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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行政法学研究》
论政府采购行政诉松的原告范围
【副标题】 从出租车司机被劫案说起
【英文标题】 On Plaintiff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Concerning Government Procurement
【英文副标题】 From Case of Taxi Driver Being Robbed【作者】 朱中一
【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分类】 行政诉讼法
【文章编码】 1005-0078(2011)03-112-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3
【页码】 11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7273    

一、案情介绍

2009年10月21日凌晨1时许,两名歹徒将S市出租车司机L诱骗至郊区抢劫杀害。经法医鉴定,L为失血性休克死亡。在整个过程中,负责接收报警信号的T公司(L车载报警设备由T公司在2004年政府采购中标后提供并维护)和110报警中心始终未获得该出租车的报警信号。L之妻G女士认为出租车的车载报警系统失灵是导致其丈夫受伤后未能及时报警,结果失血过多死亡的重要原因。经查,T公司在2004年至 2006年8月间,S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周某就S市客运出租车“三机合一”平台及调度中心监控中心建设项目招标、验收审计等管理过程中,先后非法收受T公司经理辛某送的钱物。上述周某的受贿行为已经被S市C区人民法院对周某受贿罪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G女士认为,供应商有行贿情形,应该由政府采购监管机关进行行政处罚,并且,刑事判决书确认的行贿行为属于重大违法记录,T公司应丧失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2009年底,T公司又在一次政府采购中中标。中标公告发出后,为G女士得知。

2010年1月,G女士在该中标公告的异议期内向S市财政局提出异议,依据前述两项理由要求S市财政局对T公司进行处罚,并宣布其丧失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S市财政局书面进行答复,认为行政处罚已过时效,并且受贿罪的刑事判决书中作为事实认定的行贿行为并不能构成供应商的重大违法记录,重大违法记录应是针对本人的刑事判决书或者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此也不能取消T公司的政府采购供应商资格。2010年2月,G女士以S市财政局未履行法定职责为由向S市J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S市财政局对T公司在2004年采购项目中的行贿行为进行处罚,并取消其在2009年底采购项目中的供应商资格。法院受理该案后,通知T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二、原告资格问题的争论

就本案的争议焦点来说,总共有三个方面:G女士是否具有原告资格?行政处罚是否已经超过两年的期限?受贿罪的刑事判决书中所确认的行贿行为是否可以被认定为“重大违法记录”?后两点属于实体问题,本文暂不研究。在庭审中,原告资格问题成为了焦点中的焦点。

众所周知,判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2、 24条和第4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2条。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合法权益遭受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人可以成为行政诉讼的原告;而《若干解释》则要求原告必须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此,合法权益是否遭受侵害,以及是否与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两个核心问题。根据现行的法律及司法解释,“合法权益”是原告所主张的是明确受法律保护权利;“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则要求原告主张的损害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有明确的内在联系。[1]

原告主张其具有原告资格的观点有两个:其一,被告未履行监管职责与原告丈夫生命权受侵害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原告认为,导致其丈夫遇害的重要原因是车载报警设备失灵,而T公司在车载报警设备政府采购项目中是通过行贿行为中标的,S市财政局作为该市政府采购监管机关,对T公司所参与的政府采购活动负有法定的监管职责。因此,原告推论,其丈夫生命权由于被告不履行监管职责而受到侵害,原告与该监管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二,原告是纳税人,政府采购均使用财政资金,因此原告与政府采购监管行为之间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被告认为G女士不具有原告资格,理由有以下几点:

1.政府采购监管行为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保护政府采购产品使用者的生命权并非政府采购监管机关的法定职责。

行政诉讼法》第2、 41条规定中的“合法权益”应采“法律保护范围”说。孔祥俊先生在其担任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副庭长时,曾撰文指出:“起诉人诉请保护的不能是泛泛的,或者一般性的合法权益,而必须是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关联的、具有确定性的和易于把握的合法权益。按照该衡量标准,起诉人诉请保护的权益(主张其受到损害的权益)必须是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关的法律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即通常是用以衡量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的法律规范所保护的范围,该法律规范以保护该权益为目的或者指向。”[2]该观点被实务界广泛接受。[3]可见,合法权益不是泛指的、抽象的,而是由被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所保护的那种具体的、特定的合法权益。

政府采购法

》并不直接保护普通公民的生命权。其理由有以下三点:

(1)从主体的角度看,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并非《政府采购法》的保护对象。《政府采购法》1条开宗明义介绍了立法目的:“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廉政建设,制定本法。”其中明确提到了《政府采购法》所保护的是“政府采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政府采购当事人”,指的是政府采购活动中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各类主体,包括采购人、供应商和采购代理机构等(《政府采购法》14条)。

(2)从《政府采购法》所保障的权利内容来看,普通公民的生命权也非《政府采购法》保护的合法权益。政府采购法致力于创造政府采购的公平竞争秩序。虽然《政府采购法》中没有明确指出其所保护的权利类型,但根据该法71条、第72条(这两条规定了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和第77条(供应商承担法律责任的情形),可以总结出政府采购监管的目的在于创造出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秩序,因此,《政府采购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主要是指供应商的公平竞争权以及采购人在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环境中获得最优产品、服务或工程的权利。

(3)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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