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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案例)》
供证关系在证据审查及事实认定中的价值分析
【作者】 聂昭伟(二审承办法官)【作者单位】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期刊年份】 2015年
【期号】 24【页码】 22
【摘要】 [裁判要旨]供证关系是指被告人供述与其他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之间形成的时间及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包括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两种情形。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供证关系在审查判断证据及事实认定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其中,在先证后供模式中,如果其他直接客观性证据单薄,认定被告人有罪时要慎重。但在先供后证模式中,如果根据被告人供述或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证据,且其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则可以认定有罪。
□案号 一审:(2014)浙甬刑一初字第64号 二审:(2014)浙刑三终字第141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0366    
  [案情]
  公诉机关: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孙旭均。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孙旭均犯故意杀人罪,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孙旭均与被害人张燕(女,殁年26岁)于2006年结婚,婚后二人常因经济问题发生矛盾。2012年1月25日左右,孙旭均在家中,因张燕向其要钱而发生争执后,孙旭均采用扼颈手段致张燕死亡。之后,孙旭均用丝袜绑住张燕的手脚,将尸体放置在家中阁楼里。数月后,孙旭均将张燕尸体用布包裹,再用金属丝捆扎后,运至慈溪市桥头镇一山上,掩埋在其家的杨梅树附近。2013年12月6日,孙旭均归案后带领民警指认了掩埋张燕尸体的地点,后民警在该处找到尸体。
  [审判]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孙旭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孙旭均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鉴于本案因家庭矛盾激化所引发,孙旭均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以及审理期间其亲属积极代为赔偿被害人亲属部分经济损失等情节,对孙旭均判处死刑,可不立即执行。依照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孙旭均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孙旭均未提出上诉。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孙旭均死刑,缓期2年执标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评析]
  在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供证关系在审查判断证据方面具有重要价值,是认定案件事实的重要考量因素。所谓供证关系,即被告人供述与其他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之间形成的时间及逻辑上的先后顺序,具体包括先供后证与先证后供两种情形。针对供证关系对案件事实的证明价值问题,“两高三部”于2010年6月13日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第34条中专门作了规定,该条款被2013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刑诉法解释》)第106条所吸收。
  一、在先证后供模式中,如果其他直接客观性证据单薄,且不能完全排除逼供、诱供可能的,认定被告人有罪时要慎重
  先证后供模式系侦查人员在侦破案件过程中,根据已经收集到的犯罪证据来分析判断嫌疑对象,经过填密的侦查,逐步锁定犯罪嫌疑人,然后将其抓获归案并进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在事实与证据面前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供述的内容与先前获取的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在司法实践中,先证后供情形是比较常见的。因为犯罪行为人在实施犯罪后,为逃避法律制裁往往会逃离案发现场,当警察赶赴现场时,遗留下来的只有一些痕迹物证,如作案时遗留在现场的指纹、足印、毛发、唾液、精液、血迹等。由于犯罪嫌疑人负案在逃,侦查人员无法从其处获得口供,故只能从遗留在现场的上述痕迹物证人手,通过现场勘查收集有关物证,询问被害人以及目击证人,从而确定犯罪嫌疑人并将其缉拿归案。经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其所作供述与之前获得的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
  在上述先证后供印证模式中,尽管被告人的供述与先前查获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能够相印证,但由于其他证据形成在先,侦查人员事先已经掌握了相关证据情况,此后犯罪嫌疑人再供述的,对于供述的自愿性与真实性往往难以判断。为此,在这种模式中,犯罪嫌疑人相关供述内容的证明力较弱,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价值没有先供后证大。不仅如此,在此类案件中,由于侦查人员根据在案证据事先已经锁定了作案人,一旦犯罪嫌疑人归案后拒不供认,个别侦查人员为突破口供,还有可能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纵观近年来的刑事冤案错案,在公安人员已经发现案发现场及被害人尸体的情况下,被告人对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的供述往往与公安人员刑讯逼供、诱供有关,故仅凭被告人供述及现场勘验、检查笔录、尸体鉴定结论一致就认定被告人作案,往往并不可靠。为此,笔者认为,对于被告人的供述与现场勘验、检查笔录以及尸体检验情况相吻合,但其他直接客观性证据单薄的案件,如果是先证后供,且不能完全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在认定被告人有罪时要慎重,以避免错案的发生。
  当然,尽管先证后供对于认定案件事实的价值没有先供后证大,但并不是说这类案件的事实就不能认定。对于先证后供的案件,只要证据确实、充分,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锁链,仍然可以定案。特别是在有目击证人或者提取到了直接客观性证据的案件中,如现场遗留有被告人血迹、指纹、足迹、精液,抓获被告人时从其身上或者住处查获了被害人的手机、银行卡等物品,由于在案证据充足,即使是先证后供,也不影响定案。此外,在先证后供模式中,如果根据被告人的供述又提取到了一些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隐蔽性证据,仍然可以定案,而这就涉及供证关系中的另一种模式即先供后证模式。
  二、在先供后证模式中,如果根据被告人供述或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证据,且其供述与在案其他证据能够互相印证,并排除了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可以认定有罪
  与先证后供模式相反,先供后证系侦查机关在抓获犯罪嫌疑人后,根据其口供进一步取得其他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如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者在其指认下,侦查人员找到了被掩埋于地下、山洞、废弃矿井中的被害人尸体,找到了作案时所穿的沾有被害人血迹的衣物,作案后被其抛弃的作案工具(如尖刀、棍棒、石块),以及被害人的手机、银行卡、身份证等等。
  在司法实践中,先供后证模式常常发生在如下案件中:其一,在犯罪嫌疑人因形迹可疑而到案,或者主动投案自首的案件当中,其到案后随即供认了所犯罪行,由于侦查机关当时尚未掌握有力证据,故先供后证的特征会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二,在那些暂时没有发现犯罪现场与犯罪证据的疑难案件中,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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