格的多发性不相称,究其原因在于我国司法秉承法人实在说,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法人人格被滥用且适用其他民事法律无法对债权人进行有效救济,否则不会因此而否认股东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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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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